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政治要挾，加上對勒龐領導的極右翼可能在法國執(zhí)政的擔憂，正促使歐洲加快討論在外交政策上轉向“特定多數(shù)表決制”。

歐盟能否將“否決權”這一政治武器徹底掃進歷史垃圾堆？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曾利用該機制在數(shù)十項決策上掣肘歐盟，這重新點燃了關于終結歐盟“一致同意”決策機制的討論。

隨著這位民族民粹主義領導人在選舉中遭遇挫折，歐盟委員會已將推動關鍵改革提上日程，試圖向新的決策機制過渡。面對歐洲大陸日益濃厚的政治不確定性，歐盟必須盡快啟動改革，以防極右翼和民粹主義勢力效仿歐爾班從內部瓦解歐洲模式。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周一強調：“在外交政策上向特定多數(shù)表決制過渡，是避免重演過去那種系統(tǒng)性政治阻撓的重要途徑。我們必須抓住當前的契機，推進這一議題。”

這一議題備受爭議。塞浦路斯和馬耳他等中小型國家已明確表示反對，認為此舉將削弱他們在外交政策上的話語權。他們主張，一致同意原則能夠保護成員國之間的共識，并確保大小國家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地位。

巴塞羅那國際事務中心研究員、前歐洲議會議員多梅內克·魯伊斯·德韋薩指出，歐盟委員會現(xiàn)在必須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婭·卡拉斯攜手，向歐洲理事會提交相關提案。

魯伊斯·德韋薩分析稱：“眼下，隨著歐爾班的敗選，我們迎來了一個為期一年的絕佳時間窗口，直到法國大選塵埃落定，以防范屆時可能出現(xiàn)的政治變局。”

這位前議員指出，瑪麗娜·勒龐領導的歐洲懷疑論極右翼政黨贏得法國大選的風險，正是推動這項改革的強大催化劑。

自2022年以來，關于在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領域廢除一致同意原則的呼聲日益高漲。特別是考慮到歐盟即將迎來新一輪擴員，新成員的加入無疑會進一步增加決策的難度。

同年，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便提議，將目前已適用于約80%歐盟立法的特定多數(shù)表決制擴大至更多領域。盡管如此，此后該議題實質性進展寥寥。

不過，部分國家已結成聯(lián)盟以施加政治壓力，推動這一進程。例如，西班牙與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共同加入了“特定多數(shù)表決制之友”小組。

多位歐盟內部人士指出，匈牙利作為一個極端案例，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教訓。在民族民粹主義者歐爾班執(zhí)政期間，布達佩斯自2011年以來已動用否決權阻撓了21項決策。

這些阻撓主要集中在涉烏克蘭議題上，如對俄制裁或歐盟擴員相關事宜；此外，匈牙利還曾抵制對實施暴力的以色列定居者實施進一步制裁。

根據倫敦大學學院教授米哈爾·奧瓦德克的分析，自2011年以來，在15個國家針對40個議題發(fā)起的48次否決中，匈牙利動用否決權的次數(shù)位居所有成員國之首。

要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決策中從一致同意轉向特定多數(shù)表決，最直接的方式是修改歐盟條約，但這在現(xiàn)實中幾乎不可能實現(xiàn)。

在當前動蕩的國際局勢下，亟需改革與決斷的歐盟若想避免陷入癱瘓，這種“多速歐洲”模式或許是最具可行性的方案。此外，強化合作機制還能產生一種倒逼效應：那些最初未加入的國家，可能會因為擔心錯失紅利而重新考慮加入。

盡管如此，改革之路絕非坦途。歐洲改革中心的哲伊凱·恰基和查爾斯·格蘭特在近期的一份分析報告中警告稱，廢除一致同意原則也伴隨著隱患。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一個成員國在涉及本國敏感議題的投票中屢屢被邊緣化，可能會激化其國內的反歐情緒。此外，取消一致同意原則并不能絕對保證決策的順暢；它僅僅為少數(shù)成員國頑固阻撓的情況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

在特定多數(shù)表決制下，由大國組成的聯(lián)盟依然具備阻撓決策的能力。該機制要求至少55%的成員國且代表歐盟總人口65%的國家投下贊成票。

這意味著，作為歐盟最大的兩個國家，德國和法國只需爭取少數(shù)幾個成員國的支持，就能達到35%的人口門檻，從而形成“少數(shù)否決”。而且，即使巴爾干半島所有國家以及烏克蘭和摩爾多瓦都加入歐盟，大國阻撓決策的能力依然不會受到實質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