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起耗時15年、涉案金額近10億美元的驚天騙局。

一個19歲輟學的女孩，用一件黑色高領毛衣和一句“一滴血改變一切”的口號，騙過了兩位美國前國務卿、五角大樓前高官、傳媒大亨和華爾街最精明的投資人。

她被稱為“女版喬布斯”，白宮為她站臺，媒體把她捧上神壇。而當謊言最終被戳穿時，人們才發現，這家估值90億美元的公司，連一項檢測都做不準。

她叫伊麗莎白·霍姆斯。她的故事，要從2003年說起。

那年，19歲的霍姆斯還是斯坦福大學化工系二年級的學生。她的導師錢寧·羅伯茨是工程學院院長，對這個野心勃勃的女生格外賞識，破例讓她進入博士生實驗室。

那年暑假，霍姆斯到新加坡基因組研究所實習。非典爆發后，她每天泡在實驗室里，看著血液樣本在傳統設備上被反復處理，心里只有一個念頭：太慢了。

她要改變這件事。

回到美國后，霍姆斯把自己關在家里，5天寫出了一項專利——一種可穿戴的給藥貼片，能實時監測身體狀況。

然后她做了一個決定：輟學。她要像當年的比爾蓋茨和喬布斯那樣創建一個偉大的公司。

在導師錢寧的支持下，霍姆斯在加州成立了Theranos公司，宣稱要打造一種革命性的血液檢測設備，只需采集指尖一滴血，就能快速檢測出上百種疾病，從高膽固醇到癌癥。

霍姆斯和喬布斯一樣，非常會講故事，而且很能打動人。

她說，很多絕癥之所以難以治愈，是因為這些疾病積累到一個閾值后才會發病。這是一個線性增長的過程，比如癌癥，大部分癌癥發現的時候已經是晚期，因此，前期檢測就變得非常重要。

基于此，霍姆斯表示她已經研制出一個新型檢測設備——愛迪生。病人只要刺破手指擠出一滴血，就能用愛迪生檢測出幾百項健康指標。

這么美好的故事打動了很多投資者，于是錢就來了。

硅谷風投教父蒂姆·德雷珀率先給她投資100萬美元。到2004年底，霍姆斯手里有了6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雖然不算多，但足夠她開始招人、建實驗室、吹下一個更大的牛。

霍姆斯知道，在硅谷，光有技術不夠，必須有背書。她盯上了一個人：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2011年，兩人會面不到兩個小時，舒爾茨就答應加入Theranos董事會。

消息一出，連鎖反應開始了。

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前國防部長威廉·佩里和詹姆斯·馬蒂斯、前參議員薩姆·納恩、前海軍上將加里·拉夫黑德、富國銀行前董事長理查德·科瓦塞維奇、前疾控中心主任威廉·福吉——這些名字一個個出現在Theranos的董事會名單上，橫跨政界、軍界、金融界，唯獨沒有醫學背景的人。

霍姆斯心里清楚這一點。但她更清楚另一件事：當這些人在一起時，沒有人會問：“你們懂醫療嗎？”

有背書也要立人設。

霍姆斯一直視喬布斯為偶像，她開始瘋狂地模仿喬布斯——黑色高領毛衣、深色眼妝、壓低的嗓音。辦公室常年開著空調，溫度設在15.5度，就為了讓她的黑色毛衣造型不變形。

她的講話方式也照搬喬布斯：“Theranos不只是一家醫療公司，而是人類與醫學的交匯口。”

類似的話喬布斯也說過：蘋果站在科技與人文的交叉口。

誰都能看出她在模仿，但這有什么呢？喬布斯成功了，霍姆斯一樣可以。投資人不是傻子，但他們太想做“改變”世界的那個人了。于是，錢像潮水般向堆姆斯涌來。

據統計，Theranos在2010年到2015年間累計融資超過9億美元，估值最高達到90億美元。公司擁有800名員工。霍姆斯個人持股超過50%，個人財富一度接近50億美元。

鼎盛時期，美國連鎖藥店沃爾格林宣布與Theranos合作，在其門店內提供血檢服務。時任副總統拜登親自參觀實驗室。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女版喬布斯”的名號響徹硅谷。

9歲那年，霍姆斯對家人說，自己長大了要成為億萬富翁。

十多年后，她的愿望實現了。

問題是，那臺叫“愛迪生”的設備，根本就是個擺設。

懂醫的都知道，一滴血大約50微升，傳統靜脈抽血一次要抽5到10毫升，也就是100到200滴血。而不同檢測項目需要用到不同的試劑，會做多項前處理流程，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體檢時要抽好多管血的原因。

而霍姆斯把要做的兩百多項檢測項目壓縮到一滴血里，就像把一座圖書館塞進一個書包，從物理上就有違常理，實踐上就不更不可能實現了。

何況扎破手指取血，在擠壓時可能混入組織液稀釋血液樣本，導致白細胞、血小板等計數不準。擠壓也可能破壞紅細胞，出現溶血。再就是皮膚上殘留的消毒液、空氣中的灰塵，甚至棉簽纖維，都可能混入血液，造成外部污染。

更不用說指尖血這種動靜脈混合血，本身成分就比靜脈血復雜，受組織液、溫度、情緒等因素影響也更大。

所以，用指尖血檢測出來的結果，即使是同一根手指，不同檢測結果也可能不盡相同。

Theranos的技術人員很快發現，這些問題根本不是砸錢就能解決的。但霍姆斯很強硬，做不出來想要的結果就要求重做；數據不好看，就換個方向測。

一位前員工后來作證，霍姆斯曾指示技術團隊寫代碼，讓檢測失敗的結果自動被“修正”到正常范圍。

一位匿名員工曝光的內部郵件顯示，“愛迪生”只處理了Theranos 200項檢測項目中的15項，2014年全年檢測數不到總檢測數的10%，剩下的90%檢測都是使用的傳統儀器。

換句話說，這家號稱“顛覆血檢行業”的公司，90%的檢測是用西門子的設備完成的。

還有更離譜的。

投資人參觀實驗室時，霍姆斯向他們演示“愛迪生”如何檢測血液——但那根本不是實時畫面，而是提前剪輯好的錄像，在屏幕上又播放了一遍。

她向投資人展示PPT上的檢測數據，都是在買來的西門子機器上做的，沒有一個來自“愛迪生”。公司高管甚至試圖繞開FDA監管，直接和藥店合作，把未經認證的設備推向市場。

這些行為，放在任何一個行業都屬于欺詐。但霍姆斯不在乎，因為她身邊站著一群能擋住一切質疑的人。

不過，光環再耀眼，保密協議簽的再嚴厲，總有人不吃這一套。很快，“破局”的人來了。

他叫泰勒·舒爾茨，時年26歲，Theranos的前員工。他還有另一個身份：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的孫子。

泰勒在Theranos工作了不到一年，就發現了問題——設備達不到質控標準，上級卻要求實驗室員工視而不見。他向高層寫郵件反映，石沉大海；他向監管機構寫信舉報，毫無回應。

于是他做了一件事：聯系了《華爾街日報》的調查記者約翰·卡雷魯。

記者約翰·卡雷魯

卡雷魯之前十年一直在報道醫療健康領域，拿過兩次普利策獎。2015年初，他接到一個線報：Theranos可能有問題。

卡雷魯很驚訝，他知道霍姆斯的分量，沒敢輕舉妄動，而是先花了好幾個月梳理信息，接觸了十幾位前員工，試圖了解真相。但沒人敢實名說話，直到泰勒用一部一次性手機撥通了他的電話。

兩人見面后，泰勒把他在實驗室里看到的一切和盤托出：檢測數據造假、設備不合格、質量控制形同虛設……

卡雷魯后來回憶，那次談話之后，他確信這就是一個騙局。經過一番精心籌備，他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深度報道《Hot Startup Theranos Has StruggledWith Its Blood-Test Technology》（熱門初創公司Theranos在血液檢測技術上遇到了困難）。

文章戳穿了霍姆斯經營多年的謊言——機器無效、檢測造假、員工簽訂封口協議、數據與傳統方法嚴重不符等等。

文章稱，由伊麗莎白·霍姆斯領導的硅谷實驗室估值達90億美元，Theranos公司發明的檢測技術，并沒有用于其提供的所有檢測項目。

換言之，Theranos的核心檢測技術，從一開始就是騙人的。

報道一出，硅谷炸鍋了，Theranos的反應比卡雷魯預想的更猛烈。

她請來了全美最頂尖的律師之一大衛·博伊斯——就是那個幫美國政府打贏微軟反壟斷案的律師來和卡雷魯打這場官司。

2015年6月23日，博伊斯帶著Theranos的法律團隊，在《華爾街日報》紐約辦公室和卡雷魯見面。五個小時的交鋒，卡雷魯反復追問技術細節，博伊斯反復質疑他的消息來源。

Theranos還做了另一件事：找私家偵探跟蹤卡雷魯，試圖找到他的消息來源。霍姆斯親自約見了《華爾街日報》母公司新聞集團的主席、也是Theranos最大投資者之一的魯珀特·默多克，希望他出手干預。默多克沒有同意。

泰勒承受的壓力更大。

Theranos知道他泄密后，向他的祖父施壓。

老舒爾茨把孫子叫到家里，說要簽一份保密協議，承諾沒有律師在場。

但泰勒到了之后才發現，Theranos的律師就躲在樓上，準備好了一整套法律文件，包括臨時限制令，逼他簽字。泰勒當場拒絕。

泰勒也因此成為被告，他的父母為此花了超過40萬美元的律師費。

2015年10月15日，《華爾街日報》頭版刊登了卡雷魯的調查報道：《一家明星創業公司的掙扎》。

文章不長，但每個字都像一把刀。

它指出Theranos大部分檢測用的不是自己的設備，檢測結果的準確度被嚴重夸大，公司的財務業績和認證流程全部造假。

消息一出，媒體再次炸了鍋。《財富》《福布斯》《紐約客》這些曾經把霍姆斯捧上天的雜志，一夜之間集體倒戈。

FDA發布兩份報告，要求Theranos停止使用“愛迪生”設備。

美國聯邦醫保與聯邦醫助服務中心調查了Theranos在加州紐華克的實驗室，發現員工操作、流程及設備均不合規，隨后命令停用其核心產品。

2018年9月，Theranos正式解散。一個估值90億美元的商業帝國，從崩塌到消失只用了不到3年。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介入調查后，指控霍姆斯在2010年至2015年間通過精心策劃的欺詐，從投資者手中籌集了超過7億美元。

2021年9月，霍姆斯正式出庭受審。

庭審持續了四個月，檢方傳喚了多位前員工和高管作證，包括曾被她拉入董事會的前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

2022年1月，陪審團經過七天、超過50個小時的審議，認定霍姆斯被起訴的11項罪名中有4項欺詐罪成立。每項最高可判20年。

2022年11月，法官愛德華·達維拉判處霍姆斯11年零3個月監禁，并責令她和同案被告、Theranos前總裁兼前男友拉梅什·巴爾瓦尼共同退還4.52億美元。

但霍姆斯沒有放棄掙扎。

她兩次懷孕，以哺乳期母親的身份申請推遲入獄，獲準在獄外生下第二胎。服刑日期從2023年4月27日一再推遲。

她的律師團隊提起上訴，理由是庭審中存在法律失誤。

2025年2月，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上訴，裁定她未能證明任何法律失誤或重大錯誤。

2023年5月30日，霍姆斯在父母陪同下，走進得克薩斯州布萊恩聯邦監獄營地，開始服刑。

她的預計釋放日期是2032年3月19日。那年她48歲。

一個19歲輟學、用一滴血故事騙走9億美元的女人，最終用15年換來11年鐵窗。

有句話說得好：你可以在一時騙過所有人，也可以永遠騙過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時間騙過所有人。

仔細想想，霍姆斯很狡詐嗎？騙術很高明嗎？顯然都不是，可為什么這么多人愿意陪她演15年？

董事會的政治大佬們，沒有人懂微流控技術，但他們懂一件事：

當亨利·基辛格和喬治·舒爾茨同時坐在一家公司的董事會上，其他人覺得只要點頭就沒錯。

那么，這些精明的政治家們又為何相信這個“乳臭未干”的小女孩呢？

其實，他們不是不是“相信”霍姆斯的技術，他們是選擇不去質疑。

原因有三：

其一，背書鏈的自我循環。

基辛格加入董事會，不是因為驗過“愛迪生”的功效，而是因為舒爾茨先加入了。舒爾茨加入，是因為霍姆斯給他講了一個“改變世界”的故事，而他對醫療技術一無所知。

當兩個前國務卿坐在一起，第三個、第四個只會更快點頭。每個人都覺得：這么多大佬都信了，輪不到我來挑毛病。

其二，利益與面子比真相更重。

Theranos的董事會成員大多拿著期權，公司估值每漲一輪，他們的身價就翻一倍。質疑意味著退出董事會、損失大把的美元，還要承認自己當初看走了眼。而保持沉默的成本最低，更何況，誰愿意承認自己被一個19歲的小女孩騙了？

其三，他們根本不關心技術。

政客們需要的是政績。一個19歲輟學、白手起家、用科技顛覆醫療的女性創業者——這張牌打出去，能拉到選票、能吸引捐款、能在回憶錄里多寫一章。至于那臺機器到底能不能用，那是實驗室的事，與他們無關。

所以不是他們“相信”霍姆斯。是他們需要霍姆斯。而霍姆斯，恰好需要他們。

至于媒體就更不用說了——大佬們都這樣站她的臺，我還不趕緊把她印上封面？何況“19歲輟學創業的天才少女”這個故事不要太好賣了。

這樣一來，投資人也不像往常那樣做詳盡調查了，因為他們太怕錯過下一個喬布斯。

霍姆斯只是精準地放大了硅谷最危險的信仰：顛覆高于一切，故事重于事實。

在這個邏輯里，物理定律可以被愿景碾壓，科學驗證可以被敘事替代。所有人都太渴望相信那個“一滴血改變一切”的神話，以至于沒有人問一句最根本的問題：你的依據在哪里？

答案是沒有。從來都沒有。

信源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調查報道，2015年10月首發，約翰·卡雷魯撰寫

星島環球網：《滴血驗癌大騙局｜“女版喬布斯”確定入獄》，2023年5月18日

第一財經：《女版喬布斯被判11年，披露硅谷的創業文化“陰暗面”》，2022年11月23日

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裁決書，202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