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官員因贊華盛頓被罷官，卻把中國眼光刻進美國地標

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

文/劉亞東

30年前，老劉正在美國當駐外記者。1996年深秋，在華盛頓國家廣場第一次見到那段碑文。那天的午后，天色澄明，169米高的方尖碑靜靜矗立，像一把灰白色的石尺，靜立于天地之間。

華盛頓紀念碑（圖源：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官網）

在紀念碑底層大廳的墻上，嵌著一方青銅牌匾。上面鐫刻著1853年清朝寧波府贈予美國的碑文：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于勝廣，割據雄于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骎骎乎三代之遺意。”

文字質樸，卻字字千鈞。我默讀幾遍，才轉身上了電梯。登頂觀光后，乘電梯下行時，我靠在最內側的窗前。電梯開始微微減速，燈光亮起，一排排紀念石在窗外緩緩掠過——就在那兩三秒鐘里，我終于看到了原碑。深灰色的花崗巖，在周圍各色石料中并不起眼，但方正的漢字在光線下依稀可辨。它靜靜地嵌在石墻深處，像一枚穿越百年的郵戳，在我眼前一閃而過。

華盛頓紀念碑下的中文碑石 （圖源：網絡）

那一刻，老劉忽然感到一種莫名的震動。常駐美國多年，看慣了文化間的隔閡與沖撞，從未想過早在一個半世紀前，就有一位中國士人，用如此清醒的眼光審視著另一個文明的政治實踐，而他的文字竟被永久鐫刻在華盛頓紀念碑的內墻之上。

寫下這段文字的人，叫徐繼畬。

鴉片戰爭打開了國門，但大多數清廷官員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舊夢里。他們將西方視作蠻夷，將輪船火器斥為“奇技淫巧”， 哪怕一次次戰敗求和，也拒絕睜開眼睛看看這個已經變了模樣的世界。

徐繼畬是那個時代的異數。

徐繼畬像（圖源：網絡）

他出身山西書香世家，熟讀經史，卻對海外新知保持著罕見的好奇。在福建巡撫任上，他身處中西交鋒的前沿，親眼目睹了兩種文明間的巨大差異。他沒有像同僚那樣閉目塞聽，反而主動接觸西方傳教士、外交官和商人，通過各種渠道搜集地圖、書籍和航海日志，一字一句地考證、辨析、整理。

整整五年，他三易其稿，終于在1848年完成了《瀛寰志略》。

這本書徹底打破了“中國即天下”的傳統敘事，像一扇窗，第一次讓國人看清：中國在世界的東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在遙遠的大洋彼岸，還有著完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明，還有著一套與皇權專制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在那個皇權至上、尊卑有序的晚清，徐繼畬竟能平靜地介紹西方的選舉制度，坦然稱贊華盛頓“不僭位號、不傳子孫”的公心。這樣的聲音，在那個蒙昧閉塞的年代，無疑是石破天驚的。

他從來沒有否定自己的文化傳統。相反，他正是用中國古圣賢“天下為公”的理想，來理解華盛頓的作為，讓兩種看似遙遠的政治精神遙相呼應。但這在當時，已足以引來鋪天蓋地的攻訐。他被斥為“崇洋媚外”，被彈劾罷官，心血之作《瀛寰志略》也被束之高閣，幾乎無人問津。

即便如此，徐繼畬沒有放棄。晚年他主持同文館，力主將《瀛寰志略》列為教材。他想讓更多年輕人知道，這世界遠比他們想象的要開闊得多。

《瀛寰志略》書影（圖源：網絡）

1853年，這段對華盛頓的評價被刻成石碑，從寧波運抵美國，次年嵌入了還在修建中的華盛頓紀念碑。一位從未踏出國門的中國官員，憑著一雙冷峻的眼睛和一副熱忱的肝膽，把自己的見識永遠留在了異國的地標里。

百年之后，歷史終于還他以公正。《瀛寰志略》成了近代中國啟蒙思想的重要源頭。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無數尋找出路的中國人，都曾從這本書里獲得過重新認識世界的勇氣。他點起的那盞燈，終于沒有熄滅。

三十年過去了，老劉現在依然常常想起那塊碑。

它沉默地立在那里，不只是一個歷史的注腳。它證明了一個民族即使在最困頓的時刻，依然有人能保持清醒，敢于正視遠方，敢于在偏見與蒙昧中守護理性的微光。

徐繼畬的偉大，不在于他學識多么淵博，而在于他在一個封閉的時代，依然努力睜開雙眼；在于他在眾人的質疑中，堅持說出自己看見的真相。

如今，當人們再次站在這段碑文前，依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時空的目光——平靜、坦誠、不卑不亢。那是一個中國文人，在百年前給予世界的尊重與理解，也是一個文明在轉折年代，留給自己最珍貴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