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欠款不還”不一定構成“詐騙罪”

今天我們來聚焦一起信用卡詐騙案，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終審無罪判決，讓一名持卡人從“惡意透支”的刑事指控中徹底解脫。這場歷經一審、二審發回、重審一審再定罪、重審二審終改判的司法拉鋸戰，最終以“不具備非法占有目的、銀行催收無效、信用卡實為變相貸款”的三重裁判邏輯畫上句號，為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的準確認定樹立了標桿。本案由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改判，入選最高人民法院入庫案例（2025-04-1-139-001）。

在這起案件中，被告人金某于2017年向某銀行申領了一張“通寶白領信用卡”，額度10萬元。但這張卡很特殊：不能刷卡消費，不能取現，只能通過電話申請“白領金”，銀行將錢轉入他的借記卡，他再按月分期還本付息。2017年至2020年2月，金某一直正常還款，累計還款56萬余元。2020年2月后，因疫情和母親住院等因素，他未能繼續足額償還，銀行多次發送催收短信。2020年10月，銀行報案時金某欠款本金99551.90元。一審法院以信用卡詐騙罪判刑六個月，金某不服，上訴后案件發回重審，重審一審再次定罪，金某再次上訴。2023年12月20日，長春中院二審改判金某無罪。

那么，判決無罪的理由是什么？都遵循了哪些司法邏輯？

一是非法占有目的綜合判斷：拒絕“欠款不還=詐騙”的客觀歸罪。

再審法院明確指出：不得單純依據持卡人未按規定還款的事實認定非法占有目的。本案中，金某有穩定工作和收入，辦卡資料真實；開卡后總還款56萬余元，占銀行總投資金額的89.05%，證明他既有還款意愿也有還款能力；透支款項用于生活支出，沒有揮霍或犯罪；他從未變更聯系方式，沒有逃避任何催收。因疫情、母親住院等客觀困難導致未能及時還款，屬于“還不起”而非“不想還”。法院綜合這些因素，認定金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這一判斷傳遞出清晰的司法態度：信用卡透支糾紛與刑事詐騙之間，隔著“主觀惡意”這道必須獨立審查的防火墻。

二是有效催收程序嚴審：銀行自證矛盾，舉證不能敗訴。

司法解釋規定，惡意透支必須經發卡銀行“兩次有效催收后超過三個月仍不歸還”。有效催收要求兩次至少間隔三十日，且必須在透支超過規定限額之后進行。本案中，銀行聲稱金某于2020年2月末透支全部本金99551.90元，并在5月27日、6月30日兩次催收。然而，銀行自己發送的短信記錄顯示：2020年3月26日、4月2日，金某欠款分別只有17988.51元和36527.26元——這與銀行說法根本對不上。法院認為，現有證據無法證實金某透支本金9.9萬余元的具體時間，也就無法認定銀行的兩次催收屬于“有效催收”。舉證責任在控方，矛盾證據的不利后果由銀行承擔。這一裁判邏輯，為信用卡刑事追訴設置了一道嚴格的程序鐵閘。

三是變相發放貸款實體出罪：穿透“信用卡”之名，直擊業務實質。

最精彩的莫過于這一層。法院發現：金某的“信用卡”不能刷卡、不能取現、不能網購，唯一的用途就是申請“白領金”轉入借記卡再分期償還——這哪里是信用卡？這分明是一個以信用為擔保的貸款賬戶。根據《妨害信用卡管理司法解釋》第11條：“發卡銀行違規以信用卡透支形式變相發放貸款，持卡人未按規定歸還的，不適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惡意透支’的規定。”法院據此認定：本案實質是金融借款糾紛，不構成信用卡詐騙罪。這一判斷具有里程碑意義：它撕開了銀行“掛羊頭賣狗肉”的產品設計面紗，防止刑事手段淪為銀行催收貸款的武器。

長春中院以專業和擔當，頂住了“欠款十萬、銀行報案”的形式主義壓力，作出了這份標志性無罪判決。它不僅糾正了個案冤錯，更向全國司法機關傳遞出三重信號：主觀目的不能靠“推定”定罪，有效催收不能靠“自說自話”證明，信用卡罪名不能套用在貸款業務上。

難能可貴的是，面對銀行兩次報案、兩次定罪判決的“慣性”，法院沒有被“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樸素情緒綁架，而是穿透形式看本質：穿透欠款事實看主觀惡意，穿透催收記錄看證據矛盾，穿透“信用卡”名稱看業務實質。讓公眾看到：司法不應是簡單的“有罪推定”，而應是對法律構成要件的逐項嚴格審查。

我們應該為長春中院堅守法律底線、捍衛司法理性的勇氣喝彩！向作出終審無罪判決的法官致敬！為堅持上訴、從未放棄權利救濟的金某及其辯護律師點贊！

無罪判決，既是法治進步的生動注腳，也是對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堅守初心的最好致敬！

謝謝！@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長春中院

作者簡介

游濤，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本科、碩士，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據”“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還曾任某網絡科技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北大、清華等邀請講座；連續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在《法律適用》《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