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陳維
柯軍先生是當代昆曲名家，曾獲中國戲劇梅花獎、文華表演獎等多項殊榮，在海內外享有盛譽。他以“素昆”理念獨樹一幟，倡導重精神、去繁飾的昆曲表達，以最傳統抵達最先鋒之境。時人多知他在舞臺上的建樹，卻少有人留意，他在曲事之外沉心篆刻，且造詣深厚。
柯軍先生曾坦言，早年耽于篆刻的他，因上世紀八十年代昆曲清寂，心中略存隱憂，便以鐵筆治印鬻粥，為自身多留一途。這份樸素的初衷讓篆刻成為他案頭朝夕相伴的長物。只是當年那份現實的思量，終究未演為專職謀生之途；隨著昆曲事業日進，他的篆刻更趨純粹，純為寄情言志而作，與他的昆曲人生相映成趣。
柯軍先生于昆曲，一生守的是清雅本真，只把最純粹的文心與氣韻，唱給懂的人聽。這般于喧囂中守靜的品格，一旦移入印石之間，便化作刀筆下的從容。也正因如此，他的篆刻自與旁人不同，藏著戲里的風骨、人生的坦蕩。
揆諸當代印壇，印人往往著力于印面形式之經營，沖切披削備極華贍，卻不免輕慢了文字本身的內涵。柯軍先生不然，其印最顯著的特點恰是主題性創作。他治印必先重文本，以文意統領章法。明人甘旸《印章集說》有言：“印之所貴者文，文之不正，雖刻龍鐫鳳，無為賞奇。”古來印家之旨，皆以文為先，方寸印面不過是承載文心之器。柯軍先生的這一路徑無疑與文人篆刻的審美理想遙相呼應。《印史》以史傳人物為題，史筆與刀筆相融；《谷園印譜》取張炎《山中白云詞》入印，詞意與印風相契；《研山印草》以古文名篇為綱，逐句刊刻。彼時的篆刻，是案頭清玩而非炫技之具，所謂“石言情”是也。柯軍先生“印從昆出”，讓篆刻回歸文人案頭雅玩的本真狀態，恰是對傳統篆刻精神的自覺回歸。
韓愈論張旭草書云：“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柯軍先生治印亦是如此，他以曲中情、戲中意形諸石上，使印之風格恰合曲之精神。刻《千金記》，他取玉印之法，溫潤華美、金聲玉振，與戲中雍容氣象渾然相合；刻《寶劍記》，則用懸針篆一類挺勁線條，鋒棱爽利、筆直如劍，暗合英雄肝膽與劍氣鋒芒；刻《夜奔》，線條縱橫排奡、疾澀相生，刀筆間盡是蒼涼急行之態，直寫林沖風雪夜奔的孤憤與倉皇；刻《泛湖》，又以婉轉流轉之筆，模擬水光瀲滟、煙波浩渺，字態如波，意境悠然。一方印，便是一出折子戲；一刀一筆，皆為劇情與心境而生。
在柯軍先生心中，篆刻是昆曲精神的外化。唯有刀意與曲意相通，印章方有魂魄、有生氣。他的這份堅持近乎偏執，卻盡顯一位藝術家的清醒與自信。在當下多以技法相標榜的印壇，這種忠于自我、不妥協、不迎合的態度，恰是傳統文人最可貴的風骨。
柯軍先生之所以能做到意與法合、隨心運化，離不開長期積累的篆刻功底。他對篆刻源流、篆字變化、印式特點熟稔于心，既有印史素養，又有扎實的手上功夫。明其源，才能通其變；熟其技，方能從心所欲。因此，他可以不拘泥于某家某派，而是依據戲文選擇合適的形式。這樣的素養與能力，已非尋常泛泛涉獵者可比，足見其在篆刻一道上的沉潛與用功。
從早年聊以自濟的現實思量，到如今純粹寄興的精神追求，柯軍先生篆刻最動人的價值，正在于它最終歸于非功利的本心。職業篆刻家，多以印為業，以藝謀生，不免要迎合時風，競逐獎項，心思既在此，便容易忽略藝術本身的修養。柯軍卻不同，他以昆曲為本業，篆刻只是余事，可進可退，隨心而作。
藝術的高境界，往往是業余狀態下的專業。“業余”并非不專業，而是不為職業所困，不為市場所役，保有一份自由與從容；“專業”則是功力扎實，修養深厚。古之文人藝士，本無“職業藝術家”一說，皆以余事作書畫、治金石，正因為是“業余”，反倒成就了藝術的純粹與高格。柯軍先生的篆刻，恰是走了這樣一條路：以業余之心，行專業之實。這或許是柯軍篆刻最難得的意義。他于方寸之間分朱布白，在戲夢人生出將入相。刀筆之下，是不為名利所縛的清雅真誠；石痕之中，是不為時風所移的文人本真。在日漸重技輕意的當代印壇，柯軍先生以印銘昆，不僅刻出了一方方有溫度、有靈魂的印，更悄悄喚回了一種久違的、文人藝術的本真狀態。
本文作者：陳維，“鳳凰藝評”專欄評論家，博士，副教授、碩導，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江蘇十佳青年書法家，南京印社副秘書長，江蘇省直書協副秘書長，“金陵陶印”非遺傳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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