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媛媛：根在泥土里，法在鄉情間

研城人民法庭離縣城不遠，每次走進這棟不起眼的“平房”，心中總涌起一種特殊的親切感。十六年前，我剛被任命為沐川縣人民法院代理審判員，就被派到永福人民法庭，從此與人民法庭結下了不解之緣。

初識法庭：從法條到鄉音的轉變

還記得第一次獨立調解糾紛時的窘迫。那是一起鄰里間的相鄰權糾紛，雙方當事人都是五十多歲的農民。我翻開《物權法》，準備從相鄰權法律關系開始講起，剛說了幾句，就看到兩位當事人茫然的眼神。

“法官，你說的這些我們聽不懂，”其中一位抽了口旱煙，“我就跟你說，他屋頭的屋檐水都流到我墻根了，墻都泡壞了，咋個解決？”另一位不耐煩地擺擺手，“女娃子，你還沒得我的娃兒年齡大，你處理不好，還是回去喊老同志來。”我臉紅到耳朵根，趕忙躲到一邊跟院里的前輩打電話，前輩在電話里笑了：“小譚，你不要慌，在法庭工作，要先學會把法條翻譯成鄉音。還有，不要單打獨斗嘛，你先去把村支書、鎮政府、司法所的同志請來一起說。”

那天下午，我沒再提“相鄰權”，而是跟著兩位當事人去現場看了屋檐水的流向，聽了他們兩家長達二十年的恩怨，最后在村支書的幫助下，找到了一個折中方案：一方出錢修條小水渠，一方讓出半尺地方。

簽字時，那位抽旱煙的大叔說：“法官，你這樣處理我們服氣。”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人民法庭的第一堂課，是學會聽懂土地的聲音，那聲音是犁鏵翻動春泥的微響，是曬場上谷粒墜地的輕叩，是“川西竹海”的竹根在石縫間悄然伸展的韌勁；第二堂課，就是要學會在法律的基礎上，團結一切力量解決群眾問題，把根扎在群眾中間。三年的法庭生活，讓我真正讀懂了“根系”二字的分量：它不在高處，而在俯身時指尖觸到的濕潤泥土；不在判決書的墨跡里，而在調解協議上那枚微微發紅、帶著繭子的拇指印中。

再識法庭：從“單打獨斗”到“攥指成拳”

從永福法庭離開到樂山中院工作十年后，2023年7月，我以井研縣人民法院副院長的身份再次走進人民法庭——研城法庭（2023年被評為全國法院先進集體）。

庭長謝昭富是個90后，長得卻像個十足的80后，說起話一板一眼更像70后，干活兒又像熱情洋溢的00后，但卻有個10后的外號——“小花”，在介紹研城法庭工作時，他既靦腆又老練。在辦公室里，我看到他的工作筆記里有一張特殊的排班表-不是法官的庭審安排，而是“聯動排班”。上面密密麻麻寫著某月某日，與綜治中心、司法所、派出所、柑橘協會在某村聯合排查。我跟他交流起我第一次調解的那個屋檐水糾紛，他搓搓手笑呵呵地說：“譚院長，您當年調解那些案子，還要自己跑村支書家、找派出所、政府問情況、搬救兵吧？現在我們有‘聯、通、訪’機制，不用等矛盾鬧大了再湊攏（一起）。”他順勢從辦公桌下拿出一個文件夾，里面是法庭的工作臺賬。“您看這個例子，就很典型。”他指著一份記錄說：“今年1月份是柑橘收購旺季，一個外地果商按合同來拉4萬斤果子，果農臨時要每斤加一塊錢，兩邊僵住了。果商直接找到了縣柑橘辦和鎮政府。”

“這要在以前，可能就是鎮政府單獨協調，或者等一方起訴到法院，我們再介入，時間成本和商業風險都大。”謝庭長接著說，“但那天，鎮里一個電話過來，我們法庭、司法所、柑橘協會的人半小時內就都到了果園邊上。這就是‘聯’的反應速度。”

“到了現場，我們心里都清楚，這表面只是一起柑橘買賣合同糾紛，背后卻關系到‘井研柑橘’的誠信口碑。我們幾個人分工，有人跟果農算法律賬，明明白白講違約要賠多少錢，把‘契約精神’掰開揉碎說；有人從情理上勸，講‘誠信經營才能長久，丟了口碑就丟了根本’；柑橘協會的同行從市場角度分析，告訴果農因小失大、嚇跑客商的后果。鎮干部則在一旁安撫情緒，保障后續服務。”

“最后，果農想通了，客商也適當讓了一步，當天果子就順利裝車運走了。牌子保住了，更大的糾紛隱患也消除了。”謝庭長合上文件夾，“這種事現在不算稀奇。因為我們‘訪’得勤，跟果農、協會、客商都熟，他們有事愿意找我們；信息‘通’得快，鎮里一‘吹哨’，我們就能精準‘報到’。近三年，園區里的聯動調解越來越多，真鬧到要對簿公堂的案子，反而一年比一年少。這就是機制運轉起來后，‘腳板下得去，矛盾上不來’的效果。”

2025年年初，樂資高速征地，那段路正好穿過幾個核心柑橘園，涉及的青苗費補償歸屬、土地權屬、房屋產權有些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口頭互換承包地約定。補償方案一出來，好些的群眾都來到村上、鎮政府。“要是擱以前，這些疑難糾紛，得多方咨詢、層層上報處理。”但現在，研城法庭的“聯席會議”機制挺在前面，那一個月，法庭牽頭開了四次聯席會。第一次在鎮政府，綜治中心、司法所、涉及的鎮干部、村干部全到場。謝庭長一處一處指：這塊地是什么時候互換的，是誰在具體種植經營，旁邊那家雖然沒有證，但有其他的證據和證人證言還可以作證......

“不是我們法庭一家在說，是鎮干部講補償政策，農經工作人員講確權依據，村干部現場核實細節，司法所合力調解。”“十六起糾紛，像剝筍子一樣，一層一層剝開，找準了癥結，釋法明理，最終全部化解，項目得以順利推進，園區發展的節奏沒被打亂，這就是我們‘聯席會議’成效的縮影。”謝庭長每次說起這些，就變得一點都不靦腆了。

我想起十六年前，為了查清一塊宅基地的歸屬，我帶著書記員跑了三趟檔案局，兩趟國土所，還不敢保證找到的資料就是最新的。而現在，聯動機制讓信息在第一時間匯聚，讓專業力量在第一時間協同。

“信息通報”里的治理密碼

翻開研城法庭去年的四期《信息通報》，這是我們法庭的另一種“聲音”。

第一季度通報里，用柱狀圖清晰地顯示：涉柑橘產業糾紛同比上升30%，集中在購銷合同違約、勞務報酬拖欠。建議欄寫著：建議鎮政府牽頭，推廣使用縣柑橘協會制定的標準合同文本；建議在采摘季前，組織專項法治培訓。

第二季度的分析更加深入。通報指出，隨著城鎮化發展，土地流轉日益活躍，但程序隨意、合同不規范、主體能力不對等問題突出。建議加強法制宣傳、規范流轉管理、嚴格落實監管制度。這些建議后來被縣委主要領導批示肯定。

第三季度通報聚焦侵權糾紛，特別指出了鄉村道路監管薄弱、高空作業安全事故頻發等問題。提出的建議具體到“在彎道、陡坡路段設置醒目標識”“組織人員每月開展交通安全勸導”等可操作措施。

第四季度通報顯示，全年受理涉土地糾紛100余件，全部妥善化解。但同時也清醒指出：群眾法律意識增強但訴訟能力不足，多元化解成效顯著但解紛合力仍需強化。

“這些通報，鎮黨委政府有回應嗎？有沒有跟蹤過？”我問。

謝庭長打開手機，給我看鎮領導的回復：“已安排分管領導落實標準合同推廣事宜。”“縣領導已簽批農業農村局加強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履行的監督。”

他笑著說：“我們不做‘馬后炮’，只做‘預警鈴’。數據不會說謊，案例最能說明問題。我們的通報，就是把法庭在審判一線‘聽’到的問題，‘看’到的隱患，用專業的語言‘說’給黨委政府聽。這叫‘通’。”

回想當年我們辦完一個案子，常常只關注這個案子本身是否公正了結。而現在的人民法庭，已經是一個基層治理的“神經末梢”，能敏銳地感知社會機體的“病兆”，并參與“診治”。

“走訪”走出的人情地圖

有一次，我和謝庭長去集益鎮走訪。車子在柑橘園間的產業路上行駛，他如數家珍：“左邊這片是徐老大的果園，他女兒嫁到成都了，老兩口自己打理，去年合同吃了虧，我們幫他約了收購商重簽了。”“前面那個坡上是合作社的示范基地，他們的土地承包經營合同我們也要幫忙看看。”

走進鎮政府，政法委員老楊迎出來，第一句話是：“老謝，你來得正好，上周說的那個土地流轉的模版，我們修改了一版，你給把把關。”

這種熟稔，不是客套的寒暄，而是長期協作形成的默契。謝庭長說，他手機里存著轄區所有村支書、主任的電話，每個季度至少要跟每個村的“法律明白人”見一次面。“不是等他們來找我，是我要知道他們需要什么。”

在村委會，我們碰到來咨詢的果農老周。他拿出一份收購合同：“謝庭長，你看這個‘扣除雜質3%’合理不？”

謝庭長看了合同，又問了果子的品種、采摘方式，搖搖頭：“老周，這個條款對你不利。正常選果損耗一般在1％以內，他寫到3%，你可能會吃虧。”他當場幫老周修改了條款，還教他怎么用手機拍下選果過程的視頻作為證據。

老周走后，村支書感慨：“以前村民簽合同，要么不看，要么看不懂。現在法庭定期來，大家知道先問問，少了好多扯皮事。即便人沒到場，電話、微信也隨時找得到，有他在，我們踏實得很。”

我想起十六年前，那位說我“還沒得我娃兒年齡大”的當事人。當時那種不被信任的窘迫，至今記憶猶新。而現在，法官通過一次次走訪，成為了鄉親們遇到難題時“想得起、找得到、信得過”的人。

屋檐水與柑橘園：變與不變的鄉愁

回程的路上，謝庭長望著路邊的柑橘林，說了句樸素的話：“譚院長，我覺得法庭工作就像這些柑橘樹，根要扎得深，但枝葉要迎著陽光長。‘聯’是讓我們的根須和其他治理根系交織在一起；‘通’是讓養分在枝干里順暢流動；‘訪’是讓每一片葉子都能感受到陽光雨露。”

車子駛出百里柑橘園區，我送謝庭長回研城法庭，后視鏡里，那座不起眼的平房漸漸隱入暮色。但我知道，那里面亮著的燈，照亮的不僅是一摞摞卷宗，更是一張張織密的治理網絡，一份份沉淀的鄉土信任。

十六年，從永福到研城，從蹲在田埂上記筆錄的女法官，到分管法庭工作的副院長。我走過的每一個法庭都在告訴我：法治在鄉土中國的生命力，從來不止于裁判的威嚴，更在于這種細密而堅韌的“根系生長”。它聯通著千家萬戶的燈火，浸潤著每一寸需要公平正義的土地。

而我們，都是這棵大樹上的一片葉子，在歲月的風雨中，共同聆聽并回應著——土地深處，那從未停息的脈動。

（井研縣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