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7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在社交媒體上寫下這樣一句話：“我曾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愿為伊朗奉獻生命的人。”

他說這番話的背景，是伊朗正面臨美以聯軍的持續軍事打擊，而就在當天，美國總統特朗普剛剛發出極端威脅，揚言如果伊朗不在規定時間內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就將“毀滅整個文明”。

佩澤希齊揚回應稱，已有超過1400萬伊朗人登記“舍身保家衛國”，而他自己也隨時準備犧牲。

然而，就在不到一周前，同樣是這位佩澤希齊揚，剛剛在多個場合反復呼吁停火和談判。他表示伊朗愿意結束與美以的戰爭，只要國際社會能夠給伊朗一個“不再遭受侵略的保證”。

他還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致美國人民的公開信，說伊朗對普通美國人并無敵意，并邀請國際社會來評判“哪一方是談判者，哪一方是恐怖分子”。

復雜的人

這兩副面孔放在一起，讓很多人感到困惑。一個說“愿意犧牲”的人，怎么又像個整天喊“別打了”的人？也正因為這種看似矛盾的表現，佩澤希齊揚在國內被扣上了一個很難聽的帽子——“投降派”。

那么問題來了：他真的是“投降派”嗎？這個問題，不能只看表面，得把他這個人、他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及伊朗復雜的權力結構掰開來看。

一、“溫和派”不是“投降派”

在伊朗的政治派系中，佩澤希齊揚屬于典型的“溫和派”，也叫“改革派”。他出生于1954年，當過心臟外科醫生，作為軍醫參加過兩伊戰爭，做過衛生部長，還曾在議會任職16年。

他在2024年伊朗總統選舉中勝出，當時擊敗了強硬派候選人賈利利，而他身后站著的支持者，包括前總統哈塔米和前外長扎里夫等一批主張與西方改善關系的政治人物。

所謂“溫和派”和“強硬派”的核心區別，在于對西方、尤其是對美國的策略。溫和派主張通過外交談判來解除制裁、改善經濟，認為一味對抗只會讓伊朗陷入更深困境；

強硬派比如內賈德

強硬派則主張與美國針鋒相對，不信任任何談判，認為妥協就是出賣國家利益。佩澤希齊揚上臺后，一直延續溫和派路線，反復強調愿意與西方緩和關系、尋求合作。

但“愿意談判”不等于“投降”。投降是單方面放棄抵抗、無條件接受對方要求，而談判則是通過博弈來爭取對自己有利的結果。佩澤希齊揚每一次呼吁停火和談判，都不是無條件的。

他在3月31日明確表示，伊朗愿意結束戰爭的前提是“獲得防止侵略再次發生的可靠保證”。外交部長阿拉格齊也強調，伊朗不會停止戰斗，直到美國承認錯誤。這些條件擺在桌面上，怎么看也不像是“投降”。

那么，為什么他會被扣上“投降派”的帽子？原因之一，是他的溫和姿態在戰時顯得格外扎眼。當強硬派在媒體上高喊“戰斗到底”、革命衛隊在戰場上反擊美以的時候，佩澤希齊揚卻反復強調“克制”和“外交途徑”，這種反差讓他在群情激昂的氛圍中顯得格格不入。

有人說他“溫和過頭了”，甚至懷疑他是不是美以故意留著的“內線”。另一個原因，是伊朗國內本就存在對溫和派的深刻不信任——在許多強硬派看來，任何試圖與美國對話的舉動，本質上就是投降。

阿格拉齊也算溫和派

二、扎里夫與溫和派的困境

要理解佩澤希齊揚的處境，就不能不提到他的政治盟友——前外長、副總統扎里夫。扎里夫和佩澤希齊揚，可以說是伊朗溫和派這枚硬幣的兩面。

扎里夫是2015年伊核協議的核心起草者之一，也是伊朗最著名的“美國通”。他在伊朗外交界摸爬滾打多年，曾多次與美國國務卿會談，在西方世界積累了相當的人脈和聲譽。

2024年佩澤希齊揚當選總統后，扎里夫全力為他造勢，兩人在政治上高度綁定。佩澤希齊揚代表了溫和派在行政層面的“前臺”，扎里夫則代表了這個陣營在外交領域的“智庫”。扎里夫隨后被任命為副總統，負責戰略事務。

然而，扎里夫的仕途并不順利。他上任僅僅十天就宣布過一次辭職，理由是“對新內閣陣容感到失望”。原來，佩澤希齊揚提交的19人內閣名單中，包含了前總統萊希政府的多名保守派成員，這讓改革派陣營大為不滿。

扎里夫直言自己“感到羞愧”，因為他無法兌現對婦女、青年和少數族裔的包容承諾。

親密盟友

更大的麻煩還在后面。扎里夫的子女擁有美國國籍，根據伊朗法律，這意味著他不能被任命為敏感職位。

保守派議員抓住這一點，持續對他進行攻擊，稱他的任命“非法”。2025年3月，扎里夫在司法總監的建議下再次辭職，離開了佩澤希齊揚政府。

至此，這位溫和派的重要人物徹底告別了行政舞臺。與此同時，財政部長赫馬提也被議會彈劾下臺。這兩件事被外界解讀為佩澤希齊揚的“左膀右臂”被砍掉，他的執政能力遭到重創。

扎里夫的離開，折射出溫和派在伊朗政壇的尷尬處境。表面上，佩澤希齊揚贏得了選舉、坐上了總統寶座；但實際上，溫和派在議會中不占優勢，保守派和強硬派隨時可以掣肘。

佩澤希齊揚想推行自己的外交戰略，卻處處受制于人。他試圖在和解派和強硬派之間走鋼絲，結果兩頭都不討好。扎里夫的辭職說明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在伊朗，溫和派的路，真的不好走。

跛腳總統

目前伊朗的實際情況更加復雜。自2026年2月美以發動軍事打擊以來，包括前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內的十多位高級領導人已經陣亡。

伊朗的決策層經歷了一次劇烈洗牌，權力結構更加混亂。據外媒分析，強硬派在沖突中趁勢抬頭，革命衛隊主導了與美以對抗的走向。而佩澤希齊揚雖然貴為總統，卻“大權旁落”，他的多次和平呼吁并沒有被軍方和執行層真正采納。

換句話說，就算佩澤希齊揚真的是“投降派”，他也沒有能力讓伊朗“投降”。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立場，都必須在一個極其復雜的權力網絡中尋求平衡。

他在4月1日致美國人民的公開信中既表達了善意，又嚴厲批評美國的軍事威脅；他在4月7日的“犧牲宣言”中展現強硬姿態，也是在告訴國內外的質疑者：我不是你們想象的那種軟骨頭。

這才是理解佩澤希齊揚的關鍵。他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也不是一個人在發聲。他的每一次表態，既是向國際社會釋放信號，也是在國內各方勢力之間小心翼翼地走鋼絲。

伊朗軍隊

回到最初的問題：佩澤希齊揚是不是“投降派”？答案其實很清楚——不是。

“投降派”這個標簽，更多是強硬派對溫和派的政治攻擊，是一種臉譜化的概念。它忽略了伊朗復雜的權力結構，忽略了溫和派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現實困境，也忽略了佩澤希齊揚在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艱難平衡。

一個在戰場上隨時準備犧牲的人，和一個主張通過外交手段結束戰爭的人，可以是同一個人。事實上，能同時具備這兩種品質的政治家，在歷史上往往并不平庸。

佩澤希齊揚的“愿意犧牲”不是表演，他此前的求和言論也未必是軟弱。在伊朗這個充滿了內部博弈和外部壓力的國家，能活下來、能說話、能代表一千多萬登記參戰的民眾發出聲音，這本身就是一種力量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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