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上半年的一天，王京建像往常一樣去濟南軍區副司令楊國夫家中探望，王京建過去蹭是楊國夫的警衛員，兩人感情一直很好。

兩個人坐下來聊起了寫回憶錄的事情。

那一年，楊國夫已經七十六歲了，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轉為濟南軍區顧問也已經有兩年時間了，但他的精氣神還算不錯，只是心里一直有個疙瘩沒解開。

圖|楊國夫

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給他下了一個任務，要求他把當年在清河、渤海根據地的戰斗經歷記錄下來整理成回憶錄，畢竟他當時是全國政協第五屆常務委員，這個任務他不好推辭。

可楊國夫一直不愿意寫個人回憶錄，他擔心別人說他“吹”，怕寫出來的東西讓人覺得是在給自己臉上貼金。

王京建他們勸他說：

“如果你擔心別人說你‘吹’，那就可以多寫其他首長和戰友、戰士，把大家的功勞都寫進去，不就沒人說你了嗎？”

楊國夫聽了之后，沉默了好一會兒，然后慢慢講出了自己寫回憶錄的幾個觀點，他說不能突出個人作用，不能把功勞都算到自己頭上，一定要突出黨的領導、突出集體領導、突出人民群眾、突出烈士和英模人物。

這些話，在場的人都記在了心里，知道老首長從來就不是那種爭功諉過的人。

一

楊國夫的一生確實很少站在最顯眼的位置上，甚至可以說，他一直在“讓”，一直在“退”，可是他的貢獻，卻一點也不比別人小。

他是安徽霍邱人，一個窮苦農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九歲就開始給地主家放牛，十三歲進了蚌埠織紗廠當學徒，可以說是吃盡了舊社會的苦頭。

1928年，他加入了共青團，當起了大別山區的秘密交通員，兩年后正式參加紅軍，也就在那一年轉了黨。

在紅四方面軍里，他從一個普通戰士一步步干到了團長，后來長征途中在懋功會師之后，他做出了一個影響一生的選擇——跟著中央紅軍北上，沒有隨四方面軍主力南下四川。到了陜北之后，他進了紅軍大學學習。

抗戰全面爆發后，楊國夫奉命到山東清河區組織發展地方武裝，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他面對的是一個極其艱難的戰場環境。

清河區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沒有大山可以藏身，沒有密林可以隱蔽，面對日軍的機械化部隊，打游擊戰談何容易。

可楊國夫偏偏就在這片平原上打出了名堂，他創造性地推行“抗日溝”戰術，把平原上的溝溝坎坎變成了天然的防御工事和機動通道，讓部隊能夠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靈活轉移。

他指揮部隊和民兵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日軍的“掃蕩”和“蠶食”，拔掉了敵偽據點將近二百個，硬是在清水泊、墾區扎下了根，創建了穩固的抗日根據地。

到抗戰后期，山東根據地已經發展為全國最好的根據地之一，正規軍超過二十七萬人，其中五個二級軍區之一的渤海軍區，司令員就是楊國夫。

那個時候，在山東跟他平級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許世友、王建安、陳士榘，哪一個不是赫赫有名的戰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延安決定抽調部隊開赴東北，首先想到的就是山東解放區，

出關的十一萬基干隊伍中，有六萬多來自山東八路軍，楊國夫率領的渤海軍區第七師，就是其中一支至關重要的力量。

這支部隊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官兵中有不少礦工出身，長期在井下干活的人對炸藥有著天然的熟悉和親近，打起仗來特別擅長爆破攻堅，炸藥包就是他們的“重武器”，爆破就是他們的“獨門手藝”。

圖|楊國夫

楊國夫帶著這支隊伍從山東走陸路，日夜兼程，足足走了一個多月，于1945年11月初趕到了山海關前線。

他剛到山海關，屁股還沒坐熱，就接到了阻擊國民黨軍北上的作戰任務。

當時，國民黨軍在杜聿明的指揮下，正集中兩個軍的兵力、總計六萬多人，沿著鐵路線向山海關壓過來，而楊國夫手里能用的兵力滿打滿算只有萬把人。兵力上是六比一的絕對劣勢，裝備上更是沒法比，人家有美式火炮、有裝甲車，而七師的戰士們有的還穿著單衣單褲。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楊國夫帶著這支衣衫單薄的部隊，硬是在山海關一線阻擊了國民黨軍整整二十二天。

1945年11月6日夜里，楊國夫決定主動出擊，他挑選了兩個營的兵力，趁著夜色悄悄摸到國民黨第一三軍八十九師的陣地前沿，用密集的炸藥包發起突襲。

那一夜，爆炸聲此起彼伏，火光把山海關外的天空映得忽明忽暗，敵人被這突如其來的猛烈攻勢打得措手不及，前沿陣地一度出現了松動。

可是炸藥制造的沖擊再猛烈，也難以形成持續的火力壓制，天一亮，敵人的重炮就開始還擊，七師只能退回關內繼續固守。

杜聿明親自到前沿觀察了對手的布防情況，他看到了解放軍戰士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樣子，看到了他們手中簡陋的武器，判斷出對手在火力和后勤上遠遠不如自己。

杜聿明集中力量猛攻山海關，一定要把這個陸路咽喉打通。

至11月16日，山海關最終還是失守了，楊國夫的部隊在完成任務后，抓住時機撤出了戰斗，保存了有生力量。

消息傳到延安，毛主席非常震怒，立即發出了“立即奪回山海關，堅守一周”的嚴令。

圖|楊國夫（前排中）與戰友合影

接到命令的是冀熱遼軍區的李運昌，他迅速進行了兵力核算，發現前線的部隊總共只有一萬來人，而且多為輕裝部隊，國民黨軍在山海關一帶的兵力和火力都占絕對優勢。

經過慎重衡量之后，李運昌給延安回了一封電報，大意是：目前我軍僅有一萬人左右，裝備不足，恐難以完成奪回并堅守一周的任務。

毛主席在看到前線反饋、充分考慮了兵力對比之后，對戰術部署做出了調整，放棄了立即奪回山海關的打算。

山海關的失守，讓東北的陸路門戶被扯開了一道大口子，國民黨軍長驅直入，迅速占領了錦州、沈陽等大城市。

盡管山海關的失守使得東北戰場形勢迅速惡化，可那個時候沒有任何人怪罪楊國夫，后來在東北戰場上，楊國夫仍然深受各級首長重用。

二

1946年，東北民主聯軍決定組建第六縱隊，這是一支由三個師組成的強大主力部隊，其中第十七師就是楊國夫從山東帶出來的第七師，第十八師同樣來自他曾經主政的渤海軍區，只有第十六師是從新四軍第三師調過來的。

換句話說，六縱三個師里面有兩個半是楊國夫的嫡系部隊。

可出乎預料的是，楊國夫只是出任了六縱副司令員，東總下達的命令是要陳光出任六縱司令員。

為什么會這樣呢？

這主要是因為六縱第十六師太特殊了。

十六師的前身是葉挺獨立團，是我黨最早掌握的正規武裝，后來演變為紅一軍團第二師、八路軍一一五師六八五團，后來又成為新四軍第三師第七旅，可以說是我軍資歷最深、名氣最大的師級部隊，戰斗力當然也是全軍頂級的。

可在東野內，十六師又被人稱為是“兩頭冒尖”的隊伍：

“打仗冒尖，違反紀律也冒尖；對敵人兇、對兄弟部隊兇、對老百姓也兇。”

據說隊伍改編前，7旅和東北局機關進行籃球比賽，期間7旅球員犯規，還不服從裁判，打球變成打架。這時，在場看球的東北局副書記、東聯副政委高崗上前拉架，結果挨了兩拳。

高崗說：“我是你們副政委。”7旅球員毫不買賬，說：“打的就是你這個副政委。”

事情后來鬧大了，7旅首長把那幾個打人的兵給綁了，送去東北局“請罪”。高說：“放了吧，這些兵連我都敢打的，打起仗來肯定是好樣的。”

總而言之，六縱十六師能打仗是不假，可問題也頗多。

組織上之所以考慮調陳光到六縱，不為別的，就是為了能用好十六師這把刀，他擔任過紅一軍團第二師的師長，十六師就是他的老部隊，從各方面講，他擔任六縱司令員都是順理成章的。

楊國夫對這個安排沒有任何怨言，誰不知道陳光的過人履歷和能力，給陳光當副司令，他是心悅誠服的。

可沒想到，陳光在六縱司令的位置上只干了幾個月，就因為幾次指揮作戰的效果不太理想，被上級調往松江軍區了。

司令的位置空了出來，楊國夫的轉正機會終于來了吧？

可意外再次到來，上級考慮再三，決定從后方調來洪學智出任六縱司令員

之所以要調洪學智過來，不光是考慮他資歷問題，畢竟洪學智過去就是新四軍第三師副師長。

楊國夫再一次與縱隊司令的職位失之交臂，繼續當他的副司令。

不過洪學智任六縱司令員的時間不長。

1948年3月，洪學智被野司暫時調離了崗位，去后方當“上干大隊”大隊長。

按說輪也該輪到楊國夫了，可惜還是沒有。

因為黃上將來了。

黃上將本來是東野八縱司令員，因為生病暫時離崗，等他病愈回來的時候，八縱司令員的位置已經被段蘇權接替了，沒有理由再把人家換掉。

野司經過通盤考慮后，把黃永勝派到了六縱，讓他接替洪學智的位置，理由是單論帶兵打仗的才能，上級認為黃永勝比洪學智還要強一些。

楊國夫第三次被晾在了一邊。

1948年11月，遼沈戰役勝利之后，八縱司令員段蘇權卸任，黃永勝被調回了更熟悉的八縱。六縱司令的位置再次空缺。

洪學智重新被野司任命為六縱司令，繼續“領導”楊國夫。

三次機會，三次錯過，換了誰來心里都不會太好受，可楊國夫從來沒聽他說過一句牢騷話，該干什么還干什么，兢兢業業地當好副手。

三

1949年，四野完成整編，六縱改編為第四野戰軍第四十三軍，洪學智被任命為十五兵團第一副司令，軍長的位置又空了出來。

論能力、論過往貢獻和履歷，按說沒人比楊國夫更適合接手這個由他親手帶出來的部隊了。

可意外再一次出現——跟楊國夫同為四十三軍副軍長的李作鵬被野司看好，被確定為新任軍長人選。不久之后，楊國夫被調離了四十三軍，前往江西軍區擔任副司令員，從此脫離了野戰軍主力。

這已經是第四次了，他始終沒能站上那支部隊的“前臺”。

有人說，楊國夫這個人一輩子都在當副手，從東北民主聯軍的六縱副司令，到四野的四十三軍副軍長，再到江西軍區副司令員，最后到濟南軍區副司令員，似乎永遠都是那個“二把手”的角色。

圖|解放后毛主席接見楊國夫（左）

1955年9月全軍大授銜，楊國夫被授予了中將軍銜。

在授銜之前，不光是楊國夫自己認為，許多人都認為，他解放戰爭期間長期擔任副職、后期又離開野戰部隊的經歷，很多人以為他頂多能評個少將就不錯了。

有意思的是，授銜一下來，在解放戰爭末期已經出任十二縱司令員、49軍軍長的鐘偉，僅被授予少將軍銜。

楊國夫這個既沒有當過縱隊司令員，也沒出任過軍長的人，卻被授予了中將。

可見組織上對楊國夫的能力，還是十分認可的。

1957年8月，楊國夫被任命為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分管民兵以及后勤工作。

1975年8月，楊國夫退居二線，任濟南軍區顧問。1979年，他正式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

1981年冬天，楊國夫在北京三〇一醫院住院，王京建和李處長專程去看望他。

當時，楊國夫的妻子張嵐已經在醫院陪床二十多天了，王京建看她比較累，就去接替她照顧老首長。

病房里的洗手間可以洗澡，王京建給楊國夫洗了一次澡，那時候他的病情還不是很重，自己還可以走動，頭腦也很清楚。

不過很出奇的是，楊國夫并沒有談到自己寫回憶錄的事情，王京建也出奇的沒有詢問。

張嵐后來問王京建：

“你在病房陪首長，首長交代了什么后事沒有？”

王京建說：

“首長沒說，我也沒問，只和他談了談他的病情，說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

王京建跟了楊國夫許多年，一直是這個習慣，首長的任何事情，不主動告訴他，他絕不會主動去問，去打聽。

1982年2月，楊國夫在北京病逝，享年77歲。

張嵐從北京打來電話，讓王京建擬定一個參加楊副司令追悼會的老同志名單，王京建用了兩天時間把這個名單擬好了。

濟南軍區在八一大禮堂為楊國夫舉行了追悼會。

圖|楊國夫

那段時間，王京建經常去首長家，每個禮拜一般去四五次，至少也是兩三次，他和張嵐一起整理首長的遺物，包括那些珍貴的照片。

張嵐把楊國夫的一副金絲邊老花鏡送給了王京建，算是一個念想。

兩人談及楊國夫當年寫回憶錄的事情，張嵐還忍不住有些感慨。

楊國夫之前曾通過時任淄博市委宋立言書記找了一個人來幫助他寫回憶錄，初稿寫出來后，他在上海檢查病情時看過這個稿子，感到很不滿意。后來他把稿子交給了惠民地區黨史部門修改，結果也沒改出一個讓人滿意的稿子。

不過，楊國夫倒是有一個回憶錄草稿，那還是張嵐根據他的口述整理的，可他病重之后，這件事就停下來了，那個稿子也不完整，可能只開了個頭，也可能只是一個綱要性的東西。

楊國夫病故之后，張嵐向濟南軍區提出要求，希望軍區找一個有寫作能力的人來完善首長的回憶錄，軍區推薦的人選是濟南陸校政治教員吳洪浩。

吳洪浩采集寫作資料，一開始找到了王京建。

王京建就從1938年跟著楊國夫第一次到衛固開始講起，把抗戰時期跟著楊副司令到過什么地方、打了哪些仗，仔仔細細地給吳洪浩介紹了一遍。

吳洪浩做了記錄，可就是理解不了王京建講的內容，他不了解清河、渤海抗戰歷史，也不懂軍事，你一遍一遍跟他講，他就是聽不懂。

回憶錄就這樣寫不下去了，王京建就和張嵐他們商量該怎么辦。

商量來商量去，最后覺得應該向軍區申請交通工具和軍用地圖，到曾經生活和戰斗過的地方去，在現場給吳洪浩介紹楊副司令的事跡。

圖|楊國夫遺著《戰斗在清河平原》

張嵐把這個意見轉達給了軍區，軍區表示同意，并指示由軍區測繪大隊來具體協助他們。

在濟南軍區協助下，王京建帶著吳洪浩走遍了楊國夫當年戰斗過的地方，從衛固到劉家井，從清水泊到利津城，從徐家萬糧到義和莊，一步一個腳印地把那段歷史講給他聽。

1985年10月，楊國夫的遺著《戰斗在清河平原》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