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的京西賓館,黃昏的茶煙里,老革命家孔原對著江西省委書記萬紹芬,說了句輕卻重的話。烈士名單漏了一個人,這事不合情理。從1930年被害那年算起,這個人的名字,已經在烈士名錄外頭漂了整整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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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下的這個人叫張國庶,說起來他和孔原還是實打實的老同學加革命戰友,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結識了。1905年他出生在萍鄉的一個寬裕家庭,原本一路讀書順順當當,直到1923年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的浪潮卷過來。煤礦工人振聾發聵的口號砸進他心里,二十出頭的少年,瞬間被革命的火焰點燃了。
那時候孔原還在礦區當學徒,天天見著礦工們拿命換飯吃,心里早憋著一股改變現狀的勁。兩個同齡的有志青年在萍鄉中學的互助社遇上,相同的理想讓兩個人很快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友。1924年底,兩個人一起轉為中共黨員,那時候萍鄉地下黨沒幾個人,兩個年輕人憑著一股沖勁,辦夜校發傳單,把革命的種子撒遍了縣城。
組織要培養骨干,1927年春天,張國庶被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孔原則留在國內轉戰南昌武漢,籌備武裝。張國庶留蘇兩年就回到了上海,為了隱蔽身份化名周之德,在法租界開展工作,一邊巡視上海的黨組織,一邊策劃工人運動。就是這段時間,他和紗廠女工晏碧芳相識相愛,結為了革命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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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里的兩個人沒帶笑容,臉上還帶著少年人的稚氣,可眼神里全是不動搖的堅毅。1930年初春,江西省委要在九江重建,中央直接點了張國庶去當省委書記。任務很明確,聯絡贛北贛西的各個蘇區,組織城市力量配合紅軍打贛州和九江。明知道是最危險的地方,張國庶沒說半個不字,收拾好東西就上了輪渡。
短短三個月,贛江兩岸的革命星火就成了燎原之勢,連九江港口的外國報紙都驚呼江西出了“赤潮”。火越旺,敵人的撲殺就越狠。當年五月下旬,叛徒帶著國民黨便衣突襲了作為省委機關的米店,五十多個同志一起被捕,張國庶和妻子晏碧芳也沒能幸免,雙雙被抓了起來。
敵人先是拿高官厚祿利誘,張國庶只冷笑了一句“費事”,直接把所有說客擋了回去。不死心的特務又派叛黨帶著酒菜去牢房勸降,張國庶劈頭蓋臉就是一頓罵,把勸降宴辦成了斥賊會。軟的不吃來硬的,各種刑具用了個遍,張國庶咬緊牙關,半個字的情報都沒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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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晏碧芳也同樣寧死不屈,敵人在給上級的報告里寫,“周之德拒不招供,決難策反”。負責此事的張輝瓚見沒轍,直接下令就地秘密處決。那天晚上悶熱得嚇人,夫妻二人被押到郊外荒地,從此再也沒人見過他們活著出來。
當年逃出去的同志很快就得知了噩耗,可那時候局勢亂,既沒找到尸骨,也沒留下正式的官方文書,只能在材料上寫下“疑遭秘密殺害”六個字。更棘手的是,張國庶的長兄是后來叛黨的張國燾,這層親緣關系成了甩不掉的包袱。一點流言蜚語,就把烈士身份的審批卡得死死的,一晃就是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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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各地都在整理追認烈士,可關于張國庶是不是叛變的小道消息一直沒斷,卷宗里這塊始終沒定論。到了八十年代,地方編萍鄉的革命烈士名錄,張國庶的名字后面還是標著“待考”兩個字。孔原得知這件事直接拍了桌子,自己老同學清清白白犧牲,怎么能讓臟水一直潑在他身上?
那時候孔原已經在中顧委工作,為了這事跑前跑后,找過程子華,找過楊尚昆,還專門調了中央組織部的舊檔案,一條一條核對清楚。楊尚昆看完材料直接說了句,張國庶在上海就是為黨工作犧牲的,根本不存在叛變這回事。1986年初,孔原把整理好的一摞材料交給了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還在信里寫清了,所有說張國庶叛黨的依據都是敵特的口供,本身就自相矛盾站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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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負責的馮文彬看完材料直接批示,事實清楚,應該平反,給張國庶恢復名譽。當年11月20日,江西省政府正式發文,追認張國庶和晏碧芳為革命烈士,補發了烈士證書,安葬的事宜也一并落實了。從1930年九江米店出事,到1986年拿到名分,整整過去了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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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上那個化名“周之德”,終于和本名張國庶合在了一起,烈士名冊上也補上了那兩行遲來半個多世紀的字。很多人總說歷史自有公論,可其實哪有什么天然的公正,都是一群不肯忘的人,拿著材料一點點把歪了的歷史撥回正位。這些老人手里握著的不只是發黃的紙,還有對老戰友沒涼透的情誼。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碧血丹心張國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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