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興,但也有一些黨員干部在“糖衣炮彈”面前打了敗仗。當時,一個副部級高級干部變相索賄受賄,利用手中權力撈好處。中央紀委接到舉報后,著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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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個案子辦起來阻力重重,有人覺得“級別太高,不好動”,有人想著“給個教訓就行了”。幾經反復,最后拿到中央書記處討論,決定給這位副部級干部“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消息傳出來,黨內立刻炸了鍋:一個副部級干部,搞索賄受賄,就這么輕飄飄地過去了?很多人搖頭嘆氣:這哪是處分,簡直是“撓癢癢”。
就在這個決定即將通過的節骨眼上,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云坐不住了。那天晚上已經快11點半了,他輾轉反側,怎么都睡不著,拿起電話接通了一位中央負責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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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那頭傳來聲音后,陳云一字一頓地說:“這個案子一定要辦,否則黨風搞不好,無法向幾百萬烈士和幾千萬犧牲的戰士交代。”
接著,他又讓秘書轉告中央紀委的一位領導同志:“對這件事一定要頂住。處分決定通不過,就拿到政治局會上;政治局通不過,就拿到中央委員會的會上。”
為什么陳云這么激動?因為他心里裝著一本“血賬”。那些倒在長征路上的紅軍戰士,那些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犧牲的烈士,還有抗美援朝戰場上長眠在異國他鄉的十幾萬志愿軍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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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用命換來的新中國,怎么能讓少數人以權謀私、玷污了黨的名聲?陳云說過:“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一個副部級干部犯了法,如果只給個不痛不癢的警告,那跟沒處理有什么區別?老百姓還會信任嗎?
在陳云的強硬堅持下,案子重新審議。最終,中央書記處批準了中央紀委的處理意見:給予這位副部長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職務的處分,并建議撤銷他在黨外的各種職務。
國務院據此決定,撤了他的副部長一職。從“嚴重警告”到“撤職察看”,陳云硬是把這個案子翻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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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陳云對違紀干部的態度一向如此,不搞“下不為例”,不問“官有多大”。那時候,黨政軍機關里刮起一股歪風:向下屬單位要高級轎車、換好車。
陳云看到情況反映,當場批示:“凡是別人送的或者個人調換的汽車,不論是誰,一律退回,坐原來配備的車。在這件事上,得罪點人,比不管而讓群眾在下面罵我們要好。”
那個時候,不少子女利用父母權力經商、辦企業,甚至拿著外商贊助的“自費”名額出國留學。陳云只要看到這類群眾來信,就轉給有關負責人,并附上一句:“這樣做不好,因為我們‘自費’不起,勸他們讓孩子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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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紀委提出不許領導干部子女及其配偶經商,陳云覺得還不夠,明確建議:“應退出的干部子女的范圍,是否可以再擴大一點。”他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1983年,他在報紙上看到師范學校因為教師待遇低招不到人,馬上想到自己的二女兒陳偉華是北師大畢業的。他對秘書說:“南南(偉華小名)是師范大學畢業的,她今后也要歸隊。”
女兒接到父親的話,二話不說,辭去中央國家機關的工作,回到母校當了一名中學歷史老師。這一干就是20年,直到退休。有人說陳云“太較真”,他卻說:“如果不這樣,怎么對得起那些犧牲的先烈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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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來,陳云那句“無法向幾百萬烈士交代”,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一個老共產黨人對信仰的堅守,更是對歷史、對人民、對烈士的莊嚴交代。今天再讀他的這些話,依然擲地有聲,依然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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