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自從某領導人在主持召開反腐座談會上，向與會的八位學者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后，該書一時洛陽紙貴，可謂無人不知。其實，40多年前《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就在中國初版，不過那時還僅僅只是法國史學術圈子里的專業書籍罷了。

《舊制度與大革命》創作于19世紀，它的作者乃法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托克維爾。托克維爾生于1805年出身于貴族世家，曾經歷過法國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該書探究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國大革命的起因。誰也沒有想到，這部描寫法國大革命的史學專著，居然150年后，在萬里之遙的中國引起了上上下下的普遍關注！

其實，《舊制度與大革命》之所以引起中國人的興趣，并不僅僅緣于某領導人的推薦和介紹。關鍵是因為書中描寫的內容與現實的關聯性。

眾所周知，《舊制度與大革命》公認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經典之作。在本書中，作者通過對大量史實的分析，揭示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在聯系。得出了一個結論：革命不見得一定在民不聊生、饑寒交迫時發生，國家繁榮也照樣會發生驚天動地的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就是例證。

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是路易十六執政時代。那時候的法國并不是像后來我們宣傳的是農奴制（早在13世紀法國就廢除了農奴制），老百姓也并非無法生活。到大革命時，人家有三之二已經是自耕農，每人都有自己的土地。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是歐洲的改革先鋒，舊制度只剩下了一具“空殼”。雖然有封建制，但絕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而且，當時法國的經濟處于繁榮的上升階段，法國平民，尤其是農民，不但比歐洲諸強的人民生活好，也有更多的政治權利和更多的人身自由。

執政的路易十六甚至被譽為是歐洲最開明的君王，他不但熱愛學習，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十分關注公眾輿論，也常常能向民意低頭。這一點從他倡導種土豆一事就可以充分體現。

土豆自美洲開始引進歐洲時，被認為是不開化、被征服民族的食物，誰也不愿意種它。為了普及種植土豆，路易十六沒有強制民眾，他只是讓王后頭戴土豆花做飾物，又在帶頭在王室的地里種上土豆，白天派部隊守衛，晚上把軍隊撤回。結果，一到夜里農民們紛紛去王室的地里偷土豆種子，于是土豆很快就在法國普及了……

在大革命爆發的前夜，法國一片繁榮和祥和，沒有任何人能洞察到革命的降臨。然而，1789年7月14日，革命最終還是來了。革命者打打殺殺，顛覆了政府，鏟除了貴族和僧侶的特權，攻占了巴士底獄（其實巴士底獄并沒有政治犯，只不過關押著幾個精神病人），甚至砍掉了開明君主路易十六和王后瑪麗的頭顱。即使比路易十六血腥和暴虐百倍的普魯士君主的下場也沒有這么凄慘??！

根據教科書上以往告訴給我們的革命公式，革命爆發無外乎緣于帝王獨裁，政府腐敗，苛捐雜稅，民不聊生；老百姓只有饑寒交迫生活不下來了才揭竿而起鬧革命。然而，既然路易十六比較開明，法國經濟繁榮，人民相對自由。在西方各國走入民主的過程中，為什么歐洲那么多國家，為何偏偏是法國率先爆發了如此暴烈的大革命呢？

其實，細一琢磨也沒有什么難以理解的。革命就是“得寸進尺”。常言道，欲壑難填。人畢竟不是豬，欲望是無窮的。生命危險時肯定求保命，保住了生命下來就要吃飽飯，吃飽了再要求吃好穿好，吃好穿好了自然就要自由和民主。革命的發生并非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才導致，而往往是他們新的欲望沒有被滿足才爆發。

這一切意味著離不開改革，但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候，當改革開始后，舊制度剩下的那些沒有改的部分就顯得格外刺眼，讓人難以接受。如果堅持不改，于是革命就來了。這就是托克維爾在書中所說的“革命實際上并不是發生在受壓迫最緊的時候，而是發生在原來壓得很緊，然后逐漸放松的時候”的原因。

因為革命就是“得寸進尺”，所以經濟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這就是《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所要告訴我們的道理。物質財富的增加，催蘇了老百姓更多的權利意識的覺醒，如果經濟繁榮不對老百姓的新的渴求和強烈的希望置若罔聞，不進行改革，那就無異于在與“革命”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