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逐漸成為商事活動、人事調整、項目審批領域的高發罪名。很多當事人因為 “認識公職人員”“幫忙辦過事”“收過服務費” 就被追訴，但實際上，并非所有居間聯絡、收取報酬的行為都構成犯罪。

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其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行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原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實施前述行為的，同樣以本罪論處。

這個罪名的認定必須嚴格把握罪刑法定原則，不能僅憑 “認識、收錢、辦成” 就簡單歸罪。從辯護角度而言，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重點關注。

一、主體資格：什么才算 “關系密切的人”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典型的身份犯，行為人必須具備特殊身份 —— 要么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要么是與國家工作人員 “關系密切的人”。這里的 “關系密切” 不能泛化理解，不是所有的朋友、同學、同鄉、前同事都能直接套進來。

從司法實踐來看，“關系密切的人” 通常需要具備幾個特征：基于情感、利益或信賴形成的緊密關系，達到足以影響、干預職務行為的程度。比如長期穩定交往、經濟往來密切、利益高度綁定，這種情況下才可能被認定為 “關系密切”。如果只是一般社交關系、工作往來、偶爾見面，沒有共同利益、沒有頻繁交往、沒有實質影響力，即便存在一些溝通、轉達信息的行為，也很難認定為主體適格。

實踐中經常遇到的情況是，當事人確實認識某位領導，但僅限于工作場合的接觸，私下并無深交。這種情況下，即便當事人幫忙轉達過信息、陪同接洽過，也不能直接認定為 “關系密切的人”。主體不適格，這個罪名自然就不成立。

二、利益性質：什么才算 “不正當利益”

構成本罪的核心要件之一，是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不正當利益主要包括三類：

1.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的利益；

2.要求對方提供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規定的幫助或方便條件；

3.在經濟、人事等活動中違背公平原則，謀取競爭優勢。

反過來講，如果請托人獲取的是合法經營收益、依規審批事項、公開中標項目、符合資質的補貼資金，利益本身合法、程序正當、公開透明、競爭公平，就不屬于 “不正當利益”。在商事活動中，當事人收取咨詢費、居間費、合作分成、服務費，只要對應的事項合規、手續齊全、流程合法，就不能簡單認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

不正當利益既包括利益本身違法，也包括獲取利益的程序違法、謀取競爭優勢，即便利益看似合法，通過影響力違規獲取機會的，同樣屬于不正當利益。

三、客觀行為：是否真正 “利用了影響力”

成立本罪，必須具備 “利用影響力辦事” 的客觀行為，即通過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或利用其職權地位影響其他公職人員，為請托人實現請托事項。這一行為不能推定，必須有具體、明確、可查證的行為支撐，比如說情、打招呼、授意、協調、施壓、干預決策等。

實踐中經常出現的問題是：當事人確實幫忙聯系過、轉達過信息，但相關事項最終是依法依規、按程序辦理、集體研究決定的，當事人并沒有對職務審批、項目安排、人事決策施加任何實質影響。這種情況下，不能因為 “事情辦成了” 就倒推 “利用了影響力”。影響力不是抽象評價，必須有具體的利用行為。

辯護時要重點審查：當事人與公職人員之間是否存在請托溝通記錄？是否存在指令授意？相關事項的辦理是否符合正常程序？是否存在干預決策的證據？如果這些都查不清楚，僅憑 “認識、收錢、辦成” 三個要素，是不能認定構成犯罪的。

四、行為性質：商事居間與受賄犯罪的界限

實踐中，大量案件將正常的商事居間、信息服務、渠道對接，錯誤認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這里需要嚴格區分合法居間服務與受賄犯罪的界限。

合法的居間服務，是基于市場需求提供信息對接、業務協調、流程跟進等服務，收取合理報酬，不干預權力運行、不影響職務決策、不謀求違規利益。而利用影響力受賄，核心在于 “利用影響力干預公權力”，兩者存在本質區別。不能簡單把 “引見、溝通、撮合” 等同于犯罪。

關于介紹賄賂罪，根據 2026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介紹賄賂是指在請托人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溝通關系、撮合條件，使賄賂得以實現的行為；介紹賄賂過程中截留、占有財物，符合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構成的，以本罪定罪處罰；虛構關系騙取財物的，以詐騙罪論處。司法認定已非常明確，不能把商事中介行為隨意降格為賄賂輔助行為。

五、因果關系：收錢與辦事之間的關聯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成立，要求 “收受財物 — 利用影響力 — 謀取利益” 三者之間形成直接、確定、可排除合理懷疑的因果鏈條。如果收受財物與職務提拔、項目審批、資金撥付等行為時間跨度大、無對應請托溝通記錄、無指令授意、無關聯意思聯絡，相關事項是基于正常考核、集體決策、法定條件、程序規定作出，就不能認定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定罪必須達到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僅以 “曾經收錢、曾經辦事” 簡單關聯，不符合刑事證據裁判規則。辯護時要重點審查：收錢與辦事之間是否存在時間對應關系？是否存在請托溝通的證據？相關事項的辦理是否正常合規？

六、立案與量刑標準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 號）第十條規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數額標準，參照受賄罪標準執行

·數額較大（3 萬元以上）：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

·數額巨大（20 萬元以上）：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數額特別巨大（300 萬元以上）：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辯護時要注意審查涉案金額的認定是否準確，是否存在重復計算、金額虛高等問題。

七、與相關罪名的區分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容易與以下幾個罪名混淆，辯護時要注意區分：

1、與受賄罪的區別：受賄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便利；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主體是近親屬、關系密切人等，利用他人影響力。

2、與介紹賄賂罪的區別：介紹賄賂僅為溝通撮合、促使賄賂實現；利用影響力受賄需利用影響力謀利并占有財物。

3、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區別：后者發生在公司、企業等非國有單位，與公權力影響力無關。

結語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認定，必須嚴格緊扣《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的構成要件，堅持主體適格、利用影響力、謀取不正當利益、因果關系明確四大標準。2026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進一步明確了居間、介紹賄賂、利用影響力受賄、詐騙的界限，為司法認定與辯護提供了更清晰依據。

實踐中，主體不適格、利益正當、無影響力利用行為、合法商事居間、因果關系存疑，是最核心、最穩定的辯護方向。這類案件往往證據復雜、定性爭議大，辯護時要特別注意從構成要件出發，從證據規則出發，逐一審查每個要件是否成立。只有堅持專業、嚴謹的辯護態度，才能真正守住罪與非罪的法律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