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初，第一次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在即，全國革命重心南移廣州。此時的毛澤東，已從1925年冬主編《政治周報》的輿論戰場，轉向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何發動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支持北伐戰爭？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首先建立清晰的階級分析框架，以分清敵我。

當時黨內對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革命首要問題仍存在模糊認識。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只關注維護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而忽視農民，張國燾的“左”傾關門主義則片面強調工人運動，同樣低估了農民的力量。兩者都未能正確認識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不知到哪里去尋找真正的革命同盟軍。

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主辦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首次將中國社會劃分為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并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而“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

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態度。那么，理論如何落地？革命火種如何播撒？1926年3月，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部長林伯渠正式聘任，毛澤東出任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5月3日，第六屆農講所在廣州番禺學宮正式開學。這是農講所歷史上首次面向全國招生，學員達327人，來自20個省區，其中湖南籍101人，湖北、江西、河南等地亦占多數——皆為北伐必經之戰略要地。

學員多為小學教員、青年學生、退伍軍人，八成出身貧苦農家。毛澤東在開學講話中強調：“我們辦這個講習所，不是為了空談，而是為了訓練能到農村去組織農民、宣傳農民、武裝農民的戰士。”

課程設置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設計，突出“理論—軍事—調查”三位一體。25門課程表上，“中國農民問題”被毛澤東用紅筆重重圈出。他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達23課時，在課堂上系統闡述：“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沒有農民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

講堂之上，毛澤東講授《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時，粉筆在黑板上畫出一座巍然多層塔：“塔基是工人農民，其上小資產階級、地主、軍閥層層壓迫，塔尖便是帝國主義……壓迫、剝削階級雖然很兇，但人數很少。”教鞭猛然敲擊塔身：“只要勞苦大眾起來斗爭，此塔必倒！”

與此同時，毛澤東力主強化軍事訓練。每日清晨，學員出操、練習射擊、進行夜間行軍；并多次在軍事課上強調：“農會若無自衛武裝，土豪劣紳一反撲，一切成果即付東流。”他還邀請黃埔軍校教官講授游擊戰術。

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5月1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迫使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職務。毛澤東因此辭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一職，但因“農講所所長”并非部長級職位，得以繼續留任。他對學員說：“他們可以奪走職位，但奪不走我們在農民心中的根。”

課堂的余溫未散，6月至7月，毛澤東組織全體學員分赴海豐、花縣、廣寧等地開展農村調查。湖南學員王首道多年后仍銘記這段“艱苦、緊張、活潑”的歲月：竹木搭建的統鋪宿舍里，斗笠與槍架并立，墻上“到農村去！”的標語如火焰燃燒。

毛澤東要求每人“帶著問題下去，帶著材料回來”，詳細記錄土地占有、租佃關系、宗族權力結構。他在系統分析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時，指出：“鄉村中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富農有些同情革命，自耕農態度游移，只有貧農——包括半自耕農、佃農和雇農——才是真正革命的主力。”

隨著北伐戰爭于1926年7月正式開始，農民運動在廣東、湖南、湖北等地迅速高漲。然而，黨內對農民運動的認識仍嚴重分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堅持城市中心論，認為工人是革命唯一依靠力量；國民黨右派則公開指責農會“過激”“破壞國共合作”。面對這種局面，毛澤東深感必須從理論上闡明農民問題的戰略地位。

1926年9月1日，毛澤東在油燈下主編《農民問題叢刊》，26種出版物如利劍出鞘。在首輯序言《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中，他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

毛澤東進一步分析道：“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這幾者都是農民的死敵。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論斷如驚雷炸響，隨北伐軍步伐傳遍大江南北。

針對當時對農運的種種責難，毛澤東堅定地指出：“目前中國各地的農民運動，正是一場廣大的群眾斗爭。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誰要是忽視了農民，誰就是背叛了革命！”

《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同期發表于《農民運動》周刊第8期。雖僅一千五百余字，卻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在公開文獻中將農民問題置于決定革命成敗的核心位置。

1926年9月11日，第六屆農講所結業。毛澤東在畢業典禮上勉勵學員：“你們是火種，要撒向全國。到農村去，喚起千百萬農民，建立自己的農會，打倒土豪劣紳！”結業后，全體學員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名義派往各省。

1926年11月，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農講所學員回鄉后迅速組織農會，至1927年初，僅湖南農會會員已達200萬人。多年后，毛澤東回顧這段經歷，對斯諾說：“我在廣州辦農民運動講習所……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成效的工作之一。我們訓練了三百多名同志，他們像種子一樣撒向全國。”毛澤東還曾感慨：“沒有農講所，就沒有后來的湖南農民運動；沒有湖南農民運動，就沒有秋收起義。”

甲靈心鑒：真正的革命教育，不在殿堂高論，而在讓被壓迫者看清自己的力量。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僅存四個月，卻成為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農民問題相結合的首個制度化實踐。在這里，毛澤東完成了從“筆桿子”到“泥腿子”的戰略轉身——他不再僅在紙上分析階級，而是親手鍛造被壓迫階級的力量。當327名學員走出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奔赴山河大地，中國革命的重心，便真正從城市街壘，移向了廣袤的田野。

甲靈：世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想學毛澤東的智慧？我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無不勝？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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