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這是我導師安德魯·阿伯特教授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中國詩。在70多歲的時候，他開始用多鄰國(Duolingo)學習中文，只為感受漢字韻律，體味中國文學的韻味。當我25歲來到芝加哥大學求學的時候，也很難想到二十多年后，會有這么一個難得的契機，與海內外師友一道編寫一部關于芝加哥社會科學的書。如果用如今最流行的芝加哥學派的過程社會學理論來總結本書的誕生，那恐怕就是時間的魅力。它讓一些不經意的停留變成長久的駐足，而賦予片刻偶然以長久光輝的則是在時間之流中相遇的人與物、我們嵌入的關系與組織，還有我們恰好身處的環境。

組織編寫這本書的起因是我與導師的一次偶然談話，他說：“如今你去了教育學領域，就要耕耘出一方天地來，為何不從芝大研究開始呢？”2021年，我在導師的督促與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的支持下，開始組織“芝加哥社會科學傳統”系列講座，講座得到了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的大力支持。11月12日，阿伯特教授作了開場演講《芝加哥大學的社會科學：作為一種現象的諸“芝加哥學派”》。當時導師還是通過線上平臺與北京的聽眾交流，但會場里座無虛席。首場講座拋出的一個問題是，是否存在一個可以追溯的有形的芝加哥學派？當我們開始命名“芝加哥社會科學傳統”系列講座時，恐怕誰也沒有想過，第一場講座會以解構的方式來追問傳統。然而道之以解構，也不準確，因為的的確確存在一個來自芝加哥大學的模糊的學者群體，他們擁有某種集體面貌，以及對某一類學問方式的歸屬，盡管他們來自不同學科，關注的議題各不相同，但他們采取的方法不斷更新，甚至橫跨歷史。是什么延續了這樣一種歸屬？無形中，這個問題成了此后各場講座從不同角度觸及的主題。系列講座從2021年持續到2024年，三年間，來自中國、美國、法國和加拿大的十余位學者，都不約而同地以進行“全新”研究而不是展現既有研究成果的方式投入這個系列。在這個績效考核嚴格、會務工作繁忙的時代，還有人能僅僅通過電子郵件欣然接受邀請，并投之以研究新問題的熱情進行一場報告，這種積極態度本身就說明芝加哥學派是一個有魔力的研究領域，它居然能令世界各地的我們暫時放下各自手頭忙碌的事務，去思考它。

參與這個系列講座的學者大多與芝加哥大學的社會科學有淵源，盡管其研究領域各不相同。除了阿伯特教授本人外，斯蒂芬·特納教授和丹尼爾·許布納是少有的兩位研究芝加哥大學學術史的資深學者：特納教授撰寫過19世紀末以來的美國社會學歷史，許布納則是研究米德的新銳專家。其余參與進來的學者皆不是研究芝加哥學派的專門學者。我們當中既有舊相識，也有新朋友。隨著研究的進行與系列講座的開展，我們對芝加哥學派的興趣，也從興之所至變為孜孜以求。正是我們這份不間斷的交流與參與，讓零星的研究火花逐漸擴展，也為我們之間奠定了更深厚的研究合作基礎。與此前關于芝加哥學派的書，如加里·法恩(Gary Fine)編寫的《第二個芝加哥學派？戰后美國社會學的發展》(A Second Chicago School？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war American Sociology)和肯·普盧默(Ken Plummer)編寫的四卷本的《芝加哥學派：批判考察》(The Chicago School:Critical Assessments)不同，我們之間的討論和交流并不局限于勾勒美國社會學中芝加哥學派作為一個流派的傳承與影響，也就是說，對美國社會學界的方法和理論討論的展開，并不是這本書的重點。正因為系列講座由北京大學承辦，且參與講座的研究者來自多個國家，大家都自覺地在更具普遍性的文化交流層面探討芝加哥學派。這也意味著，本書所呈現的芝加哥學派天然具有一層“外化”的含義：我們并不在這一學術脈絡中探索它的精微之處，而是試圖將這一地方性學術脈絡外化，并將其與更廣闊的文化視野相聯結。這一層“外化”工作既得益于我們天然不是學術史專家的身份，也得益于我們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更得益于北大這一全新的平臺。當然它的基礎是參與者對這個問題本身的熱情、認同和彼此愿意投入的默契。

本書收錄了四篇來自中國學者的研究，他們分別討論了第一個芝加哥學派中的中國面孔，芝加哥學派的“另類”組織基地——人類發展委員會，芝加哥學派對于中國社會學的意義，以及芝加哥學派與其“北方”加拿大之間的關聯。這四篇文章的主要作者田曉麗、王利平、田耕與劉思達，在求學時代就是親密合作的伙伴。寫作這些文章，多少都能召喚起寒冬里他們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苦熬的日子——至少在我的記憶中，大雪紛飛、萬籟俱寂的冬日才是在芝加哥求學的標配。這四篇文章正是從鮮為人關注的面向揭示了芝加哥學派的新面貌。

丹尼爾·門齊克和約瑟夫·赫爾曼諾維奇也每期講座必至。門齊克是我學生時代便相識的同窗，但卻是通過這次合作加深了彼此的友誼。他的研究揭示了羅伯特·默頓(Robert K. Merton)領導的哥倫比亞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差異，直抵一個根本問題——究竟是嚴密的組織和統一的行為風格，還是松散的集體認同更利于學派的延續？而我們與門齊克合作的一個衍生成果，便是今年我們在《美國社會學家》(The American Sociologist)上合作的專輯——“芝加哥社會學及其他者”(Chicago Sociology and Its Others)。如今，當本書蔚然成形之際，也恰逢專輯面世。我們的合作主要通過郵件往來、偶爾的Zoom對談，以及各自潛心鉆研的努力，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不刻意為之卻又用心付出的合作，本身就是一種集體認同。赫爾曼諾維奇的參與就更屬偶然。2019年我剛入職北京大學教育學院之際，正巧有一場他在學院舉辦的講座，主題是學術作為職業認同。當系列講座的計劃確定后，我第一時間就想起了與他在學院的講座后的閑聊——內容是田野民族志中的共情如何發生。于是我給他發了郵件，他慨然允之，并讓我給他一個題目來寫。我想起了我們曾聊到的共情問題，此后他便圍繞共情的概念寫了一篇重構芝加哥學派的文章。這些朋友出現在每一次線上講座活動中，總想成為積極提問的那一個，這不禁令人想起學生時代的研討課。在教師為課堂的抬頭率而焦慮的今天，一場場線上講座無須特別邀請，就能讓參與者不僅踴躍出席而且積極發言和對話——這一切要歸功于我們無形之中建立的信任和期許。這是芝加哥學派這個主題帶來的，更是我們搭建的這個跨洋平臺的凝聚力，這些隔空對話落在每個人心頭，便是無形的學派的力量。

我們的系列講座初具規模時，便吸引了更多自遠方而來的友朋。他們當中有來自法國的菲利普·方丹和丹尼爾·賽飛。我與方丹結識于另一場隔空邀請，2023年起他與杰斐遜·普利(Jefferson Pooley)打算主編一部關于芝加哥大學各類委員會的文集，因為得知我在組織“芝加哥社會科學傳統”系列便邀請我寫一篇人類發展委員會的文章。委員會(committee)是芝大哈欽斯時代的產物。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學界在學部內建立跨學科組織的嘗試此起彼伏，這也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社會科學的一度興盛。在本書中，方丹貢獻了一篇關于行為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而我在編輯本書的同時，也在反復打磨即將收入他那本文集的拙作。我們這本書和他主編的《芝加哥大學的委員會：超越學科知識》(Committe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disciplined Knowledge)幾乎將同時面世，不得不說是時空中的一個奇妙節點。而與賽飛的結緣，則來自導師阿伯特教授的引介，賽飛的幽默、隨性和敏銳，溫暖著他身邊的每一個人。在我邀請他時，他干脆地說將給我一篇全新的文章。本書中還有一篇重要的文章來自丹尼爾·西爾弗，他畢業于社會思想委員會，是著名社會理論學者唐納德·萊文(Donald Levine)的學生。雖然他的主業是城市社會學，但沒有什么比回顧自己導師的理論教學法更讓他興奮的了，所以我們一拍即合。他在文章中描繪的萊文授課時所使用的圖示，喚起了我學生時代熟悉的“驚恐”之感。我極少遇到像萊文這般鐘情于課堂的教授，他在課堂上威嚴和戲謔并存的氣場，總讓人既緊張又好奇。本書的篇目排序，基本遵循文章主題的時間脈絡，按第一代芝加哥社會科學的起源到芝加哥學派未來的方向編排。

此外，還有多位學者參與了我們的系列講座，雖未能及時交稿收入本書，我們亦共同期待其大作在下一輯中面世。其中，北大法學院戴昕教授以他的研究，為坐落于中途大道(Midway)兩端的法學院與社會科學大樓架起了對話的橋梁；來自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不僅是一位知名的明史學者，也是著名社會學家埃弗里特·休斯的外孫女，她將休斯的職業理論與明史研究相互融通；而擔任芝大本科學院院長達30年的約翰·博耶(John Boyer)，亦在我們系列講座落幕的那個秋季學期到訪北大，帶來了一場關于新時代博雅學藝(liberal arts)何去何從的講座。

從2021年到2024年，我們的系列講座得到了北京大學國際戰略合作伙伴基金項目、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文科創新項目“芝加哥大學教育傳統”和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學科建設項目“文明研究視野中的民族志：二戰前后中美社會科學的對話”的支持。考慮到時差因素，我們通常把講座安排在周五上午，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和燕京學堂的不同教室中，以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舉行，但縱然隔著屏幕，也能感受到真誠的交流。每次講座結束后，我都會收到參會者的郵件，他們希望就相關問題繼續探討。與以往對芝加哥學派的討論不同，我們在講座中的討論帶入了更多自身的記憶、身為被教育者和教育者的感同身受，因此理論范式甚至社會學流派都不是我們的研討重點，毋寧說是回到學派本身：什么是那個在學生時代折磨我們，而在此后的學術生涯中能令我們找到各自安頓點的學術方式？它讓一種教育區分于另一種教育。北大為這樣一種全新的討論提供了平臺。在這里，一種有辨識度的學術與另一種有辨識度的學術相遇，因此激起的思想之漣漪被推及更遠的地方。2024年夏天，在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和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的支持下，系列講座的參與者終于匯聚在北京，舉行了第一場線下的北大-芝大聯合論壇“芝加哥社會科學傳統的形成、發展與貢獻”。在短短兩三天的相聚中，我們討論了文章的修改以及未來的計劃，希望能將這種從文化高度探討芝加哥學派的學術方式推及未來。于是，有了我們這本書，以及未來更多的工作計劃。最終，本書一共收錄了14篇文章，其中有7篇在系列講座舉辦的過程中已經在刊物上發表，另外7篇則是第一次發表。這些文章收錄于本書前均已獲得作者和首次登載文章的書刊的授權，在此表示感謝！

從一次講座，到一場學術盛宴，再到一本書，都是眾人的勞動成果。除了貢獻文章的研究者，還有眾多默默奉獻的支持者，他們是一項小小事業的無數關鍵連接點，因此我們也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謝，無法盡數。其中，尤其需要感謝閔維方教授和教育學院的兩任院長閻鳳橋教授和蔣凱教授無私的支持。我在北大教育學院的同事劉云杉、沈文欽、李春萍等參與了系列活動，分享了很多有益的想法。北大社會學系與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有著深厚的淵源，周飛舟教授和許多社會學系的老師多次參與系列講座與對談，為本書的編撰提供了諸多靈感和鼓勵。無論是在北大國際合作部，還是在北大出版社，夏紅衛老師都是本書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他也將北大國際合作部以及北大出版社諸位熱心的老師推薦給我們。戈澤寧老師和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多次為我們提供了會議場地和硬件支持，可以說為芝大人提供了在北京的家，我要感謝他們的不倦激勵。同時感謝遠在大洋彼岸的芝大社會學系多位老師的悉心關照。2024年我在訪學芝大期間，協理副校長凱蒂·赫里亞克(Katie Hrinyak)女士將我們系列講座的紀念折頁擺在了自己的辦公室，社會學系和歷史系的多位老師也與我深入討論了本書的相關內容。如今，這項在大家口中醞釀多年的項目終于即將付梓，這是多么令人如釋重負，又是多么令人滿心歡喜！最后，感謝北京大學出版社武岳老師細致嚴謹地審定書中的每一個字，感謝章永樂、謝雯等同行好友通過各種方式給予的支持，感謝我的學生張正濤和肖永虹在文稿校訂過程中不厭其煩地核查資料，感謝為系列講座設計精美海報的馮雨萱和單惟童同學，也感謝所有參與文稿翻譯和會議組織工作的可愛的同學……你們都是這曲學術合奏中動人的音符。

無論是立足20世紀40年代中國燕京學派的立場，還是身處美國“北方”的加拿大，抑或是置身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實用主義思想大熱的法國，乃至從今天美國社會學的視角重新審視芝加哥學派，這本身就是一場異彩紛呈的學術之旅。這樣的旅行，或隔著萬水千山的文化差異，或橫亙著時空錯位的隔閡，抑或帶著一份不合時宜的倔強。但旅行終將開啟新的可能，正如阿伯特教授在《過去與未來的芝加哥學派》中未盡的言下之意：與其去哀嘆帕克時代的芝加哥學派已經遠去，不如去想象，倘若帕克身處今日，又將何為。是的，以帕克的敏銳和興致勃勃，他必定會關注人工智能如何塑造了一種全新的社會生活形態。同樣，當我們從多元視角重新審視芝加哥學派作為社會科學的一種風格時，我們追問的是：未來的社會科學，將呈現何種面貌？希望這本書能夠給大家帶來啟發。

王利平

2026年3月26日于燕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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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平 主編

2026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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