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長。

金觀濤老師提出“多重超越視野分離共存”是現代社會自我改進的關鍵：科學理性必須與其他超越視野（如宗教、道德）共存，而非取代。他以拉丁美洲為例，指出其因未經歷20世紀的歷史動蕩，反而在現代轉型中缺乏“抗體”；而非洲更是跳過軸心時代直接進入現代，其法律、宗教與個人觀念的獨特結構，成為現代社會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此背景下，契約社會的形態也遠非單一。歐盟的出現預示著民族國家與全球秩序之間將涌現新的契約層次，而不同文明對契約基礎的理解差異，正推動現代社會進入更深層的自我調整。金觀濤老師認為，新時代的啟蒙不再是對傳統的否定，而是超越視野的“純化”與對話——這是現代文明走向成熟的關鍵路徑。

圖：大衛·阿爾法羅·西凱羅斯 《 為了所有墨西哥勞動者的人身安全 》

現代社會是軸心文明的新階段

文/金觀濤

全球化中的不同超越視野

一旦明確對歷史法則的探索是人類建立新應然社會的前提，我們就可以根據歷史法則來展望現代社會在21世紀的方向了。在當今這種史無前例的否定歷史法則的心態中，歷史法則四個層次中的各個部分都有可能被釋放出來，以告訴人類自己的存在。我相信，在歷史法則“宣示”自己存在的過程中，所有人們不敢相信的那些似曾相識的東西的重演都不會太持久，它們大多是以昔日之“悲劇”轉化為今日之“鬧劇”的形式，其作用就是幫助恢復歷史記憶。

當前主流的歷史法則仍然是現代歷史法則的延續，因為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雖已有初步結果，但對某些社會來說，該過程并沒有最后完成。這些社會在引進現代價值和現代契約社會組織藍圖時仍有可能面臨失敗。即便如此，在現代社會行動的基本結構中，現代社會的自我改進仍是軸心文明演化的歷史法則所規定的最終目標。

既然對歷史法則的研究實質是在理性地選擇一個更合理的應然社會，這樣只能肯定圖4.3和圖4.4所示現代社會結構的自我改進。雖然由于對過去的遺忘，20世紀的混沌也許還會以某種方式再次歸來，但是一個具有自我改進能力的契約社會作為軸心文明的新形態是當今人類無法超越的。這是軸心文明在互相融合中自我改進的宿命，我們只能以它作為展望未來的前提。

圖4.3： 現代社會的形成與演化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到的第一個結論是現代社會日后進一步的自我改進必定和軸心文明現代轉型中的問題互相關聯，共同交織成支配未來社會走向的主線。這在20世紀已發生過一次，當時西方現代社會之所以動蕩不已，是和東正教文明、中國文明現代轉型過程中的社會脫序相關聯的。這樣的問題在21世紀會以新的面目出現，其中最大的長程變量來自拉丁美洲和非洲。

圖4.4 ： 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

由于非洲是沒有經過軸心時代并直接進入21世紀的文明，而拉丁美洲則沒有經歷過20世紀，這兩個文明在現代轉型和現代社會自我改進的過程中，和其他經歷過20世紀動蕩的軸心文明均有所不同。如果這些社會發生混沌，現代社會自我改進的歷史法則可能暫時無效。這時，與傳統社會演化類似的歷史法則將發揮作用。在全球化格局中，它立即會同其他文明演化中的問題互相耦合，產生巨大的影響。

先來看拉丁美洲。拉美國家在19世紀已經成為現代民族國家，擁有豐富的資源。為什么發展到今天仍困難重重？關鍵在于，拉丁美洲沒有經歷20世紀的動蕩，不具備現代社會自我改進的歷史經驗。我在之前指出，歐洲天主教民族國家的形成，與拉美民族國家的形成遙相呼應。19世紀早期，作為天主教社會的拉美已經完成了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化，但由于美國實行“門羅主義”，拉丁美洲沒有卷入20世紀的社會動蕩。

什么是“門羅主義”？拉美的民族國家剛一形成，歐洲就想干預，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提出一個主張：美洲的問題由美洲人自己解決，外來勢力不得干預。門羅主義一直延續到二戰才結束，它構成一個巨大的屏障，使拉美世界基本沒有參與20世紀的人類歷史，如法西斯主義的浩劫、民族主義的畸形狀態等。

拉美這段歷史經驗使其現代社會具有淳樸的一面，但是也帶來很多問題，20世紀民族主義的種種變構，也許會在拉美以另外的方式重演。例如，當下社會主義的大本營在拉美，天主教主要的信徒來自拉美，拉美還一度是納粹分子的避難天堂。但20世紀最重要的教益，就是明確了現代社會必須建立在認知理性T3和其他超越視野共存之上，拉美并沒有這樣一種抗體。

這也許是病，也可能為新的創造提供機會。至于非洲文明，它碰到的問題更為獨特，它必須同時確立和T3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并處理原始宗教和民族認同的關系。這是其他軸心文明在現代轉型中都未曾遇到的，我將其放到超越視野純化和啟蒙的關系之中討論。

如果排除現代社會自我改進的歷史法則在沒能最后完成現代轉型的軸心文明中可能暫時失效，歷史大方向就是現代社會在20世紀的基礎上進一步自我改進了，其不可避免的結論是多重超越視野的分離共存及不斷展開。“多重超越視野分離共存”本是20世紀下半葉提出的問題，但學界在概念上一直混淆了超越視野和一般的價值追求，因此無法解釋清楚文明共存的實質。

具體來說，雖然現代價值系統一直建立在T3和其他超越視野分離共存之上，但這通常被理解為T3從傳統文化中脫出的“大分離”，不同于T3的另一種超越視野似乎是不需要的。此外，由于現代價值具有普世性，其社會組織藍圖又只能是契約社會，表現在政治、經濟上就是實行憲制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民族國家，這使得人們往往將多種超越視野看作和一般文化差不多的價值，個人既可以信仰，亦可以不選擇。

換言之，“多重超越視野分離共存”被現代個人有選擇價值的自由掩蓋了。這樣一來，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現代社會構架中，“多重超越視野分離共存”似乎是沒有意義的命題。20世紀力圖將現代社會建立在T3和民族主義之上引起的大災難證明：現代社會組織藍圖必須以T3和另一種（數種）超越視野的分離共存為前提，否則容納多元價值的社會結構無法穩定地存在。也就是說，和T3共存的另一種（多種）超越視野是不可或缺的。對于非西方軸心文明，這不僅是出于歷史現實，還因為其道德和生命的最終意義來自終極關懷，它們不可能放棄自己的超越視野。

圖 ： 科爾內留·米哈伊列斯庫《 意大利的噴泉 》

這樣一來，隨著軸心文明現代轉型的完成，超越視野的多元組合必定有數種可能性。此外，由于終極關懷不同，現代社會雖由獨立個人組成，但認同構成的普遍主體必定呈現出多種形態。這樣，不同文明的民族主義和對契約社會基礎的看法必定存在差異，其結果是不同形態的民族國家和契約社會的共存。正因為經過改進的現代社會是軸心文明的新階段，“多重超越視野分離共存”作為軸心文明互相融合之本質是由現代社會自我改進的歷史法則所規定的。

從“多重超越視野分離共存”得到的第一個推論是啟蒙和傳統關系的再定位以及超越視野必須“純化”。什么是啟蒙和傳統關系的再定位？由于現代社會結構必須以兩種（或數種）超越視野分離共存為前提，在不同的現代軸心文明中，同樣是獨立自主的個人，因其終極關懷不同，現代主體意識也不盡相同。他們對契約社會存在的根據有不同的認識，因道德價值來源于超越視野，不同現代社會的道德基礎亦不盡相同。

隨著全球化和文明融合的不斷推進，不同超越視野的現代文明不僅共存于同一個地球村中，而且必將出現不同超越視野的獨立個人生活在同一政治共同體中。這時，如何化解不同超越視野帶來的沖突，如何確立不同超越視野共同的道德價值，就成為現代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更深層次審視不同超越視野的關系，克服超越視野和現代社會結構之間的緊張。我稱之為啟蒙和傳統關系的再定位。在此過程中，不僅啟蒙有了新意義，超越視野亦將不斷純化。

第二個推論是現代契約社會基礎的重建。我在之前指出，第一次全球化在19世紀初剛開始時，現代社會是一個雙層次的結構：第一層次是獨立的個人組成的民族國家，第二層次是民族國家組成的契約共同體，即國際法統治的全球社會，國際法來自天主教“自然法”的理性化。為什么當時現代社會只有這兩個層次？因為那時幾乎所有現代民族國家均來自天主教文明（日本是唯一的例外）。

隨著非西方軸心文明完成現代轉型，現代民族國家一定來自不同的軸心文明，而且由民族國家模擬個人形成的契約共同體也會出現不同的形態。也就是說，全球國際社會將形成不同的層次。今天的聯合國在建立時，未曾考慮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普遍主體的終極關懷，國際法亦逐漸成為所有民族國家一起訂立的契約，它將成為民族國家建立的契約共同體的最高層次。

在聯合國之下民族國家之上，會形成民族國家契約組織的新層次。為什么？因為不同超越視野的獨立個人具有不同的主體意識，具有相同主體意識的民族國家可以形成超越民族認同之上的某種認同，建立聯合國之下的國際共同體。今天這些共同體正在形成之中，但人類對它們還缺乏足夠的感性認識。它們是必定要出現的，這不僅是因為民族國家的超越視野不同，還因其現代個人觀念形成的歷程不同。

有的民族經歷了20世紀混沌引起的大動蕩，形成了不同的心靈經驗；拉丁美洲沒有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極權主義的歷史記憶，非洲又是沒有經過超越突破而直接跳入現代社會的文明。由這些不同的普遍主體形成的契約共同體肯定存在巨大差異，它們對契約社會基礎的認識是不同的，契約社會有多少種形態和層次是未來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三個推論是現代社會在自我改進之后還會進一步演化。雖然20世紀已經拉開了現代社會變遷的序幕，但現代社會的演化只有等所有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基本完成后才會真正展現自己的邏輯。正如我在之前討論軸心文明的演化時所提到的，推動軸心文明演化的長程動力除了普遍觀念和社會行動互相維系網絡的變遷，最關鍵的是社會行動基本結構中無組織力量的增加，以及現代社會組織藍圖的可欲性受到挑戰。這就必須去分析現代社會最大的無組織力量是什么，其應然社會的可欲性又會面臨哪些挑戰。我先從“多重超越視野分離共存”對文化的改造講起。

新時代的啟蒙和傳統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政治學家亨廷頓就敏銳地感覺到，冷戰結束后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將被“文明沖突”取代。亨廷頓的直覺來自蘇聯解體后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之間嚴重的對抗。20年后，問題的本質終于顯露出來。所謂“文明沖突”，實際上是非西方軸心文明在現代轉型過程中，其原本的超越視野日益顯現，成為與現代價值并列的存在。

在現代社會起源的過程中，T1和T3兩種超越視野的分離共存是現代社會的基礎原本十分清楚，但這一點在法國啟蒙運動中被現代價值反對天主教意識形態所掩蓋，19世紀又被風起云涌的民族主義所誤導。直至20世紀冷戰結束，這一現代社會的柱石才再次顯現出來。今天明顯可以看到各軸心文明的終極關懷開始復蘇。伊斯蘭教的擴張最快，擁有10億以上的教徒；印度教徒有8億；佛教徒有3.5億；基督教信眾近20億，半數以上是天主教徒，1/4是新教徒，1/4是東正教徒。

在軸心文明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引進T3和現代價值，必須讓該文明原有的超越視野退出應然社會的論證（政治、經濟組織的架構）。對于大多數傳統社會，這是在民族獨立過程中通過建立民族國家實現的，有的還必須經過反傳統的啟蒙運動。這一過程對于現代轉型尚未完成的社會仍然有效，但會以新的形態呈現。今天民族國家獨立是通過全民公決，而引進現代價值的啟蒙再也不會像歷史上那樣反傳統，而是正確地處理與傳統終極關懷的關系，從而使得科學理性、現代價值和來自傳統的另一種超越視野分離共存。

圖： 斯圖爾特·戴維斯 《 1號車庫 》

我在之前討論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時，談到中國經歷了兩次啟蒙運動。第一次啟蒙（新文化運動）是全盤反傳統的，而第二次啟蒙運動與第一次不同。中國臺灣地區是通過現代價值和儒家倫理二元分離實現的。大陸80年代的啟蒙集中在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上。

事實上，大陸儒學和佛教的復蘇比基督教的傳播更為迅速，作為人生終極意義的家庭和基于血緣的倫理，正逐漸成為民間的普遍規范，只是啟蒙知識分子與學者沒有參與進去，或者說是沒有意識到自己能夠做些什么。很多人仍在反傳統中理解啟蒙，看不到21世紀的啟蒙運動應該是確立現代價值系統和傳統終極關懷的合理關系。現代社會結構不能離開道德建設，它一定和本民族的超越視野有關。而進一步的啟蒙還應該包括解決不同超越視野共存所面臨的深層問題，特別是超越視野的純化。

今天人們在論述啟蒙時仍沿用康德的定義，將其理解為“獨立的個人運用理性”，或全面確立普遍價值。這當然不錯，但我們不要忘記：康德式的啟蒙雖幫助德國成為現代民族國家，但卻無法阻止德國民族主義走向納粹。今天的啟蒙必定是經過20世紀現代社會自我改進后對自身的新理解，它要防止把現代社會組織藍圖只建立在T3這一種超越視野之上。新時代的啟蒙運動不僅是普遍價值的貫徹，還包括民族認同基礎的建設和民族主義的改進，使其不會再犯20世紀的錯誤。更重要的是，啟蒙還必須去探索另外一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情，即各種超越視野通過互相對話和理解，達到互相包容，特別是實現超越視野的純化。

什么是超越視野的純化？這就是超越視野不能和現代價值系統相矛盾，并在此前提下探索生命的終極意義。本來，最純粹的超越視野是加爾文宗，這使得英、美現代社會的基礎最為堅固，但加爾文宗也并非沒有一點問題。美國至今還有很多人反對在學校里講授進化論，認為應該同時講“神創論”。為什么會這樣？加爾文宗主張每個人通過《圣經》和上帝溝通，“神創論”是福音派的基本信條。本來超越視野和科學并沒有矛盾，若有矛盾只能證明其還不夠純化。超越視野的純化不能靠科學，主要取決于宗教和道德哲學自身的變化，包括它與人文精神的互動，當然亦屬于啟蒙視野展開的一部分。

在超越視野的純化方面，我認為今天做得比較好的是天主教。自法國啟蒙運動以來，天主教一直與現代價值處于對立狀態。意大利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以后，國王的軍隊進入羅馬，梵蒂岡的教廷與民族主義更加勢不兩立。教廷與現代民族國家關系的緩和是在20世紀20年代，我在第七講指出，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國家后，試圖將天主教社會有機體融合到自己的體制中，梵蒂岡教廷才得到承認，從羅馬城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實體。

1958年以前，天主教的教義除了增加“禮贊圣母升天”這條內容以外，沒有發生過任何改變。但到約翰二十三世時期，天主教教義開始與“國際和平”和“人權”接軌，1962年召開的梵蒂岡會議重塑了天主教教義，這是1870年現代世界確立以后第一次超越視野的純化，也是16世紀特蘭托會議以后最重要的一次宗教會議。保羅六世甚至撤銷了對猶太人害死耶穌的指控。教皇約翰·保羅二世還為過去天主教所有的錯誤道歉，包括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所和迫害伽利略等，并提出天主教與進化論沒有矛盾。

天主教有如此改進，是由于它有一個基本特點：當信徒因基督教教義發生爭執的時候，以教皇的決定為定論，這也是天主教的傳統。正因如此，天主教可以做到其他宗教難以做到的事，如主張基督教的各個宗派互相聯合，與其他宗教進行對話，尋找各種終極關懷的倫理底線等。當然，其他軸心文明的超越視野亦處于某種純化的過程中，如中國文明中的人間佛教和新儒家都是例子。

但問題的本質在于，這必須是和啟蒙同步進行的文化建設過程。今天所有這一切均在當代自由主義視線之外，很少有人文學者將其視為啟蒙（現代社會基本價值之形成）的一部分。我要強調的是，這方面問題最嚴峻的是非洲。今天它的重要性尚不明顯，但隨著非洲文明在其現代轉型過程中主體意識的凸顯，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將日益顯現。

跳過軸心時代的新文明：非洲

如前所述，非洲是沒有經過軸心時代直接跳到現代社會的文明，它建立現代社會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一定和其他軸心文明不同，但又直接和現代社會的自我改進相聯系。例如，在1994年南非民主選舉中，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代表的非洲人國民代表大會上臺，1996年通過了歷史上擁有最廣泛人權的憲法。這對全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曼德拉不僅如當年印度的甘地一樣，使20世紀的民族獨立與19世紀不同，還向世界展現了爭取人權的新內涵。我問一個問題：為什么曼德拉形象和貢獻那么突出？這和整個非洲的獨特性有關。

南非宣布種族隔離政策不是在19世紀，而是在1948年。二戰后的民族獨立潮流中，哪一個現代國家敢宣布實行種族隔離？經過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法西斯主義大災難，這是大逆不道的。為什么南非敢這樣做？因為它停留在19世紀。其實，在非洲只有南非是經過軸心時代的社會，但它沒有20世紀的歷史教訓。

非洲地廣人眾，為什么只有南非屬于軸心文明社會呢？因為它和其他社會直接從部落時代（前軸心文明時代）跳到現代社會不同。我在之前提出，宗教改革后新教徒對外移民有兩個方向，一個是美洲，另一個是非洲和其他地區。非洲與美洲不同，其腹地難以開發，歐洲移民只能在海岸線上設置居住點，南非是唯一的例外。大約在17世紀，荷蘭人就在南非定居了，幾百年后當地荷蘭人的語言都不一樣了，他們被稱為布爾人，現在是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

荷蘭人是新教徒，我在之前還指出荷蘭人沒有美國那樣的民族主義。所以布爾人建立的共和國很小，但也是準現代社會。1900年左右，南非發現了鉆石礦，英國很眼紅。1900年前后，英國動用20多萬軍隊跟布爾人交戰，史稱英布戰爭，結果把布爾人征服了，南非成為英聯邦的一部分。換言之，南非是非洲唯一屬于軸心文明、卻沒有經過20世紀的社會。曼德拉反對種族隔離，表面上類似于19世紀美國南北戰爭中的解放黑人奴隸，但卻展現了21世紀人權的新內涵。

圖： 克梅蒂·雅諾什 《 多瑙河風光 》

南非以外的非洲，在19世紀70年代之前還是一片黑暗的大陸。1878年，美國記者到剛果河探險，發現在非洲能夠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比利時在非洲設立了20多個據點，1883年宣布占領剛果，成為占有非洲土地最多的國家，1900年非洲已經被瓜分完畢。這一過程太過短暫，以至于具有超越視野的宗教還沒有在非洲普及，非洲就直接進入了20世紀。二戰以后帝國主義退潮，非洲又一下跳進了現代社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非洲只有4個獨立國家，而到1960年擁有1億人口的17個非洲國家獨立，目前聯合國成員國有1/4為非洲國家。

從傳統的現代化史觀來看，非洲社會的現代轉型理應與其他傳統社會大同小異，其實不然。雖然隨著全球化的展開，科技與社會設施不斷進步，但涉及非洲人的主體意識對世界的影響，南非是絕無僅有的例子。一個文明略過軸心文明獨自演化的歷程確實太特殊了，其普遍主體還來不及適應現代社會，因此走一段下坡路是在所難免的。現代非洲的境遇依舊不佳，世界銀行發布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39.6%的非洲人口（4.371億人）每天的生活費低于1.25美元，在1990年這一比例是46.6%（2.958億人）。

正因如此，非洲面臨的問題是，必須同時確立科學理性T3與其他超越視野，并要求兩者同步且互不干擾，但這談何容易。現在非洲傳播最快的宗教有兩個，一個是伊斯蘭教，另一個是基督教。基督教的不同宗派分布于非洲各地，包括英國的圣公會，其中哪個宗派占上風取決于該國原本屬于哪個歐洲國家的殖民地；非洲伊斯蘭教的快速傳播則是因為其教義結構相對簡單。那么，同時確立兩種超越視野，會碰到哪些困難呢？歷史上沒有先例可尋，我們無法從以往的經驗來想象。但有一點是沒有疑義的，非洲的個人觀念與其他文明不同，這從部分非洲國家和地區的法律中就能看出。

我在之前指出，軸心文明的法律與道德是針對個體的，因為它們來自超越視野，超越視野確立了個體觀念。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其法律都是針對個人的，中國早就有“法不責眾”的說法。超越突破前的法律則是針對群體的，一些非洲社會的法律就是如此，由此可見非洲現代個人觀念確立的困難，其道路與傳統社會有根本的不同。

例如，數個世紀以來，索馬里人實踐著一種習慣法（Xeer）。這是一種多中心的法律系統，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機構來立法和闡釋法律。該法律大約形成于公元7世紀，尚沒有證據顯示它曾受到外來司法系統的重大影響，它是非洲本土文明的產物，因為在索馬里語的法律術語中沒有外來詞匯。Xeer法系有專業化分工，如法官（Odayal）、法理家（Xeerboggeyaal）、偵探（Guurtiyaal）、律師（Garxajiyaal）、證人（Murkhaatiyal）和警官（Waranle）等。

Xeer由少量不可改變的基礎原則所限定，類似于國際法中的斷然規范（JusCogens），譬如必須為誹謗、偷竊、身體傷害、強奸和致死支付賠償金（Diyya），其目的是“確保氏族間的良好關系”，還包括“通過和平使者善意協商、善待受保護成員（如孩子、婦女、虔信者、詩人、客人等）”。家庭義務列舉了嫁妝、對私奔的制裁，還涉及牧地、水源與其他自然資源的管理、為已婚女眷和新婚夫婦提供資助、向窮人捐贈牲口與其他財產等。這一法律系統如何與現代社會的法律互動，又會產生什么結果？我們統統不知道。

非洲正在迅速接受其他軸心文明的宗教，這是不爭的事實。非洲正處于向現代社會迅速轉型之中，但在現代社會自我改進的潮流中，傳統終極關懷確立的牢固程度仍是存疑的。在20世紀90年代冷戰基本結束以后，人類社會最慘烈的戰爭發生在非洲。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后，非洲就戰亂不斷，如塞內加爾人暴動、利比里亞部落戰爭、安哥拉內戰、布隆迪部落戰爭、盧旺達內戰、索馬里紛爭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剛果戰爭，它被稱作非洲的世界大戰，截至2008年，這場戰爭（停戰于2003年）及其余波（特別是戰后的疾病和饑荒）共造成540萬人死亡。

這種事情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可思議，甚至有論者用“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來形容它，但其實不是一回事。在非洲確立現代價值，十分突出地反映了啟蒙與傳統關系的重新定位，這也是21世紀不同超越視野純化、共存大潮流的組成部分。

非洲民族認同的形成與其他軸心文明也有所不同，這極有可能與非洲原始宗教有關。有朋友曾向我提過一個問題：為什么日本的原始宗教（神道教）在現代化過程中保存了下來，而夏威夷的原始宗教卻沒有呢？我在第六講指出，日本神道教被保存下來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日本歷史上神道教與超越視野的建立聯系在一起，二是近代神道教被視作民族認同的符號，夏威夷的原始宗教不具備這兩個條件，自然不可能在現代社會中生存下來。

現代非洲原始宗教的命運會是哪一種呢？今天尚不可知，但極有可能與非洲方興未艾的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對現代社會進一步的自我改進產生重要影響。值得一提的是，非洲文明演化中的主體性一直受到忽略，正如現代社會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時，其他軸心文明的主體性也不受重視。可以確信，非洲文明的主體性遲早會形成，其獨特經歷將成為現代社會下一步自我改進的巨大動力。

可以自我改進的契約社會

從“多重超越視野分離共存”得出的另一個推論是現代契約社會的基礎重建，最明顯的例子是處于民族國家與全球契約共同體之間的國際組織，這一課題在現代性誕生之初是不可能被意識到的，最先意識到這一問題的是歐洲，歐盟就是其初步形態。雖然早在18世紀美國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過類似的設想，但當時歐洲認同的凝聚力比民族認同弱得多，結果是法國大革命以后歐洲出現眾多的民族國家。

冷戰期間，特別是在戰后經濟復興階段，歐洲認同不斷加強，因為人們普遍意識到民族國家戰爭的災難，建立民族國家之上、全球社會之下的契約共同體被提上議事日程。一開始這僅限于創造共同市場，會員國間的貿易沒有關稅，勞動力、商品、資金可以自由流通。1951年聯邦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意大利六國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簽署《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1958年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正式成立；20世紀60—70年代，其成員又增加了丹麥、英國、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

20世紀80年代歐洲共同體的輻射范圍由經濟擴大到立法。1990年6月，《申根條約》（Schengen Agreement）正式簽署，消除過境關卡的限制，使會員國之間無國界。當第二次全球化開始，全球市場經濟再一次形成時，歐洲經濟共同體迅速向政治方面邁進，1992年通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由區域性經濟共同體轉變為政治與經濟的整合體；1993年11月1日，歐盟正式成立；1995年，瑞典、芬蘭和奧地利成為其會員國；1999年，歐盟正式推出歐元作為共同貨幣；2004年，塞浦路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馬耳他、斯洛文尼亞加入歐盟；2009年，歐盟制定保障人權的《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歐盟正在成為民族國家和聯合國中間層次的契約組織，但它只是這方面進展最快的例子，今天各大洲都已出現相似的嘗試，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拉丁美洲一體化協會（ALADI）等。它們之所以不具備近似于歐盟的明確目標，原因在于，其建立民族國家和全球契約共同體中間層次組織的機制尚不清晰。

圖：克勞德·莫奈《撐洋傘的女人 》

我在之前指出，在19世紀天主教文明的現代轉型完成之際，契約社會只有兩個層次，因為聯合國之上沒有更大的星際契約社會，聯合國又不是國家。那么，處于民族國家之上、聯合國之下的歐盟是近似于國家的契約共同體嗎？如果是，又該如何界定其主權呢？如果不是，它與聯合國是什么關系？這正是當代歐盟所面臨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今天歐盟的種種困難，都與契約社會新形態的性質尚不清晰有關。

從今天已知的契約社會的構成原理入手，很難理解上述契約社會的中間層次，根本原因在于，人類仍被局限在過去三個世紀的歷史經驗中。現代社會組織原理中規定契約社會層次的是民族認同，現代民族國家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時，民族認同被視認為與終極關懷無關。只有當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普遍實現時，人們才意識到：民族認同作為主體自我意識的一部分，不僅與終極關懷有關，還取決于該社會現代轉型的歷史經驗。

由于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決定了個人觀念，在不同的軸心文明中，民族認同就可以呈現多層次結構。這樣一來，由民族認同所決定的契約社會層次，就變得不如原來那么明確，民族國家之間的邊界亦變得模糊不清了。無論是民族主義的結構，還是契約社會的層次，都比原先想象的更為復雜。

與契約社會的層次相比，契約社會的組織機制是更加復雜困難的問題。現代民族國家起源于加爾文宗社會，契約社會的形成機制相對簡單，其中只存在兩種契約：一種是個人之間的契約，由此形成的組織，以公司為代表；另一種是所有人一起立約，共同組成民族國家，民族認同規定哪些人一起立約，即民族國家的規模。

上述契約社會的組織原理（特別是所有人一起立約）直接扎根于加爾文宗的圣約傳統，一旦所有軸心文明都完成了現代轉型，非西方軸心文明中又不存在加爾文宗的圣約傳統，契約社會的基礎必定會出現再定位。現代契約社會的觀念系統必須立足于T3與另一種超越視野的分離共存，另外兩種超越視野（不包括T3）能為契約社會提供近似于加爾文宗圣約的框架嗎？

我在之前指出，為了解決個人權利的可欲性問題，羅爾斯提岀正義論，其本質是將契約社會所立足的現代價值建立在道德（T4）之上，人權被視為新道德，這是一種新嘗試，但其后果卻是現代社會的正當性論證退回到與中國傳統社會相似的結構。

實際上，正義論已經涉及現代社會契約社會的基礎重建。當代中國已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關系社會”現象，即將個人之間的契約建立在關系之上，這在造就經濟超增長的同時，還帶來一些弊病。這一現象的實質正是來自不同軸心文明的現代社會，有著不同的終極關懷，不可能都接受加爾文宗對契約社會基礎的觀點。現代社會進一步的自我改進，必定包括對契約社會基礎的再探討。

本文系摘選自《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第八章節第3節。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編校：睿揚

編發：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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