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5日清晨，江西寧都城南的梅江沙灘上，站著一萬七千個人。

他們整整齊齊排成方陣，一個個扯下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丟在地上。有人把手里的旗幟攥成一團，用力撕開。兩萬條槍，換了一個方向。

這是中國革命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起義。那天早上沒人知道，這支隊伍六年后還能剩多少人。

要搞清楚這支隊伍的來歷，得先說說蔣介石的一筆賬。

中原大戰(zhàn)打完，馮玉祥的西北軍敗了，十幾萬人的殘部被蔣介石收編。收是收了，但蔣介石心里清楚，這幫人不是自己人。怎么辦？調去江西打紅軍。打贏了，紅軍少了一塊肉；打輸了，雜牌軍少了一支——怎么算都不虧。

第二十六路軍就是這么被送到南方來的。

這支部隊從山東一路拉到江西，北方漢子到了南方，水土不服，營里瘧疾爛肚子沒停過，天天死人。仗打得也窩囊，第三次圍剿失敗后，其他幾路國民黨軍都撤了，就他們被蔣介石釘在寧都，四面全是紅軍。

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來，這幫北方大老爺們兒徹底忍不住了。他們請求北上打日本，蔣介石回了一封電報，原話大意是：誰敢開口談抗日，殺。

這句話把最后一點軍心也打散了。

部隊里早就有共產黨人在活動。趙博生是參謀長，已經秘密入黨；董振堂帶著最能打的七十三旅；季振同手里握著裝備最好的七十四旅。三個人一合計，再加上中革軍委從瑞金方向的策應，事情就這么定了。

12月14日晚上八點，趙博生以"開軍事會議"為由，把全軍團以上的軍官請來吃飯。等人到齊了，他站起來，把話挑明：今天我們加入紅軍。

席間亂了一會兒，大多數軍官沒有抵抗，少數人被當場繳械。同一時間，早就安排好的人控制了全軍三部電臺，切斷了對外通訊。代總指揮李松昆趁亂帶著一個團跑了，剩下的人，留下來了。

第二天早上，一萬七千人整隊，兩萬條槍，開往蘇區(qū)。

中革軍委給這支部隊授了番號，叫紅五軍團，下轄三個軍。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分別出任軍長。毛澤東和朱德親自簽發(fā)了委任狀。

但這三個人的結局，其實在那一天就已經被歷史悄悄寫好了。

趙博生一年多后在江西金溪的戰(zhàn)役里頭部中彈，犧牲時三十六歲。季振同的死更冤——不是死在戰(zhàn)場上，是死在自己人的肅反擴大化里，1934年長征前夕被錯殺，三十三歲。

兩個人走了，董振堂還在。

紅五軍團在蘇區(qū)兩年多，部隊還算完整，一萬七千人到長征出發(fā)時還剩大約一萬兩千人。接下來的事，才是真正的消耗。

長征的行軍方式，彭德懷后來罵過，說像"抬轎子"——一、三軍團在前面開路，中央縱隊居中，紅五軍團永遠在最后。前面的人走遠了他們才能動，前面的人渡了河他們才能撤。

這種分工背后有一套邏輯：五軍團是起義部隊出身，在紅軍的信任排序里不是嫡系，防御戰(zhàn)又打得好，所以總后衛(wèi)這個位置，就成了他們的標配。

湘江一戰(zhàn)，是第一次整建制的犧牲。

蔣介石在湘江沿線布了三十萬大軍等著，紅軍要渡江，就必須有人把追兵死死拖住。這個任務落到了紅五軍團下轄的紅三十四師頭上——六千多人，清一色閩西子弟，師長陳樹湘二十九歲。

他們在楓樹腳陣地扛了三天三夜，子彈打光上刺刀，等到撤退命令來的時候，全師只剩下不到一千人，而且已經被截斷，回不了頭。

陳樹湘帶著殘部突圍，腹部中彈，腸子流了出來。被俘之后，他把手伸進傷口，把自己的腸子用力絞斷，死在敵人手里。二十九歲。

湘江戰(zhàn)役之后，紅五軍團從一萬兩千人打到六千人。紅三十四師，基本不存在了。

金沙江那一仗，五軍團又當了一次擋板。五千人在石板河一線頂住了對方超過一萬人的追兵，連續(xù)守了七個晝夜，硬是不讓敵人靠近渡口一步，等全軍渡完江，才撤。

仗是打贏了，但人越來越少。

懋功會師，是另一種消耗。紅四方面軍來了八萬人，中央紅軍這邊只剩一萬出頭，兵力差了將近八倍。張國燾覺得自己人多，開始搞事。他要南下，不讓北上，后來甚至另立"中央"。

紅五軍被編進了他主導的左路軍。張國燾的親信黃超被塞進來當政委，董振堂的骨干干部被一批批調走。在一次會議上，董振堂當眾反對南下，黃超當著大家的面扇了他一巴掌。

董振堂忍了，沒有還手。

南下是條死路，兜了將近一年才轉回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會師，紅五軍清點人數：不到三千人了。

三千人，接著往西走。

三大主力會師后，根據中央命令，紅五軍隨西路軍西渡黃河，目標是打通河西走廊，接應來自蘇聯的援助物資。進了河西走廊，就是馬步芳的地盤。

馬家軍不是普通的軍閥部隊，騎兵兇悍，以宗教和家族為紐帶，河西走廊就是他們的命根子，不會允許任何人在那里扎根。西路軍進去的時候兩萬來人，對面馬家軍集結的兵力超過七萬。

1937年1月初，董振堂率紅五軍攻下高臺縣城，守敵投降，當地老百姓開門相迎。他們在城里宣傳政策，開倉放糧，一百多名青壯年主動加入紅軍。

但高臺是座孤城，四面戈壁，城墻矮得一個人多高。

政委黃超把電臺和兩個主力團帶到了一百多里外的臨澤，名義上是分守兩城，實際上高臺和外界的聯系就此切斷。董振堂手里能用的，只有三千來人。

他其實知道守不住。

城北已經悄悄挖好了突圍用的地洞，騎兵團團長把出口都挖好了，隨時能走。但從臨澤來的命令只有一句話：高臺是戰(zhàn)略要地，必須死守。

1月12日，馬家軍來了，兩萬多人，有飛機有大炮。八天八夜，城里的子彈越打越少，糧食吃完了嚼冰塊，天寒地凍，紅軍把水潑在城墻上結冰，用來減緩敵人爬墻的速度。

第八天，城里的民團叛變，打開了城門。

巷戰(zhàn)開始，董振堂帶著最后的人退守指揮部，身中數彈，從城墻上摔下去。戰(zhàn)士們把他抱起來，他睜開眼，說了一句"我不行了，別管我了"，就停止了呼吸。四十二歲。

敵人割下了他的頭顱，掛在城樓上。

高臺一役，三千人幾乎全部犧牲。

起義三巨頭里，那時候已經一個都不剩了。更諷刺的是，高臺失守后，寧都起義時一路跟過來的某位師長，趁亂騎馬投了敵，還跑去給馬步青指認董振堂的尸首，建議對方把頭顱送去南京領賞。

從一萬七千人到最后能走到陜北和新疆的，不足一千人。

1955年授銜，全軍上下評了十位元帥、十位大將。紅五軍團出來的人，最高只到上將——而且只有一位。不是他們不能打，是他們的將領全死在了最前面。

毛澤東后來講過一句話，大意是：以寧都起義的精神用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戰(zhàn)無不勝。

這句話是高度評價，也是一種祭奠。那些曾經扯下帽徽、撕碎旗幟的人，大多數沒能等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