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知名學術打假博主“耿同學講故事”實名舉報上海大學轉化醫學院院長蘇某某的一篇Nature子刊論文涉嫌嚴重數據造假。而此前已經有同濟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三所知名高校的“國家杰青”被論文造假。

一場由科普博主發起的學術打假風暴，正在撕下中國科研界的光環。在頂級期刊上的重磅成果被質疑“連隨機數生成器都不會用”時，公眾也開始追問：這套運行數十年的科研評審體系，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自媒體打假，撕下科研工作的高端偽裝

2026年4月到5月，一個自稱“普通研究生”的科普視頻博主，讓多所“985”高校坐立不安。

“耿同學講故事”的學術打假之路始于一次偶然。他在與同學聊天時得知，論文里的原始數據其實是“可以查的”。他開始翻閱生物、醫學領域的實驗性研究，很快發現了異常。“問題太多了，比較離譜。”圖片重復、數據異常、補充材料里隱藏的疑點，被他以短視頻形式曝光，迅速吸引大量網友圍觀。

截至目前，他已連續實名舉報了四位國家杰青論文造假：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王平發表于《自然》的論文涉嫌原始數據造假；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陳佺發表于《自然》子刊的論文涉嫌嚴重學術造假；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康鐵邦發表于《自然·細胞生物學》的論文涉嫌“圖片重復使用、數據異常”；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鄺棟明發表于《自然·細胞生物學》的論文同樣被指出大量數據異常。

被質疑的論文有一個共同特征：均發表在《自然》或其子刊等國際頂級期刊上，且均涉及腫瘤治療等前沿領域。三所涉事高校的反應速度也呈現出高度一致性——四月中旬以來，多所高校在質疑發酵后數日內密集通報“已啟動調查”，口徑如出一轍：“對學術不端行為堅持‘零容忍’”。

同濟大學率先公布了處理結果：論文被確認存在學術不端，通訊作者被免去院長職務，降低專業技術崗位等級兩級，取消24個月內崗位聘用、工資晉級、職務晉升、科研項目申報等資格；第一作者被解除聘用關系。南開大學在“第一時間成立調查組”的通報中承諾“根據調查情況嚴肅認真處理”。中山大學在康鐵邦被舉報次日發布通報，僅隔數日又被指同一高校另一副院長論文數據可疑。

對公眾而言，這些事件帶來的不僅是震驚，更是一種關于“科研神圣性”的集體祛魅。“國家杰青”“長江學者”的頭銜與“64個數據小數點后兩位完全相同”這樣的造假手法放在一起，讓外界開始對高校的科研質量和經費監管產生根本性質疑。

造假的論文為何能夠成功發表

一篇頂刊論文從投稿到發表，要經過編輯初審、外部同行評議、多次修改等環節。一個值得反復追問的問題是：連自媒體博主都能輕易發現的數據異常，專業編輯和外審專家為什么看不出來？

“耿同學”本人的解釋或許足夠直白：“期刊編輯部的主要職責是評估論文的邏輯合理性和創新性，他們沒有資金，也沒有能力對每一篇論文進行實驗復現。責任主要在課題組內部。”

但從制度層面看，問題遠比想象中復雜。以被質疑的論文為例，造假手法之粗糙令人咋舌：陳佺團隊論文中連續64個數據的小數點后兩位完全一致，相關方竟回應稱是“四舍五入操作導致”；鄺棟明團隊論文中，一組檢測IL6ra mRNA表達量的數據與一組檢測腫瘤體積的數據序列高度相似甚至部分數值完全雷同；蘇佳燦論文中13個實驗數據中8個完全一致，71個數據點中51個小數點后均為0或5。在專業人士看來，生物學實驗存在測量誤差和隨機波動，如此大規模的規律性在正常實驗中幾乎不可能發生。

然而，同行評審的設置目的本身就不是核實數據，而是判斷論文是否符合研究規范、是否具有學術價值以及研究與結論之間是否相互匹配——評審員會默認數據來源的真實性。一項針對同行評議造假論文的研究顯示，中國的同行評議造假論文問題尤為突出，總量約占全球的3/4，遠高于其他國家。

更大的漏洞來自匿名評審制度本身。有評論尖銳指出：“評審人參與了論文放行，卻不必面對放行后的任何后果。他們的名字不會出現在撤稿聲明里，不會出現在調查報告里，也不會出現在任何公開的責任追究程序中。”這套制度用匿名來隔斷人情和權威的干擾，卻在保護公正的同時也保護了草率判斷，阻斷了責任追問。最終，人人都參與了判斷，人人又都可以說自己不是最終責任人。

這種責任真空在耿同學的打假中暴露得相當徹底。一篇論文發表前經歷了同行評議，發表后卻要靠一個科普博主來推動糾錯，至少說明這套匿名評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失靈了。

當然，人情、關系和學術地位的因素同樣不可忽視。有知情人士指出，大牌學者的論文更容易通過評審，部分評審人對“權威”心存敬畏，不愿或不敢提出尖銳質疑。中科院曾發布提醒，要求學術評議人“珍愛學術的純潔性，保持學術評議的獨立性、純粹性和公正性”，反對接受被評議人及其關系人的各類請托評議行為。這一提醒本身，恰恰折射出行業內“人情評議”并非個案。當一篇論文背后站著“國家杰青”“長江學者”“重點實驗室負責人”等多重身份，評審人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學術造假背后的動機是什么

造假者并非不知道后果。風險如此明確，為什么還要以身犯險？

外部壓力是一個繞不開的因素。近年來，“非升即走”制度在越來越多高校推行。在高強度的學術市場同行競爭與持續壓力下，焦慮情緒甚至失范行為極易發生。一位分析人士指出，部分高校對青年科研人員“重考核輕培養”，以“數”代評，以“走”代管，這會催生大量“短平快”研究，甚至滋生數據造假、論文掛名等學術不端行為。在高強度的學術市場同行競爭與“非升即走”的持續壓力下，職稱晉升期往往是違規行為高發的節點。

與此同時，誘人的利益補償構成了另一種驅動力。在不少高校，發表一篇高水平論文意味著數十萬元的科研獎勵、職稱晉升的通行證、后續項目的敲門磚。據公開資料，2025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共發布重大項目立項領域81個，資助重大項目50項，直接費用總計近7.2億元，平均資助強度約1400萬元/項。2025年共資助國家重大科研儀器研制項目74項，直接費用約8.5億元。其中，資助部門推薦類儀器項目4項，平均資助強度約7850萬元/項；資助自由申請類儀器項目70項，平均資助強度約760萬元/項。一旦學術成果直接與資源配置、個人收入、學術地位掛鉤，發表指標就會被無限放大而科研過程被不斷壓縮，論文便從探索真理的工具異化為衡量一切的標準。科研人員與高校教師在壓力之下，部分人可能因能力、時間或資源所限，被迫尋求“捷徑”。

更深層的原因在于資源配置的集中化。近年來學術界的種種亂象背后，往往指向行政權力對學術資源的過度滲透。項目資源、實驗室空間、博士生名額、職稱晉升名額，都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大牛”手中。年輕學者和身處邊緣位置的教師要想分到一杯羹，就必須在短期內拿出“重磅成果”。有研究指出，部分高校和科研機構重“爭取資源”輕“成果落地”，對項目進展、經費使用、成果真實性的核查缺乏有效手段，這為數據造假和經費套取留下了空間。

近年來，數據造假、圖片篡改、論文“工廠”生產，一批違規中介游走在灰色地帶，已成為污染學術生態的頑疾。更關鍵的是，造假成本過低是騙子橫行的一大推手。過去十多年，高校學術不端事件屢有發生，但被證實后，多以當事人辭職走人或學校解除聘用協議作罷，鮮有人承擔刑事責任或民事賠償。這種低風險的現狀，無疑變相鼓勵了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

面對學術界的亂象，一些積極的改革正在推進。國家衛生健康委已于2025年啟動為期三年的醫學科研誠信專項治理，要求加強外文期刊撤稿論文主動監測，建立國內醫學期刊論文監測機制，公開通報科研失信行為查處結果。2024年，教育部印發了《關于加強高等學校科研誠信建設和學術不端治理的指導意見》。

但這些制度建設的成效仍需觀察。南開大學、中山大學等涉事高校的調查尚未公布最終結果，公眾期待的不只是一紙“高度重視”的通報，而是真正經得起檢驗的調查結論。與此同時，學術評價體系的根本性改革也不可或缺。打破“唯論文”的評價枷鎖，讓科研回歸探索真理的本源，已不是“要不要做”的問題，而是“如何抓緊做”的問題。

“耿同學講故事”在采訪中說，他最希望看到的是那些離譜的造假論文被撤稿或被修改，“別誤導學生，別污染學術環境”。這或許是這場學術地震中最樸素，也最有分量的聲音。

（文章綜合光明網、南方周末、川觀新聞、極目新聞、搜狐網等）

撰稿：張勇、王子翼

編輯：王槐鑫

審核：吳增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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