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熊丙奇，教育學者

近日，武漢大學正式取消社會公眾進校預約制度，無需任何預約，僅憑本人身份證即可步行入校，暢游校園。此舉引起社會輿論廣泛關注。

很多人點贊武漢大學的“全面開放”，認為這是大學服務社會的應有之舉。但也有人質疑，這是把大學當“景點”的做法；大學的真正開放，不是讓公眾進入校園“到此一游”，而應該推進更深層次的大學開放。這是比打開大門更難的事情，需要建立起讓社會公眾共享大學教育資源的開放機制。

一、憑身份證入校，只是“有限開放”而已

大學的開放，大致可以分五個層次：一是只允許師生員工親友預約入校，可在公共區(qū)域活動；二是允許校外人員預約入校，可在公共區(qū)域活動；三是校外人員無需預約憑身份證進校，可在公共區(qū)域活動；四是校外人員無需帶身份證，自由進校，可在公共區(qū)域活動；五是校外人員可進入大學體育館、圖書館、教室，甚至實驗室，共享學校公共教育資源。

武漢大學取消預約制，允許校外人員憑身份證進校“暢游”，這屬于第三層次的開放。相比以往特殊時期只允許師生員工的親友預約進校，以及隨后實施的預約憑證入校，這已經(jīng)是很大的進步，不再有進校名額限制，也沒有了繁瑣的預約程序。

下一步，能不能做到不用憑身份證，就可自由進校？目前，大部分開放校門的高校，都實行憑身份證入校，只有少數(shù)高校，可不用身份證，自由進入校園。對于高校要求訪客出示身份證，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

支持者認為，這便于大學管理，畢竟大學開放校園面臨安全管理壓力，校外人員要進大學，應配合出示身份證。反對者則認為，這還是人為設限，制造不便。比如，此前北京大學一位教師就發(fā)文反對進校園要求出示證件，他講述自己曾經(jīng)跳過閘機繞過保安進入校園。

大學要求校外訪客出示身份證入校，也必然要求本校師生進校門要出示工作證或學生證，或刷校園卡。反對者還以國外大學向游客開放為例，指出這些大學沒有圍墻，社區(qū)居民與游客可自由進入校園，享有校園的公共綠地，在教學樓前拍照打卡，在校園內的咖啡店里喝咖啡。

要做到自由進校，就要進一步破除學校的圍墻，并建立起開放校園后的校內場館管理制度。觀察允許游客“自由行”的國外大學，“教學重地”“學生私人空間”如公共教學樓（因學校而異）、宿舍樓、圖書館、實驗室，也是不允許游客自由進入的。

換言之，校外人員只能享有向社會開放的公共區(qū)域。國內一些學生到國外大學“游學”，大多也是“到此一游”，在公共區(qū)域合影拍照，并不能進入教學樓、圖書館，“更近距離”地感受校園學習生活。進入教學樓、圖書館、宿舍，還是需要刷校園卡的。

這是為了平衡向社會開放與維護學校教學秩序的關系。畢竟，如果學校這些地方也向游客開放，會影響學校的正常教學，還可能出現(xiàn)校外人員與學生爭搶體育場館資源等問題。學校開放校園，就需要劃定哪些區(qū)域是可以向游客開放的。

二、大學不能為開放而開放

大學校園有序開放的前提，必然是首先保障本校的正常教育教學秩序，一旦因開放出現(xiàn)安全問題，以及影響學校正常教學秩序的事件，就會遭到本校師生員工的反對。

就此而言，當前我國大部分高校都可以借鑒武漢大學的做法，取消預約進校制，實行憑身份證進校。而對于少數(shù)公眾關注度高的“熱門”大學，如北大、清華等高校，則可分時段實行不同的開放政策，如在訪客并不多的時段實行憑身份證入校，而在訪客多的研學旅游高峰季則可實行預約入校。這種做法是基于學校的承載能力，如熱門旅游景點一樣，對進校人流進行限制。

要求高校做到不看游客身份證讓游客“自由進校”，這就需要全面破除學校圍墻，圍繞保障教學秩序、生活秩序，實行內部安保。像哈佛大學，游客可在校園里閑逛，但進不了學生宿舍。進學生宿舍，需要由該宿舍的學生帶進去。

我國高校的內部管理體系，以前是基于嚴格的進校門管理構建的。很多校內場館設施并不設限，這顯然無法適應打開校門后的安全管理要求。學校可利用信息技術，在學校的重要教學設施、實驗樓、宿舍樓安裝門禁系統(tǒng)，校外人員進校后進入不了這些設施，也就不會影響到學校的教學秩序。

當然，每個學校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周圍社區(qū)居民情況也不同，學校究竟采取哪種開放政策，不能一概而論。即便在發(fā)達國家，也有大學由于地處人流密集的市區(qū)，校舍資源十分緊張，實行嚴格的進校門管理制度，對社會人員進入校園，實行嚴格的限制。這也能得到社會公眾、社區(qū)居民的理解。

這也啟示，在制定校園開放政策時，要從實際出發(fā)，充分聽取學校師生、社區(qū)居民的意見，平衡各方利益訴求，制定大家能接受、認可的開放方案。

我國有部分高校在城市郊區(qū)，這些學校就是完全開放也是鮮有人去的。可這些高校依舊實行預約進校制，設置各種進校限制，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而要求學校不論實際情況如何，都一律取消預約制，也顯然是強人所難。大學開放也不能為開放而開放，是要實現(xiàn)“雙贏”的開放。

三、怎樣才算是大學的全面開放？

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打開校門，允許校外人員自由進入校園，校外人員可以“暢游”公共區(qū)域，這其實也只是把高校校園作為參觀的“景點”，而非真正做到向社會開放高校的教育資源。

高校真正的全面開放，應該是讓社會公眾享有高校的教育資源，包括體育場館資源、圖書館資源、課程資源、學術報告（講座）資源等。

我國一直在推進高校圖書館向社會公眾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第四十八條規(guī)定，國家支持學校圖書館、科研機構圖書館以及其他類型圖書館向社會公眾開放。各地也出臺了推進高校圖書館向公眾開放的意見，如2026年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有序推進高校圖書館對公眾開放，建設智慧圖書館體系”。

但是，落到現(xiàn)實，高校圖書館對社會公眾開放面臨諸多阻力。最大的難題是，高校并沒有開放圖書館的積極性，認為這“吃力不討好”，既增加管理壓力、維護成本，還可能引發(fā)本校師生的不滿。

開放體育場館，也面臨同樣的問題。2017年，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印發(fā)《關于推進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的實施意見》，要求積極推進學校體育場館向學生和社會開放。但迄今為止，大部分高校向社會開放體育場館資源，還只是點綴或者象征性的。很多進入校園的校外人員，可能想到學校體育場館去打網(wǎng)球、打籃球，進校后才發(fā)現(xiàn)，進入這些場館是需要刷卡的。

原因在于，如果不做限制，校外人員太多，本校師生會強烈反對；此外，場館運行需要維護費用，這些費用誰來出？去年，國家體育總局辦公廳印發(fā)《關于進一步加強公共體育場館向社會免費或低收費開放管理工作通知》，雖明確可以低收費，但高校不愿因此而鬧出輿情，于是選擇不向社會人員開放。

要推進高校向社會開放教育資源，發(fā)揮高校服務社會的作用，就需要探索全面開放機制。這不能要求高校單方面開放，而要有相應的政策體系支持，以及運行機制保障。如對于開放體育場館資源，就要建立以政府為主導、以學校為主體，加強部門協(xié)作，引導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形成加快推動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的政策體系。

在具體運行時，可由第三方非營利性機構負責，將區(qū)域內的學校體育場館資源進行整合，列出開放目錄清單，由社會公眾選擇。第三方機構招募志愿者，負責開放場館的管理、維護。社會公眾可以預約、辦會員卡的方式入校享有這些資源。

高校圖書館資源、課程資源、學術報告資源等的開放，也可以采取同樣的運行機制，由此實現(xiàn)高校資源的全面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