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本中心”到“價值創造中心”——ESG/CSR資深專家王連升談地方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深層次轉型

專訪嘉賓：王連升
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兼副秘書長，《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26）主要起草人兼編制工作組秘書長，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社會責任專委會副會長，北京市發改委ESG生態研究特邀專家。

2025年，中國ESG信息披露體系全面提速——滬深北交易所修訂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編制指南，新增污染物排放、能源利用、水資源利用三個具體指南；A股上市公司迎來ESG信息披露“首考”之年，近1900家公司披露可持續報告，披露率達34.7%。與此同時，全國碳市場碳排放配額累計成交超過7億噸，清算額突破千億大關，中國綠色金融市場規模持續領跑全球。

然而，量的增長不等于質的飛躍。在ESG成為資本市場“通行證”的當下，企業實踐正深陷于“工具理性與價值表述的斷裂”之中——ESG日益淪為評級工具，CSR則易流于營銷話術。如何讓ESG與CSR真正協同，推動地方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圍繞這一核心命題，本刊專訪了在ESG/CSR領域深耕多年的資深專家王連升。

問：當下ESG和CSR在中國商業語境中熱度很高，但您曾提出一個核心論斷——二者長期處于“理念”與“工具”的分離狀態。為什么會形成這種局面？

王連升：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觀察。坦率地說，當前很多企業的ESG實踐是被資本市場倒逼出來的。它們關注的是如何填報表、如何獲得更高評級，而忽略了企業究竟要為社會創造什么價值，也忽視了環境（E）、社會（S）、治理（G）三者之間本質上是相互嵌入的有機整體——傳統觀點將它們割裂為三個并列的“支柱”，導致資源的分散投入與戰略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傳統的CSR往往被理解為慈善捐贈或公益項目，游離于企業核心業務之外，最終淪為營銷話術。

二者分離的根本原因在于：企業缺少一套能夠同時容納“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系統性框架。這正是我為何提出“CSR為魂，ESG為體”這個界定——CSR作為“魂”，回答了“我們為什么要做”的根本問題，為企業發展提供價值導向和溫度；ESG作為“體”，為理念落地提供可量化的框架和標尺。魂體相融，才能避免“CSR流于空談”或“ESG走向異化”。這套思想并非停留在學術層面的抽象建構，它首先是對現有范式的批判性重構與哲學升華——一個邏輯嚴密、層次分明的思想系統，旨在引導企業從被動響應外部壓力的“工具理性”，轉向主動構建長期韌性的“價值自覺”。

問：從經濟維度來看，您主張讓CSR和ESG從“成本中心”轉變為“價值創造中心”。這句話聽來樸素，但要做到卻不容易。您能否具體闡釋一下？

王連升：之所以提出這個轉變，是因為太多企業把社會責任的投入視為“該花的錢”，把ESG的工作視為“不得不做的合規”。這是一種被動的、消耗性的思維。

真正的轉變在于：將CSR的使命與ESG的目標深度融入企業核心戰略與商業模式。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例——一家企業的CSR愿景是“推動綠色出行”，那么它的ESG戰略就可以具體化為“在2030年前實現全系產品電動化”，這不是慈善，而是未來的業務方向。同樣，投資員工技能培訓、保障供應鏈勞工權益，能提升生產效率和供應鏈穩定性；建立透明的治理機制，能降低運營風險和融資成本。企業需要明白，可持續發展成本不僅是“該花的錢”，更是“能賺的錢”——它是一種“戰略性經營模式”，其最終目的是在承擔多重責任的同時，實現企業商業價值的最大化。

這也是我從古典智慧中提煉出“價值沉默”戰略的原因。在喧囂的市場中，企業往往急于高調宣傳，卻忽略了實質性的價值積累。“價值沉默”并非不作為，而是包含三個層面的戰略定力：在議題不明朗時保持觀察性沉默，通過深度研究將不確定性轉化為確定性；在取得成就時保持謙抑性沉默，避免動機性質疑，積累更厚重的信任資本；將資源導向研發、供應鏈改造等實質性的價值創造，構筑難以模仿的“結構性優勢”，最終實現“靜水流深，涌泉爆發”的戰略效果。

問：您特別關注“鏈主企業”的作用，主張從“單向管控”向“雙向賦能”轉變。在供應鏈管理和地方產業集群發展中，這一理念如何落地？

王連升：產業鏈升級離不開“鏈主企業”的帶動作用。過去，大企業對供應商的管理更多是“要求”——你要合規、你要達標，否則就踢出供應鏈。這是一種單向的、壓迫性的模式。

我所倡導的是從“單向管控”轉向“雙向賦能”。具體來說，“鏈主企業”不應只是要求供應商合規，更應通過培訓、技術共享、管理輸出等方式幫助供應商提升ESG能力，讓優秀的ESG表現成為進入全球市場的“準入證”和產品溢價的來源，而不僅僅是滿足監管要求。這種“雙向賦能”會增強全鏈條的韌性和競爭力，實現從“合規成本”到“價值創造”的躍遷。

從地方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個從“局部優化”到“系統重塑”的過程——將ESG實踐從內部的環保措施，升級為貫穿研發、生產、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系統革命，打造真正的循環經濟，而不是簡單的末端治理。我曾主導制定的《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25）和連續多年舉辦的“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累計評測企業超1500家，正是為了給產業鏈提供一個可量化、可對標的責任治理工具。

問：在“雙碳”目標的大背景下，環境與資源維度的壓力越來越大。您如何看待當前企業對“污染物排放”“能源利用”“生物多樣性”等議題的反應？

王連升：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并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重大工程。滬深北三大交易所今年1月也新增發布了污染物排放、能源利用、水資源利用三個具體的編制指南，為上市公司提供了詳細的披露指引。這說明政策層面對環境信息披露的顆粒度要求越來越高。

但我們在實踐中看到，很多企業仍然停留在“為了合規而披露”的層面。真正的生態價值創造，需要企業將環境責任嵌入業務邏輯——比如，在研發階段設計易回收產品，在采購環節對供應商進行環保篩查，建立碳排放全生命周期的核算與管控體系，將節能降耗與成本節約、市場競爭力直接掛鉤。企業還需要意識到：ESG評級提升與生態治理水平之間存在正向循環。截至2025年底，MSCI中國A股指數成分股中全球領先評級（AAA、AA級）的家數占比已由2024年底的7.2%大幅躍升至14.13%，ESG評級提升正成為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體現。像生物多樣性保護這樣的議題，目前在國內還處于起步階段，但從國際趨勢看，越來越多的ESG框架（如歐洲可持續報告準則ESRS）已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核心議題。企業應該前瞻性地布局，將自然資本納入企業戰略考量。

問：在企業社會維度，尤其是女性職業可持續發展方面，您觀察到哪些趨勢？ESG如何在這一領域發揮實質性作用？

王連升：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議題。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最新報告，中國女性承擔的無償照料勞動量是男性的2.5倍以上，這種不平等的分配不僅限制了女性的職業發展路徑，也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和經濟損失。

這兩年政策端已有重要突破。2025年9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九部門聯合發文進一步規范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明確不得以性別為由限制婦女求職、不得詢問婚育情況。新修訂的《天津市婦女權益保障條例》將就業性別歧視行為納入勞動保障監察范圍，還新增了保障新就業形態女性勞動者權益的規定。多地還推出了女性就業創業促進計劃，通過搭建多元就業平臺、開展特色技能培訓、強化創業金融扶持等措施，助力女性實現更高質量就業。

但站在ESG的視角，僅僅依靠政策還不夠。企業應當在ESG的社會（S）維度中，將女性職業發展視為一個系統的治理議題——而非簡單的“指標”或“統計數據”。這包括：建立透明的招聘和晉升機制以消除隱性歧視；提供育兒支持和彈性工作安排，緩解女性面臨的“生育懲罰”效應；將女性領導力培養納入人才管理體系；以及關注新就業形態（如外賣騎手、電商主播等）中女性勞動者的特殊權益保障。企業的這些舉措不僅能直接提升社會績效，更能轉化為企業的競爭力和雇主品牌價值。一個好的S維度表現，能為企業吸引和留住優質人才，這本身就是一種高質量的增長。

問：信用、融投資與地方產業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各級政府和企業最關心的命題。您如何看待綠色金融對地方經濟的推動作用？

王連升：綠色金融在這里扮演著“矛”與“盾”的雙重角色——既是刺破投資風險迷霧的利刃，又是護航地方產業轉型的堅實盾牌。

數據最能說明問題。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我國綠色信貸余額已達43.51萬億元人民幣，綠色債券市場存量2.46萬億元，ESG公募證券基金規模5344.57億元。2025年1至8月，國內市場新發行綠色債券356只，規模達6478.54億元，同比增幅56.76%。這個規模的快速增長說明市場對綠色資產的認可度在顯著提升。

但真正值得關注的是信用評級與ESG表現之間的關聯。ESG評級較高的企業，往往能以更低的融資成本獲得資金支持。光大環境發行7.87億元綠色定向資產支持票據（碳中和債），優先級信用評級達到AAAsf，利率僅為1.90%。興錦建投在國信香港助力下發行17億元人民幣點心債，票面利率3.7%，創造了中西部地區同類企業的較低票面紀錄。企業的ESG表現直接轉化為融資優勢，這正在重塑資本市場的定價邏輯。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需要關注“價值沉默”戰略在綠色融資中的應用。一些企業在融資時過于強調ESG標簽，反而容易引發市場的“漂綠”質疑。相反，那些扎扎實實做轉型、默默積累結構性優勢的企業，往往能獲得投資者更深層次的信任。正如我提出的“謙抑性沉默”——在取得成就時克制宣傳，以實質性的治理績效贏得市場的長期信任。

問：將上述維度綜合起來，您認為地方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是什么？

王連升：地方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必須跳出“唯GDP論”的傳統思維，構建一個涵蓋經濟、社會、環境、人文、信用的系統性的“可持續競爭力”框架。

實踐中我們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案例。肇慶市建立“一縣一主業”的差異化產業布局模式，讓四會的新能源汽車和新型儲能產業產值超800億元，廣寧的竹產業和資源循環、德慶機電設備制造、封開綠色建材、懷集現代農業等產業也各自形成百億級或數十億級的集群規模。這其中，ESG理念的融入——無論是綠色能源項目落地、循環經濟構建，還是可持續供應鏈的培育——都起到了關鍵的產業升級催化劑作用。

與此同時，云南耿馬的“甜蜜循環”產業模式展示了全產業鏈系統思維的力量——一根甘蔗被全方位利用，從白糖到酒精、從可降解餐具到有機肥，形成了“原料隔墻供應、產品梯級利用”的產業生態，綜合產值突破百億元。這種將環境友好與經濟效益統一的做法，正是“責任閉環”理論在產業層面的生動體現——“責任閉環”強調E、S、G三者是相互嵌入、彼此生成的有機整體：卓越的治理為環境績效和社會價值提供制度保障，優異的環境表現反哺治理韌性，良好的社會關系構成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資本。

對地方而言，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找到“責任閉環”的產業邏輯：以鏈主企業為龍頭帶動全產業鏈協同升級，以綠色金融為支撐降低轉型成本，以ESG信披倒逼治理完善，以社會包容（尤其是女性職業發展）為社區凝聚發展合力。只有將這五個維度編織成一個有機閉環，地方產業才能真正從“粗放增長”走向“高質量、可持續的增長”。中國發展ESG要堅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既要借鑒國際準則的經驗，又要深度融合中國實踐，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