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從來不由“客觀史實”單向決定，而是在不同群體爭奪歷史敘事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丹尼爾?布爾斯廷等五位歷史學家寫作通俗歷史的故事，本質上是精英與大眾、主流與邊緣、保守與激進的不同力量，通過歷史書寫爭奪大眾認知、塑造家國認同、推動社會變革的過程。而歷史敘事能否真正影響大眾，最終取決于它能否回應時代的核心問題，能否與大眾的現實生活、身份認同與社會訴求產生深層共鳴。

《誰讓歷史流行起來：歷史學家、出版商與讀者》，[英]尼克·威瑟姆 著 ，萬有引力編輯部 譯，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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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施塔特努力打磨《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中展示的行文風格。他在給阿爾弗雷德·卡津的一封信中反思了這一點：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不要把我歸類為“歷史學家”。我想你是對的，他們瞧不起“文學家”，但我其實是一個被壓抑的文學家，無法僅僅通過寫好的散文取得成功，所以不得不轉向歷史。與我的同行不同，我仰慕作家，敬畏他們，從稱職的記者到文學評論家，無一例外。

正如這段話所示，霍夫施塔特認為文學風格是成功的通俗歷史學家與“歷史學家”之間的關鍵分界線。事實上，他在《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出版三年后為《進步》雜志（The Progressive）撰寫了一篇文章，進一步闡述了這一主題。他在文中反思了菲茨杰拉德的小說，很明顯，霍夫施塔特對這位小說家優雅的寫作風格極為欽佩：

他能夠看到——因為他如此敏銳地感受到——充滿競爭的勢利和奢侈表象之下，存在著充滿人性的、令人渴望的東西；當他那些華麗的文章，用一個美妙的句子捕捉到某個閃耀的事件時，人們可以看到，那些通常只會淪為陳詞濫調的主題和角色被賦予了深刻的象征意義。

霍夫施塔特在此處所表達的關于表象與內涵之間的差異，以及賦予人們已然熟悉的人物以象征意義的觀點，與他在《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中自覺地打磨自身寫作風格的努力相呼應。他在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所看到的，恰恰是他希望在自己的寫作中實現的。理解這一觀點，我們需要結合《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所介入的有關歷史寫作的公共功能的討論、該書受克諾夫出版社委托創作的方式，以及霍夫施塔特為使亞伯拉罕·林肯等知名人物的歷史聲譽變得更為復雜多元所做的努力。綜合來看，該書創作過程中的這些因素表明，無論是在構思還是在寫作過程中，霍夫施塔特都卓有成效地運用了“通俗”寫作的理念，他這樣做并非為了迎合他所認為的當代文化中最低層次的大眾品位，而是為了在教育美國公眾的同時，向他心目中的文學巨匠們看齊。

20世紀中葉，關于學術界如何觸及大學以外受眾的辯論并不僅限于歷史學界。例如，文學評論家萊昂內爾·特里林也非常重視將復雜思想傳達給大眾讀者的問題?！蹲杂芍髁x的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體現了特里林批評的這一特點：這本書在《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出版兩年后問世，收錄了一系列1940年代最初發表于小眾期刊的文章，所有這些文章都對美國文學批評與激進政治在二戰前和二戰期間形成的關系進行了批評。特里林將評論家的職責描述為“讓自由主義重新喚起其最初對多樣性和可能性的基本想象，這意味著要意識到其中的復雜性和困難”。他在1949年寫信給編輯時表示，這一觀點是“面向普通讀者的，而不僅僅是針對文學專業的學生”，目的是“應對我們文化中出現的危機，這場危機需要我們對自己的文化信仰進行大膽而審慎的思考”。因此，特里林的目標與霍夫施塔特的目標一致，盡管主題不同：他希望用更復雜和細致入微的解釋取代公眾心中對美國文學的簡單化理解。

特里林在這方面非常成功，他的書迅速售出了超過10萬冊。然而，特里林最終能夠通過《自由主義的想象》確立自己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不僅因為其廣泛的范圍和優美的行文風格，還因為這本書以“首批嚴肅的平裝書”之一的形式進入了文學市場，面向那些“既享受又尊重知識”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讀者。市場營銷、宣傳推廣和平裝書的興起在特里林這本書的成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類似的環境也影響了《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的出版?；舴蚴┧睾退某霭嫔虒嫵善胀ㄗx者的人群類型有著共同的理解，而這本書能否吸引這些讀者，也成為許多人討論的話題。例如，紐約大學學者托馬斯·C. 科克倫在閱讀了關于安德魯·杰克遜那一章的草稿后，對其表示了贊賞。但他也認為，為“有見識的普通讀者”寫作，并以“永遠吸引人的富于人文趣味的形式”來包裝自己的觀點，是在浪費自己“一流的才華”。科克倫對面向非學術讀者寫作的價值持懷疑態度，記者馬修·約瑟夫森則更為樂觀。他形容這本書“新穎而現實”，并告訴霍夫施塔特，他的寫作“充滿了受過教育的成年人的批判精神，這在這個領域是極為罕見的”。約瑟夫森和科克倫都將普通讀者定位為既聰明又受過教育的群體，這些模糊但重要的概念暗示著，通俗歷史的讀者群體牢牢扎根于美國的中產階級文化中。

霍夫施塔特本人也同意這一點。在給威斯康星大學的歷史學家霍華德·K. 比爾的信中，他提到他的讀者很可能處于“普通美國人”和“嚴肅的歷史學家”之間的某個位置。他接著提到，他關于西奧多·羅斯福的論述是針對那些“自由派讀者”的，這些讀者可能會懷疑這位美國第26任總統在白宮任職期間反對財閥統治的誠意。在這段評論中，霍夫施塔特強化了許多其他20世紀中葉歷史學家的觀點，即普通讀者對介于通俗讀物與學術著作之間的非虛構作品感興趣。然而，他對自由派讀者的關注，也為這一想象中的讀者群體賦予了政治身份：他的目標，與萊昂內爾·特里林一樣，是向自由派傳達真相。

克諾夫出版社的員工也知道，利用霍夫施塔特對自己作者角色誰讓歷史流行起來：歷史學家、出版商與讀者的政治化理解，并使其發揮積極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例如，霍夫施塔特申請克諾夫資助時，一位匿名評審警告說，他的論點有些離經叛道，有可能“激怒許多人”。類似的觀點讓出版社大學部門的編輯羅杰·沙格批評霍夫施塔特對美國政治的“偏激”看法，他擔心這可能會“疏遠許多讀者”。按照這種解讀，需要修改的不是書的內容，而是語氣：“作者應該重新審視并可能重新考慮其批評的嚴厲程度……而且在整個論述過程中，對于政治斗爭中不可避免的妥協，［他］必須減少‘紙上談兵’式的批評?！比绻舴蚴┧氐臅胍切┦苓^教育、聰明且具有政治意識的讀者，就必須在對歷史人物的批評與贊美之間找到平衡，因為這些讀者雖然開明，但尚未準備好接受對美國民主的徹底顛覆。

（摘自第一章《通俗歷史與共識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