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 本文摘編自機械工業出版社書籍

《妙趣橫生經濟學：揭開貨幣與市場運行的秘密》

凱拉·斯坎倫 著

責編| 柒排版| 拾零

第 9617篇深度好文：4603字 | 12 分鐘閱讀

近幾百年來，泡沫破裂事件頻發。無論是郁金香狂熱，還是互聯網泡沫，同樣的狂熱重復上演：人們擠破了腦袋，他們想要賺錢且想馬上就能賺到錢。

那些本無法盈利的互聯網公司卻能籌集到數百萬美元資金，而這種資金過剩現象在隨后幾年還在加劇—緊接著就爆發了一場更為嚴重的金融危機。

Z世代在他們的成長期已經經歷了三次重大的經濟衰退，這影響了他們的世界觀、與他人的關系及他們如何自處。當他們看到一個體系以他們無法理解的方式崩塌時，他們異常憤怒。

經濟穩定、就業穩定、金融穩定——所有這些都被打上了大大的問號。

許多人在腦海中都深深地烙下了這樣一幅畫面：父母雙手抱頭坐在餐桌前，心力交瘁地思索如何償還房貸。

人們對朝九晚五的工作感到沮喪，因為工作已無法兌現曾向嬰兒潮一代許下的那種承諾。員工初入職場的起薪也不比從前，而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不得不隨之改變。

一、為何我們會感到沮喪？

當我們擔心經濟時，我們通常擔心的是我們自己口袋里的錢。這就為一個不確定性的蛋糕創造出了完美的配方，其中包含：

1.預期：我們對事情的期望。

2.理論：事情本該有的面目。

3.現實：事情的現實狀況。

圖1：不確定性的蛋糕

我們感受到的氛圍會在整個經濟中得到倍增。你所感受到的氛圍會與其他所有人感受到的氛圍相結合，于是這在一個非常根本的層面上塑造了消費者的情緒（見圖2）。

正在講國內生產總值時我會談到的，消費者信心就是一切，因為它推動了消費者的出，而消費者的支出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核心動力。

圖2：人們的感受塑造了消費者的情緒

當預期、理論和現實出現背離時，經濟氛圍就會變得非常古怪，從而引發所謂的“認知失調”。

我們可以用某些指標衡量認知失調。比如，美國調查機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編制的“消費者信心調查”就提供了對于消費者信心的深刻見解。

圖3：現狀與預期并不總是相符

資料來源：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當然，形勢變差的感覺會相互疊加。不同的信心指標之間存在差異，所以我們的信心并非這些指標的平均數。但是，當現實與預期之間存在差異的時候，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圖4）

圖4：真實的經濟與你的感受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將基于氛圍的模型應用到我們的世界中。當人們感覺不好的時候，他們往往會下意識地通過這種基于氛圍的模型來指導自身的行為。

如果人們察覺到不確定性，他們可能會停止消費，從而影響整個經濟。這就是人們（包括你自己）所擁有的影響經濟現實的力量。這個原理也適用于經濟的方方面面。

喬希·詹布魯恩在《華爾街日報》專欄上寫道：“通脹預期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人們預期通脹會持續下去，他們可能會提高商品的價格或要求加薪，從而推動價格繼續上漲。”

二、你的關注成了別人眼中的鈔票

正當我們處于認知，大約在同一時間，社交媒體開始橫空出世。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切都可以被發布到全世界，情感也成了可以換取點贊和轉發的資產。

我們沒有多少有形的除了工作、家庭或學校之外的第三空間。網絡世界成為一個可以聚集的空間，上網是在一個看似荒涼的個人主義世界中尋找和建立社區的一種方式。于是，人們開始在網上發帖。

我們的神經系統變成盈利機器，可以幫助任何可以炮制快節奏的快樂丸的人。眼球（關注）成了賺錢工具，在消費者和廣告商之間創造出一個奇怪的互動層。對廣告商來說，你們只是宏大的賺錢計劃中的一次次點擊而已。

鑒于海量的信息不間斷地在對我們進行狂轟濫炸，不難理解我們是如何步入了一個我們的注意力成為終極商品的世界。

當我們登錄互聯網時，我們會在一分鐘內即刻接觸到30多種完全不同的事物——從虐心的到令人驚奇的，應有盡有。

這些媒體，無論是圖片、視頻、時事通信還是播客，都讓我們遠離現實。這一切都使我們模糊了感覺和行動之間的界限。

“因為我看到了戰爭的畫面，我就為阻止戰爭做出了貢獻”的想法助長了一種虛假的主體意識——認為個人能憑此熟悉遙遠的事件和人物。我們生活在一個旨在激怒我們的媒體生態系統之中。比如：

2022年10月，彭博社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在一年內發生經濟衰退的概率達到了100%，這一預測讓拜登遭受重擊》的文章。這樣的情況并未成真，但它著實嚇壞了人們。

三、精心打造賬號的背后

社交媒體只會放大這一切。這里注定是用于散播不滿的平臺，要想一炮而紅就要高聲地信口雌黃，激勵機制完全扭曲了。眼球（關注）成了賺錢工具。

社交媒體還具備一些象征主義的成分：

1.表現出焦慮成了證明你在乎的正確方式。

2.人們會執著于自己的看法，因為確定性能帶來安全感，即便這種確定性用錯了地方。

但這樣做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它催生了嘩眾取寵的現象，即一個人的個性和自我價值完全與他人的苦難掛鉤。這些觀點與他們聲稱所支持的對象完全脫節，因為這一切不過是向他人表明“自己什么都懂”。

社會期望偏差就是為了讓別人覺得自己足夠優秀，而把自己偽裝成本不該有的模樣。

這造成了我們情感的商品化。

特別是社交媒體平臺已經演變成一個人們基于自己的感知價值，對經歷進行交易、點贊和分享的“社會學市場”。這些經歷可以是一次風景優美的度假，是一頓美食，甚至是個人的悲痛，所有事物都有可能被轉化為可消費的資產。

舉例來說，一心捕捉“完美”Instagram照片的欲望會讓人們無暇真正享受當下的時刻。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忙于分析角度、光線和可能的文案——將這段經歷打造成一件“商品”，而不是沉浸在日落的美景或被鮮花簇擁的愉悅感之中。

這種狀態讓人厭煩，因為有一個說法是，讓人們過自己的生活，但是，當一切都可消費時會發生什么？我們試圖資產化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就是為了讓它在社會學市場上有價值。

當我們根據各種心理學理論過度分析我們的想法、我們的感受以及它的“意義”時，我們就會無法全身心地體驗這個世界，而是簡單地去“體驗感覺本身”。

我們不再單純地感受悲傷、喜悅或憤怒，而是可能立刻進行自我分析、貼標簽，甚至將我們的情緒歸于病態。

這就好像我們一直試圖把我們的感覺塞進一個由更廣泛的社會或心理框架所定義的盒子里——阻止我們以原始的、未經過濾的形式體驗這些感受。

公平地說，過好生活與將自身感受及別的東西“資產化”之間應該有一個平衡，同時要警覺將經歷變成商品的方式。

但是，當我們深陷為自認為應該有的感受賦予某種價值時，當我們因此發展出整套情結時，我們就會從自身經歷中獲得一種優越感，結果讓自己與正在做的事情漸行漸遠。

這一切的發生都是因為我們覺得時間快不夠用了，錢快不夠花了，思考的空間快沒有了。為了讓互聯網成為第三空間，人們付出了很多努力，在某種程度上，它確實成了這樣的空間。

但最終你還是會離線的。你會放下手機，或者關掉電腦上的頁面，到那時候，你依舊是你，身體上（或許精神上）依舊煢煢孑立。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一切都圍繞著眼球（關注），無所不用其極。部分原因在于媒體的商業模式——為了吸引點擊，你必須讓人們感到恐慌。

那些暗示自己的智慧可以拯救世界免于毀滅的權威人士，同樣也是那些在高談闊論中埋下不信任種子的人，他們在推特上妄談經濟衰退，并經常宣稱“事態比實際情況嚴重得多”。看似可信的胡言亂語，其邊際成本實際上為零。

正如《大西洋月刊》記者安妮·阿普爾鮑姆所寫：

“源源不斷地給出荒謬、相互矛盾的解釋，以及可笑的謊言，慫恿許多人相信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真相，結果就是普遍的憤世嫉俗。畢竟，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真實的，那么你們對此就無能為力了。抗議毫無意義，加入也無濟于事。”

出于這種憤世嫉俗的心態，我們陷入了懷舊。

四、懷念“經濟上行時期的美”，其實危險

緬懷過去比批判性地活在現在更容易。我們更愿意沉浸在博物館的純凈氣氛里，而不是去打造新的東西!尤其是因為我們容易將過去想得比實際情況更美好，而經常認為當下比實際情況糟糕得多。

追憶往昔的美好時光可能是一種危險的反應。懷舊不僅是一種被動回憶過去的行為，還是對環境的一種反應。在政治動蕩、技術進步和社會變革時期，人們往往向往看似更簡單、穩定且熟悉的過去。這里有一個過程：

我們重塑過去：過去比未來更難以預測，其實就是指我們常常在腦海中重塑時光。

然后我們改造過去：我們喜歡深情地回顧那些或許不值得如此看待的時刻，接著，我們借助科技、電影和音樂改造那種感覺。

正如文化理論家、藝術家斯維特蘭娜·博伊姆在《懷舊的未來》一書中所寫的那樣：“技術進步和特技效果常常被用來再現過往的景象，從沉沒的‘泰坦尼克號’到垂死的角斗士，再到早已滅絕的恐龍。”

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害怕：這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方式，它使我們不必去思考我們正在以不可阻擋的速度沖向某種早晚無可回避的結局。

博伊姆還說：“在一個生活節奏加速和社會動蕩的時代里，懷舊不可避免地會以某種防御機制的面目再現象，到停滯，再到虛無主義：

說到懷舊，有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考慮：

1.希望需要想象，而想象需要付出努力。

2.懷舊助長了停滯，而我們所在的文化環境則強化了這一點。

3.隨著懷舊情緒的加深，創新思維變得罕見，對未來的希望逐漸萎縮，消費者信心隨之下降。

我們已經看到消費習慣變得古怪，人們會把所有的錢都投入狗狗幣中。虛無主義成了公司和投資的驅動力，因為人們放棄了希望，所以他們索性就孤注一擲。

平心而論，我確實認為懷舊有可取之處!與人分享過去很美好，并且記憶是我們人格的基石。

但懷舊可能成為一種手段，讓我們拋棄想象和創造出一個更美好世界的責任。它是一種遺忘，也是一種逃避現實。

若是你總在回首往事，又如何暢想未來呢？我們廣泛講述的故事正變得越來越讓人灰心。因此，我們轉而尋求過去的重新演繹（它“原本有可能的樣子”），希望這個“新過去”會成為我們的未來。但我們不過是陷入了一個循環之中。

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如此說可能有點兒偏頗。正如德里克·湯普森所指出的：“不可思議的是，好萊塢有這么多不同的力量在推動IP進入無限循環的重現。

原創故事需要憑借極高的熱度和好評才有機會賺到1億美元，而口碑平平的經典IP改編作品卻能輕松斬獲2億美元票房。”

懷舊更劃算!對于消費者和電影制片人來說，風險都更小。作為貨幣化“熟悉感”的例證，想一想《超級馬力歐兄弟大電影》漫威電影宇宙、“芭比娃娃系列”電影，以及不斷開啟的續集。它們根植于由經濟不確定性催生的風險最小化的泡沫當中。

省錢，多拍電影，別搞創新。

這就好像經濟機制在想：“既然你可以翻新舊輪子，為什么還要發明新的呢？”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流行的漁夫帽、厚底鞋和闊腿牛仔褲等時尚潮流的復興就是典型的例子。

各大品牌并未開拓新的領域，它們正在搜索以前的目錄，簡單地重新發布經典設計。甚至在數字時代，黑膠唱片的回歸也迎合了這種心態。

這正是“熟悉感”的經濟學。既然過去的似乎能提供可靠的投資回報率，又為什么要冒險創新呢？本質上講，消費世界陷入了經濟性驅動的懷舊循環：回收，再售，重復。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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