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位已經離職的“大學原博導”一邊搞名校研學的生意，一邊推動大學開放活動。武漢大學率先開放校門，在贏得輿論一片叫好的同時，開放后的校園也遇到了一些亂象。

“大學校園是否應該開放”的話題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把自己三年前的文章翻出來，再講一次這個話題：校園開放與否，應該由師生說了算，不要慷別人之慨！

一、我們各級政府與單位哪個不是財政撥款支持的，不都有圍墻嗎？哪個可以隨便進？

批評中國大學關閉校園的人，動輒以“撥款是納稅人的錢，所以就應該開放”來說事，顯然，這是學習西方的權利觀。美國等西方國家大學的確沒有圍墻，隨便進，但問題是，西方僅僅是高校沒有圍墻嗎？

國情文化不同，這些國家絕大部分機構都是沒有圍墻的，何止是高校，議會、總統府也是開放參觀的，更不要說各級政府。20多年前在國外時，導游就告訴我，在這些國家，萬一找不到衛生間，就找當地市政廳，而且是24小時開放。

我們一樣嗎？各級政府都寫著“為人民服務”，我們隨便進得去嗎？也不只是各級政府，我們大大小小的單位都有圍墻，都有看門的門衛與保安，為什么不開放？

一些媒體也紛紛跟進呼吁大學應該開放，能否請這些媒體先開放做個示范，尤其是權威媒體，讓普通人也可以隨時進去看看逛逛，讓老百姓穿行、散步？因為你們也是財政撥款單位！

二、不要動輒講國外高校如何開放，西方國家民眾對“高校游”會如此狂熱嗎？

西方高校不僅校園沒有圍墻，校內各種設施包括圖書館等也都是開放的，我也很喜歡、欣賞這種做法。但我們的高校基本都有圍墻，圖書館、教室也都有嚴格的出入管控，為什么？

原因很復雜，我只提醒一個。

教育對于中國人是非同一般的存在，孔子在中國長期被尊稱為“圣人”，文廟也往往在當地最重要的政府部門隔壁。到了現代，這些標志就變成了高校，尤其是著名高校。

眾多家長對孩子教育的重視，往往物化為對著名大學的重視，對高校游的重視，甚至是狂熱，希望孩子能到高校里“熏陶”一下，尤其是以北大清華為代表的名校，參觀游學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

暑假圍繞清華北大的游學高燒不退，雖然學校也開放了預約，但預約名額秒光，一些人想盡辦法進學校，比如和校內師生合作倒賣訪客指標，清華北大為此還公開處分了部分學生與老師。為了混進學校，一些家長甚至帶孩子躺在小汽車后備箱想混進學校，于是學校門衛不得不一一檢查進校汽車的后備箱。

如果清華北大開放，大概率北京第一旅游景點就是清華北大了，而不是故宮。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會發生什么？每天幾萬，甚至可能超過10萬的游客涌入北大清華，學校會變成什么樣？

美國、英國的家長會這么瘋狂嗎？不可能！我去過一些國外著名的高校，無論是哈佛，MIT，還是牛劍，往往都是中國游客最多，為什么？如果他們的民眾也如中國老百姓這般熱衷高校游，我堅信他們也不得不進行限制和干預。事實上，劍橋大學部分地方已經采取了措施，因為蜂擁的中國游客。

三、我們如何保障校園基本的學習與生活秩序？

成千上萬的人涌入高校會發生什么？與師生沖突是必然的，在有限的環境里爭奪有限的資源。

曾經某著名大學教授給我講過一個故事：當年校園還開放時，他正在上課，一個家長帶著孩子就進來了，還大呼小叫地招喊同伴，“這里在上課，快來體驗一下！”結果課堂秩序大亂，同學們眼光齊刷刷看向這批游客。這位教授無奈憤怒地吼了一聲：滾!

事實上武漢大學此次開放也遇到了這些問題，比如某飯堂被游客“攻陷”，影響了本就緊張的師生就餐。還有游客直播學校的體育課，爬樹拍照等等，學校徹底成了公園。內蒙古的一所普通高校遇到的問題也類似，孩子們在操場上亂跑，垃圾也扔了一地。

有人說，“可以把學校教學區封閉起來”，難道我們在學校里還要加裝復雜的圍墻圍欄嗎？如果不加圍欄，家長們會聽從要求，不進教室等不應該去的地方嗎？事實上，北大清華等不得不在每個教學樓門口都設置了門衛保安，否則基本的教學秩序就無法保障了！

更重要的是，在有限的物理空間里，資源是有限的。一個老師告訴我，如果全面開放，學生們上廁所可能都需要排隊了。

四、還有，一旦發生校園安全問題，誰來承擔責任？

日前看到一個案例，一所學校響應當地要求，開放學校體育設施。一名外校學生放學后進校踢球受傷，把這所學校告到法院，法院判學校承擔管理不善的賠償責任。如果都這樣判罰，哪個學校敢開放？遺憾的是，這類和稀泥的官司比比皆是。

校園全面開放，安全管理難度肯定成倍提高，成本誰來承擔？相關的安全責任誰來承擔？一旦發生問題，能否讓學校無責脫責？

其實日前某學校開放，就有學生家長跳出來反對：有人到我們孩子宿舍偷窺怎么辦？放進來一個精神病怎么辦？更不要說，如果學生和游客發生沖突，甚至受傷，學校就永無寧日了！近年，校園頻發的極端安全事件已經讓學校疲于應付。

很多人喜歡說“疫情前還開放的，現在就變了，這是惰政！”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輿論環境與管理要求的變化。短短五六年的時間，網絡輿論失序，疊加泛濫的投訴舉報，全面破壞了教育生態，也讓高校承擔著巨大的管理責任、安全責任。

麻煩的是，很多責任承擔不起，而不是不想擔責。

五、不開放校門，就和社會脫節了嗎？就是文化不開放嗎？

這次校園開放與否的輿論爭論中，已經放大到文化開放的高度，甚至批評我們的大學和社會脫節了。比如呼吁開放校園的那位“原博導”在直播時說，“校園封閉會讓學生和社會脫節”。

我沒有明白其中的基本邏輯，學生不能自由進入校門嗎？怎么脫節？

更不要說文化層面。在當下互聯網時代，竟然把物理的圍墻無限放大。一個圍墻能切斷互聯網與網絡空間嗎？能切斷文化開放交流嗎？

六、開放校園，聽公眾的，還是師生的？

大學校園首先是服務學生與老師的，是服務教學科研的。是否開放，我們首先需要問問廣大高校學生與老師，他們才是直接的利益關系人，不是社會公眾，更不是媒體！更何況我們動輒講的高校自主權在哪里？

開放，還是不開放，交給學校師生與管理者自己做決定！罔顧師生利益，一味批評不開放的，顯然是慷別人之慨！站著說話不腰疼。

我也相信，伴隨各種外部環境的變化，越來越多的高校會在保障師生權益的基礎上，找到平衡，進一步擴大開放的程度。

最后想提醒，大學校園并非絕對封閉，很多地方的普通高校本就是有效管控下開放的，主要原因就是游人少。其中的焦點是個別名校，也是控制性開放，只是更為嚴格，因為想進去的人實在太多了，不要搞錯了這個基本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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