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萬科A發布了一份新的高管薪酬方案。

如果不細看，這只是一次常規制度更新。但翻開細節會發現，里面藏著一行改變游戲規則的條款——「薪酬止付與追索機制」。

白紙黑字說得清楚：高管違反義務給公司造成損失，或對財務造假、資金占用、違規擔保等違法違規行為負有過錯的，公司可以減少、停止支付未發放的績效薪酬和中長期激勵收入，已經發放的，全額或部分追回。

以前賺到的錢——不再是你的了。

其實早在今年3月，萬科高管被要求退還過去四年薪酬的消息就在市場上廣泛流傳。雖然萬科隨后對部分傳聞予以否認，但輿論場已然沸騰。

緊接著5月8日，追索機制正式寫入公司制度。不管之前傳的是真是假——現在，它成了白紙黑字的規矩。

網上有人評價得很直白——“與對失職瀆職的追責相比，退錢只是小事。”眾說紛紜中，萬科撕開了一個口子。

1

高薪散場，舊賬重算

把萬科高管薪酬放在時間軸上看，變化之劇烈令人咋舌。

2019年，郁亮報酬總額1251.7萬元，另有稅后經濟利潤獎金2218萬元；祝九勝報酬總額1127.4萬元，獎金1345萬元。那是萬科凈利潤389億元的年份，整個行業烈火烹油。

但報表上的年薪只是冰山一角。再加上跟投制度帶來的杠桿收益，那幾年地產高管的真實收入，遠比薪酬數字本身要大得多。

2024年3月28日起，郁亮、祝九勝、解凍自愿領取月薪稅前1萬元。

2025年，萬科全體董事、監事和高管報酬總額僅為942.1萬元。比2013年1.12億元的高峰下降了92%。所有高管一年的薪酬加起來，不如當年一個人的零頭。

同年，萬科歸母凈利潤虧損885.56億元，加上2024年虧損的494.78億元，兩年累計虧損超1380億元——超過公司當前總市值。

從千萬年薪到月薪一萬，再到現在制度性追回，萬科走完了一條完整的曲線。

現在追的不只是年薪本身，是要重新審視那些年：高管們拿到的錢，到底對應的是真實的價值創造，還是今天千億虧損的前奏？

2

白紙黑字，退路已斷

“自愿降薪”和“制度追回”是兩碼事。前者是道德表態，可進可退，是管理層對輿論壓力的回應；后者是公司治理層面的制度安排，具備法律效力和可追溯性。

推動這一質變的，是2025年10月證監會發布的新版《上市公司治理準則》（2026年1月1日施行）。其中有一條核心規定：

在部門規章層面寫入「止付與追索機制」——業績出了問題，已發的錢可以追回。

公司由盈轉虧或虧損擴大時，高管平均績效薪酬原則上應相應下降。

萬科5月8日的方案，就是在對標這套準則做制度落地。

但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方案適用對象為“2026年度任期內的董事、高管”，而郁亮離任日期恰好是2026年1月。

當然，能不能真正追回來，是另一個問題。有法律界人士直言：

“啟動追索的前提是舉證高管存在主觀決策失當，市場系統性風險導致的虧損算誰的？責任邊界無法清晰界定，法律層面幾乎無法裁定執行。”

也有業內人士更悲觀：過去幾年出險房企不少都宣布過追索機制，最終成功追回資金的案例并不多。

但制度的信號意義，遠大于單筆追回的金額。

它劃出了一條新的底線：從今往后，高管薪酬不再是“發到手就結束了”。它變成了一張有追溯期的憑證。

過去那種“拿了錢、拍屁股走人”的路徑，制度上被堵死了。

3

規則重寫，時代換軌

萬科不是孤例，視野拉到全行業，“追薪”正從特殊事件變成系統性制度安排。

地產行業最極端的案例是恒大——

清盤人通過香港法院向許家印、夏海鈞等七名被告追討約60億美元（約427億人民幣）的股息及酬金。

理由是這些錢基于2017至2020年“涉嫌錯報的財務報表”發放。許家印已被全球資產凍結禁制令覆蓋，23億美元離岸家族信托被法院認定為逃避債務工具，追繳正在進行中。

金融行業走得更早。

過去三年，13家上市銀行執行“反向討薪”，累計追回近3億元。僅中國銀行2024年就對2469人次執行追索扣回。

券商同步跟進，多家頭部機構已建立績效薪酬追索扣回機制。從恒大到萬科，從銀行到券商，一套新的薪酬邏輯正在成型：

舊規則：高管薪酬=短期業績的獎勵。賺到就是賺到，風險由股東、債權人、購房者承擔。

新規則：高管薪酬=長期價值創造的對價。如果事后證明你創造的不是價值而是風險，發放薪酬的邏輯基礎就不成立，公司有權追回。

用網上流傳甚廣的一句話概括——

“時代給了你紅利，時代也要收回它的義務。”

也許追薪機制在執行層面還有很多模糊地帶，也許真正能追回的金額遠低于當年發出去的數字。但規則的切換已經完成——

整個中國企業高管薪酬體系，從“順周期狂歡”走向“全周期約束”的轉折點。

落袋為安的時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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