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場震動英國的公投前幾周，我挺著大肚子，拎著一袋支持脫歐陣營的傳單，在英格蘭的小鎮上蹣跚奔走。脫歐派贏了。此后幾年，英國陷入拉鋸般的壕溝戰。直到鮑里斯·約翰遜承諾“完成脫歐”，人們才一度以為這件事終于告一段落。

但事實證明，脫歐并沒有完成。我幾乎都能聽見那個戴帽子的煩人家伙在遠處隱約叫嚷。更讓人無奈的是，脫歐如今又以一種沉悶拖沓的方式重新活了過來：它既被當作基爾·斯塔默的絕望一搏，也成了敲打安迪·伯納姆的棍子。

梅克菲爾德是伯納姆希望贏下補選、進而扳倒斯塔默的地方。那里在脫歐公投中有65%的人支持脫歐。伯納姆本人則在最近一次工黨大會上表示，他認為英國“最終”應該重新加入歐盟。因此，工黨內部和反對黨中的對手都不約而同地把脫歐視為伯納姆的一個潛在弱點。

奈杰爾·法拉奇當然是“脫歐先生”。但韋斯·斯特里廷也在重新喚起脫歐留下的幽靈。他在周六對聽眾表示，“離開歐盟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而在被問及斯特里廷這番像手榴彈一樣的表態時，伯納姆起初的回答圓滑得驚人。他周六對獨立電視臺新聞說：“從長遠來看，重新加入歐盟是有理由的。”但他同時表示，自己“并不主張在這次補選中推動這件事”。換句話說，這確實是他的看法，但眼下他更想談別的話題。

我敢說，他大概寧愿談任何別的事。但如果脫歐至今仍像幽靈一樣盤旋在工黨的宴席上，那恐怕正是因為它并沒有解決選民原本希望它解決的問題，其中也包括工黨昔日工人階級基本盤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這是跨黨派的失敗。即便是鮑里斯·約翰遜“完成脫歐”的承諾，也沒能真正完成脫歐——如果你所說的脫歐，是指把問責重新交還給政府，并遏制英國的大規模移民。

但也許，單靠脫歐本身，原本就不足以承載這樣一場重大的爭論。因為這場爭論歸根結底并不是圍繞具體政策，而是圍繞誰來治理、以及如何治理。治理國家，究竟應當通過條約、協議、非政府組織和遙遠的官僚體系來實現？還是通過民選政治人物？又或者是某種秘而不宣的第三種方式？

近十年過去了，我們仍在反復爭論同樣的話題：國際協議與國家主權，“某處的人”和“無處不在的人”，大規模移民，脫離現實的精英，覺醒官僚，以及那些令人厭煩的、滿臉通紅的“老白男”之類。人們似乎唯一能想到的歷史類比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仿佛英國歷史就是從那里開始的。

但實際上，如果拿17世紀的英國來類比，我們今天的癱瘓狀態反而更容易理解。

當年我懷著身孕、陪我一起去發脫歐傳單的那個孩子，如今和脫歐一樣，也快10歲了。和那些驚慌失措、動輒把法拉奇比作希特勒的人不同，她對英國歷史的了解已經不止于20世紀。但她不喜歡17世紀，覺得那段歷史“太亂了”。我不怪她，因為那確實是一團令人眼花繚亂的混亂局面。不過，現代英國國家本身，正是在那一連串動蕩逐步得到化解的過程中形成的。

當時和現在一樣，核心問題都是：這個國家應當如何被治理？查理一世堅信君權神授，他極不情愿與議會分享權力，因此多次解散下議院。他的第一屆議會只開了兩個月，從1625年6月到8月，他就失去了耐心。這屆議會后來被載入史冊，稱為“無用議會”。這樣的議會，我們也見過不少。

最典型的是，查理后來厭煩到了極點，從1629年開始，連續11年完全不召集議會。保王派把這段時期稱為“親政時期”，反對者則稱之為“十一年專斷統治”。但到了1640年，他還是不得不讓步，因為他意識到自己窮得已經無力有效作戰。議會抓住機會，剝奪了查理的專斷權力。兩年后，緊張局勢徹底沸騰，國家陷入內戰，直到1649年查理被處決，這場內戰才告結束。

即便如此，英格蘭也沒有穩定下來。隨后出現了一段帶有試驗色彩、充滿理想主義的“共和政體”時期，結果也正如人們所能預料的那樣，并不成功，最終在1653年至1659年轉入克倫威爾主導下的軍事統治。再之后，大家都被這些試驗折騰得筋疲力盡，于是在1660年重新迎回君主。

但即便如此，也并沒有像人們今天說的那樣“完成脫歐”。相反，此后將近30年里，政治爭斗仍在持續。

這一切在詹姆斯二世崩潰時達到頂點——這次是精神崩潰，不是被砍頭——隨后他逃離了這個國家。此后，奧蘭治的威廉被扶上王位，成為一個被拔掉牙齒的象征性君主，而這也成了我們此后一直延續至今的模式。

在發明了君主立憲制之后，到那個世紀末，英國又建立了中央銀行制度和國家債務。再過幾年，《聯合法案》終結了與蘇格蘭的敵對狀態，而且是永久性地終結——至少大體上可以這么說。換句話說，“現代英國”的大部分基礎，都是在那60年混亂過后的疲憊余波中奠定的。

我不禁在想，也許脫歐之所以顯得沒完沒了，是因為今天牽涉的問題，和17世紀那些讓一個10歲孩子都覺得混亂的問題一樣，同樣復雜、根深蒂固、具有結構性，有時甚至帶有宗教色彩。我們又一次和蘇格蘭陷入對立。傳播秩序也再次受到擾亂，只不過這一次不是激進的小冊子印刷者。宗教鼓動者也依然活躍，只是如今大多換了另一種面貌。

經濟和權力的基礎也在變化。上一次是從土地所有權轉向貿易，這一次則是從有形貿易轉向無形的國際金融，近來又進一步轉向更具爭議的人工智能問題。

在這樣一個躁動不安的背景下，核心政治問題與17世紀正好相反。那時，議會試圖把權力從專斷的國王手中分散出來。如今，問題卻在于權力已經過度分散，散落在非政府組織、監管機構、規則、條約以及其他各種——而且往往是跨國的——權力分散機制之中。別忘了，還有那些把莉茲·特拉斯趕下臺的“債券義警”，如今也在威脅工黨那位被視為“北方之王”的人物。于是，那個深層問題再次浮現：到底是誰在統治？又該如何從這團蜂擁而至的權力網絡中，重新建立起一個更有決斷力的治理體制？

在脫歐前的政治共識之下，一些議題——包括移民——因為受到各種跨國條約和承諾的約束，被視為政治之外的問題。與此相對，最終勝出的口號是“奪回控制權”。從本質上說，選民投票支持的，是讓選票真正算數。

從這個意義上說，爭論脫歐究竟是關于“被拋下的人”、還是關于“民主與國家主權”、還是關于“移民”，其實沒有意義。它們只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

如果不界定你是在為誰的利益而治理——也就是你的國家，以及構成這個國家人民的共同體——那你就無從談論什么是國家，什么是民主。而這又要求你界定邊界，也界定你的經濟究竟服務于誰?？杉s翰遜一邊承諾“完成脫歐”，一邊又在2020年之后打開移民閘門，以避免“工資上漲”。

有人也許會說，考慮到我們今天的經濟組織方式，工資上漲本來就會更嚴重。但問題恰恰就在這里。英國現實決策背后的權力、原則和壓力，在法律名義上是自由主義和民主的，但在實際運作中卻完全是另一回事，而這件事至今甚至還沒有一個真正成型的名字。脫歐只是這種張力的一個結果，但它本質上是結構性的。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始終難以破解。

不過，也許現在下結論還太早。從1625年的“無用議會”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英國近代早期的憲制問題用了60年才逐步解決。相比之下，脫歐之后這10年的后現代式癱瘓，不過是轉瞬之間。

而且，無論如何，也完全可以說，只是因為我們的新聞周期過于亢奮，才讓這種局面顯得像是停滯不前。只要退后一步看，很多事情其實已經變了。沒錯，自金融危機以來，這個國家一直停滯不振。但我們已經離那個造成這種局面的政治共識很遠了——那個共識認為，最大限度的開放、勞動力流動和大金融，會像漲潮一樣讓所有船只一同上升。

是的，如今仍有一整片由跨國規則和未經選舉產生的好管閑事者構成的荊棘叢，阻擋著全國三分之二民眾現在更傾向支持的、更嚴格得多的移民管控。但“奧弗頓窗口”已經明顯移動了。如今，民選議員已經開始談論“大規模驅逐出境”了，而就在兩年前，法拉奇還稱這在政治上“不可能實現”。

如果是在脫歐公投期間，這樣的話一定會遭到痛斥；而在布萊爾主義最鼎盛的時候，任何使用這種語言的人都會被迅速邊緣化。可現在，就連曾對保守黨所謂“盧旺達計劃”發出嚴厲警告的歐盟，也在就第三國“遣返中心”展開討論。

至于伯納姆本人，他正拼命躲避這些充滿爭議的子彈，而第一顆就是斯特里廷射來的那枚“脫歐導彈”。他在周一說：“我尊重脫歐?！钡也淮_定真的有人相信他。畢竟，此前也有太多人說過同樣的話，最后卻并未照做。

讀這些方案會發現，這實際上意味著要改造幾乎所有至少自千禧年前后以來建立起來的治理結構。如此廣泛的結構性變革要求，恰恰說明移民問題與“誰在統治”這件事，在微觀和宏觀層面上其實是同一回事。改變其中一個，就意味著要對另一個進行徹底重塑。

眼下這些右翼競爭者，真能做到這一點嗎？即便他們做不到，我仍懷疑，最終總會有人做到。但我擔心，我們的動蕩還遠沒有結束。若以17世紀為參照，我們甚至連一半都還沒走到。

不過，我還是希望自己錯了——至少希望我對事態走向的判斷是錯的。因為如果事情真是這樣發展，那么這一次，我們走的將是一條反向的歷史路徑。那意味著我們現在仍處在派系紛爭的幾十年里，接下來可能就是克倫威爾式的強人統治。要是順著我女兒的歷史書再往回倒推，之后又會是什么？把國王的頭再接回去嗎？也許我還是不該杞人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