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訪華后,美財長向外界拋出信號:美國不急于續簽“中美貿易休戰安排”。
這種看似“不急”的姿態背后,實則是華盛頓試圖為后續談判積累籌碼的精明算計。
美方評價中方在關鍵礦產領域的履約“不算優秀”,試圖在國際場中營造“受損者”形象;但其心知肚明,短期內根本無法擺脫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在這場大國博弈中,美方正試圖推行一種深度介入的“管理型貿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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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前的經貿博弈,宏觀基本面早已給出暗示。特朗普這次帶著非常龐大的政府班底、企業家班底來中國做正式訪問。
他是美國總統里為數不多訪華兩次的,只有里根總統訪華三次,更多總統只來過一次,拜登甚至一次都沒來過,足以體現他對中國市場、對中美關系的重視程度。
這次訪問最重要的意義,還是釋放了中美兩國高層愿意繼續溝通、推動合作的信號,整體方向非常積極。
從隨行人員名單和公開的交流方向來看,雙方關注的重點都放在未來合作、經貿往來、產業溝通上,給市場釋放的信號非常友好。
雖然最終決定資本市場走向的還是基本面和宏觀經濟環境的演進,但目前釋放的信號已經非常有建設性。
對比2017年特朗普首次訪華的隨行企業名單,能很明顯看到這些年中美投資、尤其是美國對華投資的變化。
2017年的隨行團有20多家企業,以傳統產業為主:福特、通用等汽車企業,通用電氣、艾克森美孚、美國電話電報等能源、通信企業,還有沃爾瑪這類零售企業,金融板塊有花旗、波音、黑石、高盛等。
今年的隨行團里,金融板塊依然有相關企業參與,最大的變化來自科技領域:美股“七小強”占了主流,Meta、馬斯克、蘋果都在名單里,英偉達、高通這類科技基建類企業也在列。
中國和美國都是極具創新能力和企業家精神的大市場,過去9到10年,雙方在產業升級、技術進步上都取得了非常明顯的進展。
這次人工智能、科技領域的重磅企業家、產業專業人士都參與到交流中,也符合當前的產業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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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時候還沒有興起AI趨勢,隨行團里甚至很少有互聯網領域的企業家。現在全球AI驅動的發展趨勢里,中美是引領全球的兩個主導角色,都會在這個趨勢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朗普訪華在產業上釋放善意的同時,也為接下來的中美休戰打下了不可或缺的信任盤。中美關系的新定位,是這次特朗普訪華帶來的最重要的宏觀成果。
新定位叫做構建中美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系,包含四個維度: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為未來三年或者更長時間的中美關系提供戰略指引。
中美過去合作最緊密的就是經貿領域,之前的關稅戰對全球資本市場,尤其是中國資產價格影響很大,很多人都記得去年四月份的一波大跌,雖然之后很快回彈了。
當前的經貿狀態是什么樣的,未來又有哪些潛在的機會和挑戰,可以從兩個維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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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維度是產業鏈的底層競爭力。全球貿易往來的核心,是各自競爭優勢的互相交換,由企業在產業鏈中的競爭優勢決定。
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更多是短期影響,哪怕經歷了中美貿易的不確定性、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政策波動,中國企業的出口在過去一年表現得異常有韌性。
這背后是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格局中擁有明顯的競爭優勢:高效的生產能力、完備的產業鏈配套,這也是中國出口過去一年不斷超預期的核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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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的出口數據增長,結構和過去相比有兩個明顯的變化。
第一個是區域結構變化:對美國出口的依賴度大大降低,對新興市場、拉美、非洲、東盟這些區域的出口貢獻占比越來越高。
第二個是產品結構變化:原來的出口主力是傳統小商品,經過過去十年的變遷,高端裝備、跨境消費、高端消費的占比越來越高,體現了中國中高端制造業的全球競爭力在不斷提升。
這種底層的競爭力,很難受到貿易政策的長期影響,也決定了中國在全球貿易伙伴中的角色定位,是最核心的信心來源。盡管底層競爭力堅若磐石,但白宮在關稅問題上的反復仍不容忽視。
第二個維度是關稅政策的波動。特朗普25年上臺之后,關稅政策面臨比較大的波動,既受特朗普美國制造業回流政策的影響,也有出口貿易的影響,再到美國和其他全球貿易伙伴角色定位重構的影響,中間有反復波動的過程。
貿易政策的波動性確實加大了,但拋開波動性來看,中國出口的競爭力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在增強。特朗普的制造業回流政策確實在推進,但很難達到他預期的把所有制造業都遷回美國本土的效果。
現在確實出現了兩個明顯的趨勢:一個是在美國制造業回流、國家安全、貿易保護主義的基調下,美國企業在思考和中國供應鏈脫鉤,尋找替代方案,雖然這個過程難度很大,也非常長期,但苗頭已經出現。
另一個是中國企業也受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影響,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受限,也在尋找第三國搭建供應鏈。兩頭的變化都已經發生,也帶來了積極的效果:美國不在中國建廠,中國也不在美國建廠,都在第三方國家重塑各自的供應鏈。
長期來看,這種變化對中國的出口型企業、高端裝備制造類出口企業,反而帶來了更多的機會。目前對美國以外的出口占比明顯在提升,而且不斷超預期,已經給出了答案。
只要中國相關企業的競爭力在全球處在有利地位,就有能力把產品賣到全球對應的市場,反而讓外界對中國出口型企業、高端裝備相關企業更有信心。
伴隨著供應鏈的全球化重構,市場對關稅摩擦的恐慌心理也在蛻變。
關稅對投資的影響烈度,在去年四月份那一刻確實很大,但拉長時間來看,影響力正在逐步降低。
沒有準確的量化公式能評估關稅對投資決策的影響比例,但關稅政策的波動性,一直是投資者比較關注的部分。
去年四月份關稅的不確定性,給整個資本市場、全球宏觀環境帶來了恐慌,但在那之后,關稅的影響逐漸進入降波過程,市場對這種不確定性有了更合理、更理性的理解。不確定性被充分定價之后,市場更多回歸基本面驅動。
當前環境下,關稅的波動會維持在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再出現25年那樣的大幅波動的概率實際上在降低。這次中美領導人見面定下的“穩定”基調,也會進一步降低大波動出現的概率。
穩定的貿易關系、合作共贏的角色定位,對雙方都是好事情:中國需要穩定的外貿環境,美國也需要解決自身的通脹問題。中美兩個經濟體目前處在完全不同的經濟周期階段。
美國更像是處在經濟擴張的中后階段,增長整體還可以,但已經有放緩的跡象。
通脹處在歷史上比較高的位置,一直很難回落,經濟增長的加速度在放緩,就業邊際上也在轉弱,新增就業并沒有快速提升,大概處在增長和過熱之間的階段。
中國則不太一樣,處在逐步復蘇的階段。中國目前處在復蘇到增長的過程中,出口整體超預期,但進入2026年,經濟復蘇結構化分化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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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社融數據、貨幣供應數據顯示,需求端整體還是緩步復蘇的狀態,更指向中國經濟仍處在復蘇早期階段。從一季度企業季報來看,結構化分化也比較明顯,盈利能力回升幅度不是特別大,從這點來看,復蘇還需要一定時間印證。
這種錯位交疊的經濟周期,注定了雙方在未來的深度博弈。歸根結底,美方在“中美休戰”上的“不急”,實則是在為中方訪美蓄勢。
不論是美方渴望落袋為安的采購單,還是中方牢牢把握的礦產主導權,都在呼喚新的平衡。未來的經貿磋商注定是極其精細的較量,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合作共贏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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