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的諾獎得主，又少一人。

美國當地時間2026年5月15日，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S. Phelps）在紐約曼哈頓的家中去世，享年92歲。

埃德蒙·費爾普斯

費爾普斯于1981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78年獲得古根海姆學者獎，2000年被授予美國經濟學會杰出會士稱號，2011年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正式院士。2006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費爾普斯，以表彰他對宏觀經濟政策中跨時間權衡的分析。

費爾普斯最重要的經濟學成就，是他對“通脹與失業關系”的顛覆性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界曾普遍認為，通脹與失業之間存在某種穩定的替代關系，通脹高時失業率就低，反之亦然。由此出發，當時的許多政策制定者認為，為了實現就業的增長，可以接受較高的通脹，甚至主動將通脹工具化。

費爾普斯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研究從根本上動搖了這一信念。他在1967年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上述替代關系只在短期內存在，而且依賴于一個關鍵條件：工人和企業對通脹的預期出現“錯誤”。具體而言，如果政府突然增加貨幣供給推動通脹上升，企業可能誤以為這是對其產品的需求增加而擴大生產、增雇工人，從而暫時降低失業。但一旦工人和企業意識到實際通脹高于預期，他們就會調整工資和價格要求，失業率將回到原來的水平。

費爾普斯進一步指出，經濟體中存在一個由結構性因素決定的“自然失業率”水平，通脹在長期內無法將其壓低至該水平以下。這一洞見的政策含義極其深遠：政府不能指望通過制造通脹來永久降低失業，長期來看這只會推高物價水平而不會改善就業。

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美國高通脹與高失業并存的“滯脹”局面，正是對費爾普斯理論最有力的驗證。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在頒獎時指出，費爾普斯的工作“加深了我們對經濟政策短期效果與長期效果之間關系的理解”，“對宏觀經濟政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為了讓更多讀者深入理解費爾普斯理論的價值，下面，阿信分享其個人回憶錄《埃德蒙·費爾普斯：我的經濟學之旅》中的有關章節，從費爾普斯自己的視角，解讀它的淵源與影響。

《埃德蒙·費爾普斯：我的經濟學之旅》

[美] 埃德蒙·費爾普斯 著

何志毅 張占武 譯

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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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摘編自《埃德蒙·費爾普斯：我的經濟學之旅》

《通貨膨脹政策與失業理論》

在入住山景房并購入一輛捷豹汽車后，我很快就在可以俯瞰斯坦福大學的 CASBS 安頓下來。當年，該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中不乏顯赫的人物。約翰·羅爾斯正在撰寫《正義論》，理查德·派普斯和塞繆爾·亨廷頓也在這里從事研究工作，我和他們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成了朋友，尤其是和羅爾斯成為一生摯友。我與哲學家阿梅莉·羅蒂和她的丈夫理查德·羅蒂（當時他正在研究哲學新思想，并著有《筑就我們的國家》一書）、唐納德·戴維森、理查德·布蘭特以及心理學家特雷西和霍華德·肯德勒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當然，每個人來這里都是為了推進自己的項目，但我們在舊金山半島斯坦福山莊共同度過的那一年，是一段讓人難以忘懷的田園生活時光。我們中有些人幾乎每天都在烈日下打排球。（一位醫生對我們其中一人說：“你們一定是瘋了。”不過我從未有過那么好的身體。辦公室里的一位年輕女士在我打球失誤后對羅爾斯說：“奈德長得很帥，但他不會打排球。”）我們還共同應對了舊金山、斯坦福大學校園以及研究中心內部的種種困擾。

很難夸大 20 世紀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美國爆發的抗議活動，尤其是 1965 年洛杉磯的瓦茨騷亂，1967 年紐約爆發的一系列社會騷亂，1968 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抗議運動，以及 1968年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舊金山州立大學的第三世界解放陣線。記得早春的某天下午，我在研究中心周圍散步，俯瞰斯坦福大學的校園，只見煙霧從校園中央總部的恩西納大廳升騰而起，一群疑似來自舊金山的抗議者放火燒了這座建筑。后來發生的一次襲擊離我更近了。當時大約凌晨 4 點，副主任普雷斯頓·卡特勒打來電話，說縱火者襲擊了兩間研究中心的辦公室，我的辦公室就是其中之一。“你最好趕緊過來。”他說。我永遠也忘不了我焦急地開車前往研究中心的情景。我腦海中想象著最糟糕的場景—也許那些我沒有備份的手稿已經化為灰燼，也許羅爾斯的手稿也被毀了，也許研究中心將關閉數月。幸運的是，研究中心仍然可以運作，我們的手稿也得以保存。（在我的印象中，即使是受損最嚴重的那些手稿也還有利用價值。）

毫無疑問，這次社會動蕩引起了我們研究中心和其他公益組織對那些遭受歧視的貧苦勞動者和勞動力市場受害者的關注。布魯金斯學會已經對此產生了興趣。1968 年初，我在那里會見了約瑟夫·A. 佩奇曼，他向我展示了他搜集的關于最底層 1/5 低收入人群的數據。不久之后，我獲得了布魯金斯學會為期一年的資助，并將其用于我在 1968—1969 年撰寫的一本關于失業和低工資的書上。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開始研究失業問題，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失業問題以及在考慮對失業的影響的情況下最適宜的通貨膨脹政策，因為人們過去對最低工資水平和工資對于工作的作用缺乏關注。我的主要成果是一本比較厚的書《通貨膨脹政策與失業理論》，副書名是“貨幣計劃的成本—收益方法”。（我對書名尤其是副書名不太確定，于是我詢問了羅爾斯的意見。他說：“這會激怒你想激怒的人。”我很困惑，因為我不是要得罪人，我的興趣純粹是學術上的。）

這本書主要是從貨幣和非貨幣等多個角度研究失業問題。全書貫穿了對以私營企業為主的市場經濟的探討，比如當時的美國經濟。書中最引人入勝的部分是非貨幣因素的分析，但或許我們先從貨幣視角開始討論更為合適。

這本書開篇概述了經濟學家對失業存在的原因以及個人失業和總失業波動性的理解。（本章提出了我稱之為“統計歧視”的概念，稍后會詳細介紹。）在波動方面，書中提到了從丹尼斯·羅伯遜和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到羅伯特·盧卡斯、倫納德·拉平、唐納德·戈登和艾倫·海因斯的新古典主義理論，以及由我自己和戴爾·莫滕森開創的“現代”勞動力市場理論。

不過，這本書的重要貢獻還在于其他方面。《通貨膨脹政策與失業理論》標志著我開始了一系列關于工作多層面或多維度重要性著作的撰寫。在討論就業問題的初期，該書強調“就業帶來個人自尊感、社會尊重感、經濟獨立感……以及工作滿意度”。之后，書中指出，“工作的社會背景，即人們會將自己與他人進行比較”，并評論道，“創造更好的就業機會很可能會讓那些抓住這些機會的工人獲得尊嚴和提升自尊”。（在隨后的幾年中，“歸屬感”一詞被廣泛使用，盡管它并沒有出現在《通貨膨脹政策與失業理論》中。）在研究中心，我隔壁的同事羅爾斯在他的《正義論》末尾的注釋中寫道，“也許最重要的‘首要善’是‘自尊’……一個人對自己價值的認知”，因此，正如我們所說，一個人覺得自己一生的工作是有價值的。

《通貨膨脹政策與失業理論》中對“工作滿意度”只是稍做提及，并沒有深入討論。但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有益的工作》一書中，我對此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并在隨后出版的《大繁榮》（2013 年）和《活力》（2020 年）中將其作為我思考的核心。我認為，一個運作良好的經濟社會中可能會有很多“好工作”，這些工作能夠讓人們有機會去發現、探索、嘗試甚至創造。然而，在這個階段，我尚未形成創造力這一概念。我們從這些觀察結果和主題中可以得出一些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推論。其中之一是，任何要研究的關于最優宏觀經濟政策的跨時期模型，都不應僅包括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的標準變量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仿佛不存在失業一樣。此外，模型中的失業不能是工作人員為追求最佳生產結果而不斷重新分配自身工作時所產生的失業。在模型中，失業完全是負面的。正如我所說，它“完全忽略了失業提供工資和職位空缺信息的功能”。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雖然其他針對通貨膨脹和失業的最優宏觀政策模型是可取的，但我尚不清楚應該如何著手研究。焦點是放在財政政策上，還是貨幣政策上？我在 1967 年發表的論文《菲利普斯曲線—對通貨膨脹水平和最優就業率的預測》中，提出了一個不需要貨幣和貨幣政策的經濟模型，以研究最優財政政策。我認為，如果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很高，那么出于對長期經濟福利的考慮，就需要財政緊縮來抑制這種預期，盡管這會導致失業率超過“自然失業率”。奇怪的是，《通貨膨脹政策與失業理論》一書中沒有這篇論文的痕跡。

在該書的后面部分，我假設財政政策與涉及公共債務和國民儲蓄的其他目標相關，因此管理失業的工具是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最佳基礎不是簡單地將通脹率穩定在最優通脹率目標的周圍。這樣的政策會讓失業率出現大幅波動，而得不到任何穩定通脹率的益處。然而，如果貨幣政策只是試圖將失業率穩定在人們認為可維持的最佳水平，比如與“自然失業率”估計值相對應的水平，那么經濟就很容易受到通貨膨脹率大幅波動的影響。

該書對貨幣政策的討論始于一個“說明性模型”，該模型描述了在特殊條件下的“最優通脹路徑”。該模型假設存在“自然失業率”，當失業率異常高時，貨幣政策會支持經濟復蘇。然后，該書在一個簡化的總需求、通脹和失業模型中確定了最優貨幣政策。

在最簡單的情況下，最優政策是將預期通脹率推向能夠帶來最大可持續收益的水平。當然，在接近這一水平時，失業率也會接近自然失業率。（在更一般的情況下，當前預期下的最優失業率是使預期通脹率以適當的速度下降或上升時的失業率。）換句話說，“最優政策可以被視為提高當前統計學意義上的通脹率，直到該通脹率的‘邊際效用’等于最大可持續效用率超過當前效用率的部分”。這個公式與弗蘭克·拉姆齊的最優國民儲蓄理論中的公式十分相像。

然而，我在書中認識到，在現代世界中，任何關于最優貨幣政策的確定性模型都忽略了關于未來的巨大不確定性，在某些方面也忽略了現在的不確定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可能傾向于拋棄規則手冊，跟隨他們的直覺行事，而市場也同樣如此。

在我看來，雖然該書不是一本可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手冊，也不是一本更廣泛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操作手冊，但我確實比米爾頓·弗里德曼更接近最優貨幣政策的本質，因為弗里德曼主張采取被動的貨幣政策，依靠市場來做好貨幣政策。我也比羅伯特·盧卡斯更接近最佳政策，因為他設想讓失業率由市場的所謂理性預期來決定。此外，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書中整理了當時關于工作重要性的最全面的論述，因此也深刻揭示了長期失業導致的非貨幣損失—無論貨幣損失是大還是小。

統計歧視

1970 年 8 月，我結束了在斯坦福大學 CASBS 一年的工作，回到東部繼續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教，同時決定在紐約安家。我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拒絕了斯坦福大學的一個非常珍貴的邀請。當然，我也覺得有必要住在紐約—去欣賞紐約愛樂樂團的倫納德·伯恩斯坦、城市芭蕾舞團的喬治·巴蘭欽和大都會歌劇院的詹姆斯·萊文的演出。表演藝術領域的現代主義代表人物越來越少。

在紐約，我的精神生活開始變得豐富多彩。一天早上，當我離開公寓去搭電梯時，我遇到了住在同一層樓的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他知道我認識羅爾斯，并引用羅爾斯的話說我“與其他經濟學家不同”。在火車上，我說我不太喜歡乘坐擁擠的地鐵趕去賓夕法尼亞車站坐火車。內格爾告訴我，他喜歡地鐵車廂里人群的擁擠和汗水（我懷疑他是在開玩笑）。在接下來的 30 多年里，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系。

我很高興看到許多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熟悉彼此的工作，且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隔閡。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巴黎政治學院和其他大學的經濟學家與哲學家之間也沒有隔閡。畢竟，道德哲學提出的問題與規范福利經濟學之間確實存在某些相似之處。

那一年，雖然我最想探討的是羅爾斯正義的含義，但我首先想進一步探討在《通貨膨脹政策與失業理論》中用了幾頁篇幅介紹的“統計歧視”這一概念。正如我在該書中提到的，由于關于工人和工作的存在和特征的信息稀缺，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并不完善，因此這一理論自然而然地脫離了非瓦爾拉斯式的觀點。（順便說一句，我總認為“不完美”是恰當的詞，“不對稱”則不是。如果我不知道我面臨的需求，你也不知道我面臨的需求，那么為什么這被稱為“不對稱”？）

書中以下段落表達了“統計歧視”的基本概念。

某公司在兩位求職者之間做出選擇時，可能會表現出招聘歧視。公司可能會抓住年齡、性別、身高、體重、受教育年限、以往的工作經歷等數據，并在此基礎上做出判斷。決策者可能認為在工作中的績效表現往往與這些變量的觀察結果相關，并且會按照一份清單進行逐項檢查。公司在進行統計估算……

……就像旅行者可能會在不了解當地信息的情況下，習慣性地選擇在旅館外就餐而不是在旅館內就餐，即使所選的餐廳有時可能不如旅館內的餐廳，他也可能會被認為是“歧視性對待”。同樣，一個追求成本最小化的企業可能會基于一小部分數據做出“歧視性”決策，而這些數據用于代替對個體的詳細描述，因為企業認為獲取詳細數據既不經濟也不可行……換句話說，膚色和性別可被當作未抽樣的相關數據的替代品。

正如我接下來所說的，社會評論家正在質疑我們在勞動力市場以及社會的其他領域，是否還需要除了盲目正義和統計公平性之外的東西。

后來，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和卡爾·謝爾建議我寫一篇文章對這個案例進行延伸，最終的期刊文章是《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的統計理論》。我在文章中寫道：“相比之下，加里·貝克爾提出的歧視理論是基于種族偏好因素的。綱納·繆達爾的開創性工作似乎也是以種族對立為中心的。”我的論文除了對上述討論進行總結外，還為這種在招聘中普遍存在的歧視現象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

到 1971 年，我關于貨幣政策的著作已經出版，其衍生作品《統計歧視》也已完成，我再次獲得了開展一個或多個新項目的自由。然而，我離設定的新研究方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然，我想構思一些深刻且富有創造性的東西，但具體是什么還無法預見。與此同時，我可以探索羅爾斯式的正義，并隨時準備探討其他越來越受關注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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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5.22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