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遠舉（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員、專欄作家）

導語：

好日子并不長，值得珍惜。

老年人不要用青春的回憶去美化過去，年輕人不要想著用過去的辦法解決現在自己的問題，一切都要向前看。

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中國GDP基數低（1498億美元），年均名義增速約10%，但受計劃經濟慣性、國企改革陣痛及1990年代初國際制裁影響，增速呈現波動性。1996年GDP達8564億美元，較1978年增長4.7倍，但增速斜率已顯疲態。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才開始突飛向上猛進。

那是一個時代真正的開始。時間的起點，離現在并不遠。

1

都說現在中國治安很好，但這樣的情況，并不久。

比如溫江村青壯年犯罪團伙在廣東多地實施搶劫，以砍手、砍腳等極端暴力手段作案，2000年至2011年間被捕或斃者多人。

想當年村民中一個18歲的年輕人，對警察輕飄飄地說：“我們村搶劫的人多了去了，我還算是遲的。”

2000年后，砍手黨曾多次出現在廣州、深圳等地，暴徒團伙多來自廣西天等縣，其作案手法極其殘忍，在搶劫手機和財物時，若遇反抗，便直接用快刀將手臂砍斷，造成了無數人的黑暗余生，給社會帶來極大危害。

此外，除了砍手黨，飛車黨對很多人來說，也是一個熟悉的記憶。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在珠三角，他們用摩托車進行搶劫偷盜，令人談之色變。

比如：2006年5月，鐘南山就被搶了電腦包。

那年不少廣州市民，都親眼見過便衣警察狂追飛車黨的場面。

那會廣州的治安隊員，都配備了專門對付飛車黨的鉤鐮槍。

當時飛車黨已經嚴重影響了珠三角地區的治安，2007年1月1日開始，廣州全面禁摩，摩前廣州有20萬摩的司機依賴摩托車謀生，政策迫使其轉行至今沒有恢復。

當失去生存土壤的飛車黨，逐漸銷聲匿跡。

圖：治安員用鉤鐮槍對付飛車黨

有研究稱，人均GDP突破1.2萬美元后，財產犯罪率或將進入下降通道，說安全本質是發展成果的分配問題。最終都是經濟發展使得社會變得更加安全。

如果從2007年禁摩那一年算起，“烤串安全”也才18年。

而近年來針對老年人的詐騙案件頻發，涉案金額較高，部分案件人均損失達8萬元以上。

2

但對農村出生的70和80后來說，農村集體積累制度的歷史實踐還記憶猶新。

比如三提留，指村提留，是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從農民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級的費用，包括三項，即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

比如五統籌，指鄉統籌，是鄉（鎮）合作經濟組織向所屬單位和農戶收取的，用于鄉村兩級辦學、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修建鄉村道路等民辦公助事業的款項。

但對于絕大多數農民來說，當年的“三提五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1998年，4畝地需繳納"三提五統"整整204元（約合每畝51元），公糧527斤（約合每畝131.75斤）。按當時小麥市價0.6元/斤計算，公糧折現約316元，兩項合計占農民現金收入的?15%-20%??。如果家貧或供孩子讀書，則更是難上難。

最后到了2002年，這筆錢才取消。

2006年2月22日發行的《全面取消農業稅》80分面值的紀念郵票，是中國農業稅制度終結的重要歷史見證。

在中國沿襲兩千年之久的傳統稅收終結了，距今19年。

3

想當年，催錢和計劃生育，是農村的主要矛盾。

而強制引產，從中國人的生活中消失，時間也不長。

1980年代各省《計劃生育條例》普遍規定，計劃外懷孕需通過人工流產或引產終止妊娠。

那也就是說胎兒不管幾個月了，都要流產，大月份就是強制引產。

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這樣的表述已經被刪除。

一晃眼又過了十年，2002年強化依法行政，《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作出了明確規范：“各級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在推行計劃生育工作中應當嚴格依法行政，文明執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進一步從法律意義上，禁止大月份引產。

可實際上，一直到2012年，仍有大月份胎兒被強制引產。

4

那會大家都說農業稅走了，低保來了。

而現在因為有低保制度。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不會餓死。其中也有不少人混在其中。

1999年的全覆蓋為后續農村低保，中國668個城市和1638個縣級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鎮已經全部建立了低保制度。為城鄉統籌（2014年后）奠定了基礎，推動中國從“單位保障”向“社會保障”轉型?。

對城鎮下崗職工實行城市低保政策（2002年）。到農村低保才在全國范圍內實施（2006年）。

而醫保和低保，幾乎同時開始。

那會醫保開始于1998年12月，到現在才27年。而且，這還是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也就是說，有工作的人才有。

在覆蓋沒有工作的城鎮居民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要推遲到12年之后，從2010年才全國鋪開的，到現在才15年。

當基本盤有了醫保和低保兜底，民生的另一個大頭是教育來了。

直到如今依然還有人爭論時說，“都是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實際上，很可能，他對面的人并沒有機會享受到免費教育。

說到九年義務教育，開始于1986年7月1日。雖規定"免收學費"，但"學雜費"條款（第十二條）允許學校收取書本費、作業本費等，實際形成"明免暗收"機制。據1990年國家教委抽查，農村小學年均雜費達48元，相當于當時農民月均收入的1/3。這個費用仍然導致了很多人失學。

經濟懲戒案例?：1989年《中國農民》雜志披露，河南某小學規定每遲交1天學雜費罰抄課文10遍。在那時候很多學生，特別是農村學生會因為交不起學雜費被老師體罰，罰抄寫。

后來直到20年后，也就是2006年，才實現了學費、雜費全免的義務教育，到現在也才19年。

當我們談到教育，現在很多人反對學英語，其實全民學英語的歷史也不長。

1950年教育部《關于中學外國語教育的決定》明確俄語為第一外語，至1956年全國中學俄語教師達1.2萬人，占外語教師總數的87%。

在1960年代以后，中蘇交惡后，開始選擇英語作為第一外語，特別是1983年以后，英語才在高考中同語文、數學等科目一樣同等對待。

而隨著經濟發展，民生權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人的自由也增加了。

5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公私企業一般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工作制"，但未明確每周工作天數?。

1952年政務院《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實際形成"每日8小時、每周6天"的慣例，僅周日為法定休息日。

1990年代前，城鎮居民將周日稱為"戰斗的星期天"，需集中處理購物、洗衣等事務。

1994年改革前，中國職工年均工作時間比國際勞工組織標準多出約400小時?。直到1994年2月3日國務院發布第146號令，規定自3月1日起實行?每日8小時、平均每周44小時?的工時制度，即"隔周雙休制"（大禮拜休2天/小禮拜休1天）?，也就是五天半。

可見，將每兩周中的兩個半天休息時間調換為一天休息，這就是所謂的“大小周”制度。第一周休息星期六和星期日，第二周則只休星期日。

1995年3月25日，國務院發布第174號令，對《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進行修訂，明確自?1995年5月1日起?實行?每日8小時、每周40小時?的標準工時制（即雙休日制度）?。

雙休制實行到如今，其實也才30年。

但凡比90后大，那么在上班、上學中，都經歷過一周6天的辛苦。

可休閑時間多了，人們就要到處走走。

在1995年全面實施居民身份證制度前，中國公民出行、住宿、辦理事務主要依賴?單位或街道開具的介紹信?。

而介紹信是一個人的通行證，然而，到單位、派出所開介紹信，必然要說自己要去哪里，去做什么，而身份證則不需要。

可見，身份證制度，擴展了中國人的自由，到現在也才30年。

沒錯，哪怕現在一個30歲的年輕人，他也曾生活在需要介紹信的年代。

但僅僅只有身份證，還不夠…...

2003年3月17日晚，27歲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因未攜帶身份證、暫住證和用工證明，在廣州天河區黃村街被民警攔截并認定為“三無人員”（無身份證、無暫住證、無用工證明），隨后被帶至黃村街派出所。盡管其同事攜帶身份證趕到派出所請求保釋，但警方仍以“嚴打”清查行動為由拒絕放人。

3月19日晚，因呼救引發護工不滿，遭多名護工及被收容人員輪番毆打，最終于3月20日因創傷性休克死亡，被媒體報道后，引發全國關注。

2003年8月1日，中國正式廢止了1982年發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并同步實施《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國務院令第381號）。這一改革標志著中國從強制收容遣送制度向自愿救助制度的根本性轉變?。

但現在很多年輕人愛說，想走就走，帶上靈魂去流浪，去當三和大神。能過這種生活，不被打擾，不被抓走挖沙，也才20多年。

當人們有了身份證，不必擔心被收容，旅游就興起了。

可見以前人們多是借著出差走一走，到了1999年，開始有了5.1和10.1兩個黃金周，很大程度推動了旅游業的發展，旅游熱持續升溫，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距今，也才20多年。

那一代人當時不僅游覽祖國的大好山河，還想去地球上其他地方看一看。

可沒多久，因1994年是中國公民因私出國管理的重要轉折點，公安部統一規范了因私護照申請程序，但此時仍存在嚴格限制，需結合團隊旅行等特殊方式實現出國需求。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WTO后，出入境管理領域迅速啟動了一系列與國際接軌的改革，其中多項措施在入世后10天內即開始試點或實施，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

這也標志著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護照審批時代即將結束。

然后又過了5年，到了2006年，全國200多個大中城市實現按需申領。

王思聰曾嘲諷說，都2020年了，還有人沒出過國？但即便如他一樣有錢，想去倫敦喂鴿子，說走就走，也才19年光景。

6

富二代王思聰1988年出生，或許還知道票證。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憑票供應，糧票、糧本、油票、肉票、自行車票、酒票等等。

年長的親身經歷過，年幼的多少聽說過，所有人都覺得，那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了。但這個記憶并不準確。

1993年4月1日，國務院《關于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正式實施，標志著中國延續近40年的糧票、油票制度全面退出歷史舞臺，糧油商品實現市場化敞開供應。

當前幾年網絡創業大潮席卷而來的時候，人們都喜歡捧90后，所謂的互聯網原住民，給人的感覺就是生在物質豐裕時代，長在技術爆發之中，從不知匱乏，所以敢于創新。

而這個集體記憶是不正確的，嚴格地說，他們仍然是票證一代。

2001年12月，上海通用汽車推出別克賽歐（Sail），這款定價10萬元左右的"10萬元家轎"以"安全、環保、經濟"為賣點，徹底點燃了中國家庭轎車市場的消費熱情，被媒體稱為"中國家庭轎車元年"的里程碑事件，紛紛爭相報道。

凱越、伊蘭特等合資品牌，取代了更加官方化的桑塔納。

當買一輛車成為中國人的目標，這也才24年。

7

人們物質豐富了，精神生活也更豐富了。

在1949年至1976年期間，中國引進外國影片主要采取?非商業性買斷發行?模式，即通過政府間文化交流或電影交換協議，以?固定價格（約2萬美元/部）?一次性支付版權費用。

但這個價格很低，買不到好的影片，或只是那些放過很久的影片。

1994年，中國電影市場面臨嚴重蕭條，全國觀影人次從1979年的293億驟降至42億，電影行業陷入生存危機。在此背景下，時任中影公司總經理吳孟辰提出?分賬制引進進口大片?的改革方案，進口最新的一流外國影片。

1994年年底，中國電影市場改革的關鍵一步——?“10部進口分賬大片”政策?正式落地。這一決策由廣電部電影局批準，明確每年以分賬制引進10部符合“兩個基本”標準的外國影片。

1994年11月，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作為中國首部分賬制進口大片，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鄭州、廣州6個城市試點上映，上座率超80%，票房達到了2500萬，出現全家觀影，單位包場能現象，創造了進口大片的第一個票房奇跡。

當時幾部比較有名的電影至今仍是很多90后的童年記憶，比如，施瓦辛格的《真實的謊言》，基努李維斯的《生死時速》，動畫片《獅子王》。

說起來，中國人可以較多的看外國電影也才30多年。

8

看似一切在改變，其實都是源于改革開放，以及加入WTO后的迅猛發展。在市場經濟改革中，GDP是大部分中國人都知道的概念了。

中國在1952年至1981年期間采用蘇聯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體系）?，是適應計劃經濟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框架。1980年代前，MPS體系是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唯一核算標準。

1981年后，中國逐步探索?國民賬戶體系（SNA）?，1984年啟動SNA研究，1992年正式轉向GDP核算。這一轉變標志著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

采用GDP這個詞，對社會有深遠的影響。

而在MPS體系下，只有創造物質產品和增加產品價值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這些物質生產行業包括：商業、工業、農業、建筑業、運輸業。

MPS不能反映改革開放后，發展起來的非物質服務業的情況，即金融保險、房地產、科學研究、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居民服務等行業。

GDP和MPS，某種程度上，這就是經濟虛實之辨的來源。顯然，這些非物質服務，對于人們的幸福生活至關重要。張五常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源于縣域競爭。

可見某種程度上，1992年有了GDP之后，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才更全面地成為一種各地政府追求的政績。

這一切變化，都是因為改革開放，特別是WTO為標志的全球化。

隨著深化改革開放、面向世界，面向全人類，才能維持這種變化。

其實很多事，到現在為止，時間都不長，可卻恍若隔世，或許，那是因為我們太善于忘記，再或者，在回憶中把過去加上了美好的濾鏡。

如一個人生下來，從他有記憶開始，他會覺得自己所過的生活是天經地義的。而當一個人老了，則會在記憶中重新構建、美化他的青春時代。

故此，他們都對當下的美好，缺乏真正的感知。

只有知道從哪里來，才會知道應該往哪里去。

好日子并不長，值得珍惜。

老年人不要用青春的回憶去美化過去，年輕人不要想著用過去的辦法解決現在自己的問題。

一切都只有向前看，我們，我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