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1歲的荷蘭學生Ruben Lundgren第一次來到中國。那時的中國還沒有智能手機,淘寶剛剛興起,網吧徹夜通明。沒人會想到,這個身高兩米、給自己取名叫“魯小本”的年輕人,會在之后的二十年里,把自己的人生、事業、愛情與中國緊緊綁定在一起。
魯小本畢業于荷蘭烏得勒支藝術學院,之后前往中國中央美術學院攻讀攝影碩士。來到中國后,他開始長期關注中國當代視覺文化,并先后為荷蘭《人民報》(De Volkskrant)、《新鹿特丹商報》(NRC Handelsblad)以及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等媒體工作。這些年,他與中國策展人何伊寧共同策劃《China Imagined》,試圖修復西方世界長期以來對于中國的單一想象;也曾與英國知名攝影師 Martin Parr 共同編輯《中國攝影書》,重新梳理中國百年攝影出版史,讓許多被忽視的中國攝影作品重新進入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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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魯小本應聘出任荷蘭國家照片博物館高級策展人,并在海牙照片博物館推出個人回顧展《Flowers in the Mirror》。展覽名稱來自中文成語“鏡花水月”——真實與幻象彼此纏繞。從未公開的底片、攝影書模型、新聞照片與民間圖像,為荷蘭民眾展示了一副活色生香的中國二十年社會變遷史。
作為移民,我和很多荷蘭華人一樣,錯過了過去二十年祖國經歷的快速發展:奧運會、房地產浪潮、移動互聯網、直播電商……而觀看魯小本的攝影作品時,仿佛他成為了我的眼睛,帶著我回到中國街頭和他一起見證無數真實的中國人,如何共同成就了這個時代。
還有一層更為私人原因。在我就讀攝影學院大二期間,在校期間以“華人女性”為主題的創作,并未獲得部分老師的認可。有人認為這一題材并非荷蘭社會的主流議題,也有人覺得它在技術完成度上不是我最優秀的系列。那段時間,我一度迷茫:如果在學校內部都無法獲得肯定,那么這樣的題材,是否還有機會進入更廣闊的公共討論?后來,我鼓起勇氣聯系了當時正從中國返回荷蘭短暫停留的魯小本,詢問他是否愿意幫我看看這個系列。
我們約在鹿特丹火車站見面。那天,他正陪同年邁的母親來鹿特丹看展。在行程間隙,他認真看了我當時還在起步時期的系列,對我說:“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專題,可以繼續做下去。”這句話給了當時的我很大的鼓勵。
這次專訪,魯小本也幾乎沒有猶豫便答應下來。采訪當天,我們舍棄了電梯,從荷蘭國家照片博物館的樓梯一層一層往上走。博物館的新館由鹿特丹歷史悠久的舊港口倉庫“Santos”改建而成,裸露的鋼結構與大面積玻璃幕墻保留著工業建筑的冷峻感,清晨的陽光不斷傾瀉進展廳。魯小本一邊帶我看館內正在進行的展覽,一邊聊起自己這六個月回到荷蘭工作的經歷。直到我們抵達頂樓辦公室,窗外是鹿特丹難得的晴空萬里,而談話,也回到他來到中國的那一天。
筆者:初到中國時,有沒有因為文化差異陷入過尷尬或好笑的時刻?
當然有。2005年我剛到中國時,其實非常“天真”——荷蘭語里有個說法,叫“像嫩草一樣青澀”。我原本以為,自己只是來到中國,像普通學生一樣開始學習和生活。但真正落地后的前幾個月,我第一次強烈感受到文化差異。最直接的,是大家對我身高的關注。我身高接近兩米,在荷蘭其實并不算特別突出,可到了中國,無論走到哪里,人們都會注意到我。很多人會停下來盯著看,甚至主動和我合影。一開始我非常不適應,因為我從沒想過自己的外表會成為公共關注的對象。后來我慢慢意識到:在一個新的文化環境里,你會第一次真正意識到,“自己和周圍的大多數人不一樣”。這種差異感,其實也是理解另一種文化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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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 在中國學習期間,學校和同學之間的氛圍如何?
我在中國的學習經歷其實非常溫暖,我發現只要你愿意向別人敞開自己,中國同學通常也會以開放的態度接納你。作為當時班里唯一一個留學生,老師和同學都知道我的中文還在學習階段,所以很多時候,他們會主動幫助我。比如古代漢語課,一開始我幾乎完全聽不懂,就會有英文比較好的同學坐在旁邊,悄悄幫我翻譯課堂內容。
更重要的是,同學們愿意把我真正當作朋友,大家一起私下討論老師、一起八卦,一起生活。我并沒有被當作“外國客人”,而是逐漸成為集體中的一員。
2006到2007年的北京,正處在奧運會前夕。整個城市都充滿一種向外開放、快速變化的氣氛。我覺得那種時代氛圍和我當時對學習、對世界的好奇心非常契合。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非常懷念在北京求學的那段時間。
筆者:你長期在中國生活,學習中文。語言對你理解中國社會以及進行攝影創作,有哪些具體的影響?有沒有某些瞬間讓你意識到:掌握中文改變了你“看見”的方式?
其實不是某一個瞬間,而是很多細小的日常經驗慢慢累積起來的改變。
剛開始學習中文時,我只能聽懂最基礎的交流。后來我做過一個關于自己身高的攝影項目。我會主動走到街頭,和那些因為我身高而來找我合影的人聊天。他們會問:“你幾歲?”“怎么長這么高?”“你從哪里來?”“以后打算在中國做什么?”這些其實都是非常普通的家常話,但當我開始能夠真正聽懂、回應這些問題時,我突然意識到:語言不僅僅是工具,它會讓你真正融入一種文化。
這些交流讓我越來越靠近中國社會,也讓我對“觀察”和“理解”產生了興趣。后來我成為新聞紀實攝影師,其實也是同樣的邏輯——帶著好奇心,走進陌生的人群和生活。我一直覺得,好奇心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動力。你帶著自己的文化背景,進入另一個世界,并在其中生活、學習、理解,這個過程本身就非常迷人。
筆者:你會覺得西方攝影師拍攝中國題材時,更容易帶著一種“獵奇”的視角嗎?
這種情況一直存在,而且不僅僅發生在西方攝影師對中國文化的獵奇視角,相反也是一樣的。
我在研究中國近代攝影史時就注意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很多西方攝影師來到中國會大量拍攝茶館、喝茶的人、北京城門、寺廟等內容。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都具有“東方色彩”,充滿異域感。
但對中國攝影師而言,這只是日常生活,未必值得拍攝。當時很多中國攝影師受到傳統山水畫和中國藝術史的影響,更傾向于拍攝具有詩意氣質的自然風光。攝影師其實總是在用自己的文化經驗觀看世界,每個人都會帶著自己的理解和偏見去“翻譯”現實。
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攝影里,也存在于我們對不同國家,地區的固有印象中。比如一提到阿姆斯特丹,有人會想到自由甚至危險;一提到中國,很多人則會強調“安全”。人們往往會放大自己腦海中已有的文化印象。
現在回頭看,我覺得很幸運的一點是:我來到中國的時候,自己的世界觀還沒有完全定型。那時候我像一張白紙,因此對另一種文化的接受度也更高。
筆者:國際攝影體系長期由西方主導,中國攝影師需要迎合西方審美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正在變化。以荷賽(World Press Photo)為例,現在已經開始建立更全球化的評審機制。各大洲會有自己的地區評委,再由各地區推薦作品進入最終評選。這意味著,單一西方視角正在被逐漸打破。
我剛到中國時,會刻意和其他外國學生保持距離,因為我太想盡快融入中國社會了。但生活久了以后,我慢慢發現,人與人之間真正共通的東西其實非常相似。我們都會愛上一個人,都有欲望,都會經歷孤獨和失落……。文化當然存在差異,但最終能跨越文化、真正觸動觀眾的,往往還是那些最基本的人類情感。
筆者:你怎么看待當代中國攝影的發展?
這些年,中國攝影其實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我和何伊寧一起策劃過“China Imagined”等項目。在征集作品的過程中,我們能看到很多非常優秀的中國年輕攝影師,以及他們對社會復雜而深入的觀察。
我一直覺得,策展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你可以把完全不同的觀看方式放在同一個空間里。就像不同風格的音樂共同組成一場音樂會。通過攝影展覽,我們能看到攝影師如何理解社會、理解時代,也能看到不同個體之間巨大的差異性。
2010年前后,中國攝影行業經歷過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媒體、雜志、報紙都需要大量影像內容,那是新聞攝影和紀實攝影非常蓬勃的時期。
但過去幾年,情況變得更困難了。年輕攝影師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單純依靠攝影維持生活也越來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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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據我所知,紀實攝影師,很難僅靠攝影維持生計。你在中國這些年,是如何在創作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的?
確實很難。早年間,報紙和雜志還會給攝影師提供一些機會。我也經歷過賬戶里只剩幾歐元的時候。經濟壓力對很多攝影師來說,幾乎是長期存在的現實。這些年我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和朋友一起經營畫廊、長期為荷蘭《人民報》工作、也曾為倫敦的一家檔案機構工作。
有些傳統路徑正在變窄,比如媒體攝影。但與此同時,新平臺也在出現。如今的年輕攝影師如果能夠經營好自己的社交媒體,其實比過去更容易被公眾看到,也可能獲得新的工作機會。
我覺得,每一個時代都會有限制,但每個時代都會有新的機遇。重要的是,你不能只看到限制本身,而是要不斷尋找新的可能性。
筆者:在如今這個圖像泛濫的時代,你覺得紀實攝影的意義是什么?
我反而覺得,正因為今天的圖像太多了,紀實攝影才變得更加重要。我們每天都在刷短視頻、社交媒體,看到大量即時、快速的圖像。但很多圖像又很快就會被遺忘。而真正好的紀實攝影,不僅只是“記錄”。它會迫使人停下來觀看,重新理解一個人、一段歷史,或者一種社會現實。
紀實攝影最重要的價值,也許并不是“告訴人們發生了什么”,而是讓人重新意識到:社會與個人的生活是有關聯的。
筆者:一些荷蘭華人感到自己在荷蘭社會遭遇歧視。相反的,作為荷蘭人,你在中國生活二十年,經歷過區別對待嗎?
外表帶來的區別對待,在任何社會都無法避免。但總體來說,無論在家里還是在家外,我在中國都有“家”的感覺。
當然,中國并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移民國家。即便再生活二十年,我也知道自己不會真正成為一個中國人,比如說,不會成為中國的總理——開個玩笑。
我曾在北京語言大學參加中文強化班。那時候,我只要說一句“你好”,大家都會很熱情地鼓掌鼓勵:“哇,你的中文太棒了!”
但我認識一位在德國出生、長大的華裔德國人,她的處境完全不同。盡管她非常努力學習中文,人們還是會說:“你是中國人,為什么不會中文?”大家對她的期待,與對我的期待完全不一樣。所以很多時候,人們對于“身份”的判斷,其實來自外表和固有印象,而不僅僅是個人真實的成長經歷。
筆者:這些年,你如何用攝影推動中國與荷蘭之間的文化交流?
攝影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交流。比如我長期為西方媒體拍攝中國社會專題,通過影像讓更多歐洲觀眾了解真實的當代中國。
同時,在我策劃的一些展覽中,我也會嘗試打破人們對荷蘭的刻板印象。很多人一提到荷蘭,就會想到郁金香、風車、木鞋。但我更希望呈現今天真實而立體的荷蘭社會。比如有位荷蘭攝影師Hans Eijkelboom拍攝的攝影項目Amsterdam by Numbers,呈現的是阿姆斯特丹街頭市民穿著印有數字的服裝,從1到100,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來自不同族裔、不同背景。但在那個項目里,他們首先都是這座城市真實,平等的一部分。我覺得,這種視角比“國家符號”更重要。
筆者:對于今后想要前往中國創作的藝術家、攝影師,你有什么建議?
我會建議那些從未去過中國的西方攝影師,先不要急著在紙上列出一長串拍攝計劃,也不要把行程安排得像完成“任務清單”一樣緊密。
不如先下載微信和支付寶,然后真正前往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坐在街頭吃點東西,觀察人們怎么聊天、怎么相處,感受那些日常的生活細節。因為很多時候,你真正理解一個國家,并不是通過新聞、書籍或者想象,而是通過親身體驗。
我其實不太認同一種“提取式”的攝影方式:帶著明確目標進入一個國家,快速完成拍攝,然后離開。攝影不應該只是“拿走”一些圖像。更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先和這個地方建立關系,和你拍攝的人建立關系。只有當這種連接真正發生以后,影像才會有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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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作為荷蘭照片博物館的策展人,未來你有什么計劃?
目前對我來說,一切都處在一個新的階段。過去半年,我和博物館團隊一直在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博物館遷入了新的地址,也即將迎來新的館長。對于整個機構,以及對我個人而言,這都是一次新的開始。
我的工作主要包括研究館藏,并在此基礎上策劃短期與長期展覽。除了繼續關注歐洲攝影史,我也希望未來能夠把更多關于中國視覺文化的內容帶進歐洲社會。有時候,這種工作狀態很像同時下十五盤棋——你需要不斷在不同項目、研究、展覽與機構協作之間切換。但這種挑戰本身,也是策展工作迷人的地方。
筆者:在中國文化里,家庭其他成員的認可往往會對伴侶關系產生影響。你的個人經驗如何?
我在中國生活這些年,一個很深的感受是:很多人面對親密關系時,仍然承受著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巨大期待。我身邊的中國朋友都沒有公開出柜。這應該和中國文化里長期存在的家庭責任感,以及社會對“正常人生路徑”的期待有很大關系。在我個人關系里,我已經公開出柜了,但我的伴侶還沒有。我和中國伴侶都選擇了對彼此最合適、也最安全的方式。
鏡頭外的眾生百態
魯小本鼓勵剛從學校畢業不久的我,積極參加一些攝影活動,多去認識業內人士。他在海牙照片博物館的《Flowers in the Mirror》回顧展,于4月初一個周五開幕。我帶上自己的第一本攝影畫冊,興致勃勃地去參加魯小本的攝影展開幕式,同時想找機會和最近為魯小本出書的出版人聊聊,看看有沒有合作機會。因為魯小本的好人緣,也因為他如今荷蘭國家照片博物館策展人的身份,開幕式高朋滿座。魯小本一直被朋友和笑臉圍繞。
我曾在書市上和那位出版人有過一面之緣。那次向他買書時,他還算客氣。那天,在擁擠的人群里,我終于找到他,鼓起勇氣走上前去:“方便打擾你兩分鐘嗎?”
他回過頭,冷冷地說:“Nee!(不)”
我沒有氣餒,一邊打算翻開手里的書,一邊解釋:“就兩分鐘。我想請你看看這本關于荷蘭華人女性的攝影書,看看有沒有……”
還沒等我說完,他斜著眼瞟了一下,一把推開我的書,轉身大步離去,丟下一句:“你的書不適合我們出版社。”
盡管在餐飲行業長期工作的我經歷過客人往我臉上扔過面包,也挨過客人的拳腳。我原以為自己已經擁有了一顆強大的心臟,但那天仍然需要坐在車里緩幾分鐘,平復情緒。當時我突然想起一位荷蘭女攝影師對我說過的話:“曾經很多年,都是我追在別人身后跑,他們從不回頭看我。有一天,突然變成別人追著我跑了,因為那一年我獲得了荷賽一等獎。”
對,這就是這個世界的游戲規則。回頭想想,那位出版人其實也沒有做錯什么。或許在他看來,開幕式是他的私人時間;他是一名文化工作者,而不是慈善家,沒有義務為任何人抽出幾分鐘時間。
我寫魯小本,是因為在攝影界,我們的地位如同我們的身高一樣相差懸殊。但在他的眼中,我看到的始終是平等與尊重。
我寫魯小本,因為慶幸在這個世界上,有的人不完全遵循那套“游戲規則”。因為最終,我們更愿意記住的,往往還是人性中的柔軟。
魯小本,20年中國生活回顧展《Flowers in the Mirror》正在Fotomuseum Den Haag 展出。 (文:胡擂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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