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主角們都在“找爸爸”

作者●晏凌羊

01

我們這代人愛看武俠小說，是因為它虛造了一個游離于現實規則的世界。

大俠們似乎從不擔心生計。他們的都不需要從事生產活動，就天然變得有錢。

而且，他們可以游離于法律和衙門之外，殺人也不用償命。

正義可以由個人手持利劍來執行，而不需要由哪個縣令來和稀泥。它迎合了我們內心深處對“絕對正義”和“即時反饋”的渴望。惡人當場伏誅，無需復雜的司法程序，這種簡單直接帶來了巨大的情感宣泄。

它當然也有規則，那套規則的約束力也極強。違背俠義之道的人，會成為整個武林的公敵。

它更注重個人實力。個人武功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執行“正義”的能力和話語權的大小。它也講裙帶關系，但這種“找關系”不至于太臟。

我們沉迷的，不僅僅是暴力的釋放和自由的幻覺，更是其中那些在現實中也無比珍稀的品質：對承諾言出必踐（江南七怪與丘處機的打賭）、對愛情的堅貞不渝（楊過與小龍女）、對公平正義的樸素追求（所有俠客的行事準則）。

但也許，金庸最想寫的是《鹿鼎記》，那才是他認可的終極江湖。它回到體制的軌道上來了。

《鹿鼎記》確實是一部“反武俠”的武俠小說，是金庸先生對之前自己構建的整個江湖體系的一次徹底解構與升華。

在《鹿鼎記》里，功夫再好，也怕菜刀。

天下頂尖的武功高手（如歸辛樹、洪安通），最終都敵不過政治權謀和人心詭詐。

陳近南“平生不識陳近南，便稱英雄也枉然”，武功智謀均為上選，卻依舊被困于忠義的枷鎖和主上的猜忌中，最終死于小人之手。

你看，絕對的武力（實力），在復雜的社會權力結構面前，往往是蒼白無力的。

書中最典型的俠客代表陳近南和天地會，懷抱著“反清復明”的崇高理想，但在現實中卻步履維艱。

他們的行為充滿了悲壯感，因為在一個規則已然改變的時代，純粹的“俠義”可能無法成事，甚至會成為一種負累。

而韋小寶，是這個江湖里最大的異數。他幾乎不會武功，滿口謊言，貪財好色，但他卻能通吃四方，左右逢源。他成功的核心武器是什么？

他精通人情世故，深諳“花花轎子人抬人”的道理，善于處理和維系各方關系。

他不被任何僵化的教條束縛，一切行動以“生存”和“利益”為最高準則，但又保留了基本的良知底線（比如對朋友講義氣）。

他利用規則，而非挑戰規則。他并不想推翻朝廷或江湖的規則，而是巧妙地鉆營其中，利用這些規則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

所以，金庸通過韋小寶這個形象告訴我們：真正的江湖，不是靠降龍十八掌或獨孤九劍，而是靠對人性的洞察、對規則的利用和一套高度靈活的生存哲學。

金庸的創作歷程，是一個從 “造神”到“寫人” 的過程。郭靖、喬峰都是“神”，是理想化的道德楷模。

韋小寶是“人”，是一個有無數缺點但也有可取之處的、活生生的現實個體。

我認為，《鹿鼎記》才是金庸最終認可的江湖。這并不是說他否定了郭靖、楊過們的光芒，而是他清醒地認識到，那個充滿浪漫主義氣質的、靠個人武力就能快意恩仇的古典江湖，或許從來就沒有存在過。

真實的“江湖”——即人類社會——的運行法則，早在《鹿鼎記》里就被寫盡了：它不屬于最善良的人，也不屬于最能打的人，而屬于最懂得“人”和“規則”的人。

金庸大概也是在領悟到這一點之后，開始修改年輕時寫過的這些小說（新修版），修改了很多令三聯版讀者不能接受的情節。

他親手撕碎了許多童話般的愛情面紗，注入了人性的猶豫、瑕疵與復雜性。

比如，三聯版的黃藥師是深情、瀟灑、完美的“東邪”，對妻子馮蘅一往情深。但 新修版，揭示了黃藥師對弟子梅超風曾有朦朧的、壓抑的愛戀之情。

三聯版讓王語嫣來到段譽身邊，看似“有情人終成眷屬”。而新修版里的王語嫣選擇回到慕容復身邊，而段譽在登基為帝后也醒悟，自己對王語嫣的癡迷不過是“心魔”，是“求不得”的執念，而非真正的愛情。

新修版中，陳家洛在香香公主去世后，竟產生了對霍青桐的不軌念頭。《碧血劍》則明確寫出了袁承志在溫青青與阿九之間的情感搖擺。

金庸或許是想告訴我們，愛情充滿變數，英雄也有卑瑣，執著或許是空。可這對于渴望在武俠世界中尋找理想國度的讀者來說，無疑是殘酷的。而他最大的價值，就是構建了這個理想國度。

試想一下，如果《鹿鼎記》的署名不是金庸，或許真沒太多人愛看的。

02

金庸的創作，當然也有其局限性啊。

比如，女性角色，一般被限定為對男主角的“考驗”“獎賞”或“犧牲品”，以此來完成對男主角的品格塑造和情感歷練。

像南蘭、岳靈珊、朱九真這類角色，她們的選擇（背叛/看不上主角）構成了對男主角的傷害或者說歷練，然后，她們沒有一個能得到好結局。雖然男主角可能也為她們的結局感到唏噓，但總體上讀者看著是爽的。

傳統武俠敘事，本身就是 “男性中心主義” 視角——傷害了英雄的女性，其本身的價值（幸福、生命）是可以被犧牲的。

至于像程靈素、公孫綠萼等女性，甘愿為男主角犧牲，是男主角人格魅力的最高證明。像郭襄、程英等人的“萬年單身狗”設定，則是一種 “精神上的守節” 。

她們的終身不嫁，在象征意義上成為了對男主角永恒愛慕的“活紀念碑”，極大地滿足了讀者（尤其是男性讀者）的幻想——你看，你得不到我，但永遠想著我。

所以，你也不能說金庸晚年對王語嫣結局的修改，完全是敗筆。 他沒有把王語嫣作為獎品，獎賞給段譽，而是牢牢記住了她對段譽的嫌棄和利用，把她扔去伺候慕容復。

金庸筆下幾乎所有的男主角，包括楊過、喬峰、段譽、虛竹、石破天、張無忌等，幾乎都沒有爸爸，然后一生都在找爸爸.....這也是金庸的無意識投射。

他的父親在特殊歷史時期被錯殺，這成為他一生無法釋懷的創傷，也讓他把這種情感深刻地注入了他的男主角身上。

楊過找楊康，喬峰找蕭遠山，段譽找段延慶，虛竹找玄慈，張無忌找謝遜（精神上的父親）……金庸也通過武俠這一形式，重新探討了個人與家族、傳統和身份的關系。

主角們往往在找到父親的同時，也確認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命運歸屬。

可是，話說回來，誰沒有創作局限性？連曹雪芹都有，事實上就是局限性創造了鍛造了獨特性。

一個創作者選擇擁抱什么，對抗什么，妥協什么，最終構成了他獨一無二的風格。

03

金庸1924年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20歲（抗戰期間）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后（抗戰也勝利了），進入上海《大公報》任國際電訊翻譯。

當時，《大公報》上海館決定公開招聘三名翻譯。應征者高達109人，年紀最高者60余歲，最小者23歲，競爭不可謂不激烈。

《大公報》上海館在應征者中擇其優秀者10人參加筆試，讓大家把電報一份、社論一篇譯成中文。金庸僅用65分鐘就第一個交卷，隨后立即進行口試，金庸的筆試、口試成績都是榜首。

到了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復刊，急需一名翻譯，《大公報》上海館原定派另一位姓李的翻譯前往，當初也是和金庸一起參加公開招聘而進入《大公報》上海館的。

但是，這位李姓翻譯剛剛新婚，不愿意離開妻子，所以，報館征得查良鏞意見后，暫派金庸前往香港館工作，金庸這才得以在香港留了下來。

想象一下，如果當時金庸沒去成，他的命運可能就會完全不同。

在1951年的時候，金庸父親因為是地主（還是個好地主）而被槍斃。當時金庸 聽聞這個事情，晴天霹靂、悲痛萬分。

金庸的后媽顧秀英把尸體拉回家，連夜下葬，連墳頭都沒有敢起一個。之后的幾十年，顧秀英四處奔走，申訴喊冤。直到1981年，鄧公說：“愿意見見查先生。”金庸父親的的冤情才得平反。而心愿了結的顧秀英，在1985年溘然長逝。

時也，命也。

作者簡介：晏凌羊，女，80后，中國作協會員，2001年云南省麗江市高考文科狀元。著有暢銷書《離婚七年》《所有的逆襲，都是有備而來》《公文寫作》等暢銷書十幾部以及兒童繪本《媽媽家，爸爸家》。擁有十幾年金融從業(管理)經驗，現為廣州某文化信息咨詢公司創始人、某文化傳媒公司聯合創始人。首發公眾號：晏凌羊|ID：qiushan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