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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研究》2026年第3期要目

【專稿】

1.人類史上劃時代的國際審判

——紀念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

朱文奇

【海商法研究】

2.《海商法》修訂中的“變”與“不變”

初北平

3.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爭議問題的修法邏輯與適用路徑

何麗新

【跨境破產研究】

4.跨境破產規則的本土建構

——《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評述

郭帥

5.比較法視角下中國個人跨境破產判決承認和執行機制的本土化路徑探索

沈協、王昱滔

6.普遍管轄權實踐中罪刑法定原則規范功能的演進與異化

孫心依

7.“文化滅絕”概念的國際法解構

郭敏

8.國際反興奮劑法治供給的武器化：美國國內規則演進和中國因應

魏沁寧

9.WTO法律審查標準改革之問：MPIA第一案新方法的教訓與啟示

胡建國

【專稿】

1.人類史上劃時代的國際審判

——紀念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

作者：朱文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同盟國先后成立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國際審判方式追究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主要軍政領導人的法律責任。這一做法突破了傳統由戰勝國單純使用政治方式處置戰敗國的模式，首次將侵略戰爭、大規模暴行等行為納入國際刑事責任體系，成為國際法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除普通戰爭罪外，東京審判還系統性追訴了反和平罪、反人類罪等新型國際犯罪，并與紐倫堡審判共同確立了國家軍政領導人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推動了“侵略戰爭非法化”的制度化發展。與部分關于東京審判“程序拖延”或“勝者審判”的批評不同，東京審判實際上在公正與效率之間進行了重要探索，尤其在保障被告辯護權、質證權和公開審理等“正當程序”方面形成了不同于紐倫堡審判的獨特實踐，對戰后國際刑法和國際刑事司法制度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國際審判之一，東京審判不僅參與塑造了戰后國際法秩序，也為維護和平與追求國際正義留下了重要歷史遺產。

關鍵詞：東京審判；國際刑法；反和平罪；反人類罪；正當程序；個人刑事責任

【海商法研究】

2.《海商法》修訂中的“變”與“不變”

作者：初北平（上海海事大學、交通運輸部《海商法》修改研究課題組）

內容提要：《海商法》修訂集中展現了中國海事法治在時代發展進程中的“變”與“不變”。在立法背景上，本次修法主動適應航運貿易新格局、國際海商立法新趨勢、“一帶一路”建設新要求、部門法關系新協調以及涉外法治新布局。在指導原則上，本次修法確立了“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結合”“特別法與一般法相協調”“本國國情與國際海事發展相協調”“繼承、發展與引領并重”四項基本原則。在體系架構上，本次修法既傳承了經過實踐檢驗的既有成熟框架，又緊密對接新時代海洋強國戰略的核心要求，在強化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促進航運貿易高質量發展等方面實現了關鍵性革新。在制度規則上，本次修法立足法律穩定性原則，保留了行之有效的條款，重塑了滯后規范，精準把握了條文修改的幅度與尺度。本次修法以“不變”鞏固海事法治根基，以“變”精準回應航運實踐訴求，為推動中國從航運大國邁向航運強國、提升海事司法國際公信力提供了堅實的制度支撐。

關鍵詞：海商法；《海商法》修訂；海洋強國；涉外法治；航運發展

3.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爭議問題的修法邏輯與適用路徑

作者：何麗新（廈門大學法學院、交通運輸部《海商法》修改研究課題組）

內容提要：《海商法》“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章修訂中，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的權利主體、適用范圍、責任限額等問題存在爭議，限制性債權與非限制性債權范圍界定亦有分歧，海事賠償責任限制與海商法其他相關制度之間的銜接應進一步規范化。為充分發揮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制度的功能價值，該章的修法在借鑒《1976年海事索賠責任限制公約》及其修正案的基礎上，立足平衡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的國際統一性與本土化，體現海商海事實踐發展的制度訴求，確保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發揮分攤海上風險“安全閥”的作用。修法保持了內河運輸船舶責任限制的相對獨立性，適度提升了海事賠償責任限額，并協調了海事賠償責任限制與船舶油污損害責任、船舶優先權的相關規定，以較為精準的立法表達從實體法上銜接了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的程序性規定，從而更好地保障和促進海運業及其相關產業的穩健發展。

關鍵詞：海事賠償責任限制；責任限額；航次承租人；內河運輸船舶；限制性債權；海商法

【跨境破產研究】

4.跨境破產規則的本土建構

——《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評述

作者：郭帥（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涉外法治學院）

內容提要：202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下稱修訂草案）新增“跨國破產的司法合作”專章，標志著中國跨境破產制度實現了從單一條款向專章框架、從原則性規定向制度性安排、從既有國內規則向與國際規則銜接的制度轉型。修訂草案在總體上回應修正普及主義理念，引入主要利益中心規則，確立境外破產程序承認與協助機制，并通過財產分配順序與財產混合后平分原則嘗試平衡境內外債權人利益，展現出制度開放與本土利益保護并重的立法取向。然而，在中資企業跨境經營結構日益復雜的背景下，相關規則在可操作性與可預期性方面仍存在不足，尤其體現在主要利益中心的認定標準與時間基準、非主要程序的制度定位、自動與酌情協助的區分，以及財產混合后平分規則的適用等方面。在比較《跨境破產示范法》及域外實踐的基礎上，結合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合作經驗，修訂草案的完善需以本土化為主線，在維護國家主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構建兼具開放性、可操作性與可預期性的中國跨境破產制度體系，實現國際規范在本土語境中的有效吸收與制度重塑。

關鍵詞：跨境破產；跨境破產示范法；修正普及主義；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涉外法治

5.比較法視角下中國個人跨境破產判決承認和執行機制的本土化路徑探索

作者：沈協、王昱滔（集美大學文法學院，華東政法大學）

內容提要：隨著跨境人員流動和個人投資消費的日益頻繁，個人債務關系的跨法域分布不斷增加，境外個人破產程序及其裁判能否在中國獲得承認和執行，已逐漸成為中國個人破產制度本土化過程中無法回避的問題。現行民商事判決承認和執行機制以特定裁判的終局性和給付執行為中心，難以充分回應個人破產程序所具有的集體清償性、程序動態性、主體多元性、資產分散性以及審理周期較長等特征。本文在梳理中國現行規則及司法實踐困境的基礎上，比較考察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跨境破產示范法》、歐盟《破產程序條例》、日本《外國破產程序承認協助法》等制度經驗，主張我國未來破產法應采用企業破產與個人破產相統一的混合立法模式，建立以管轄連結點、正當程序、公共政策保留和本地債權人保護審查為核心的附條件承認規則，并配置臨時保全、中止執行、管理人權限認可、財產調查處分及分配協助等執行性協助措施。對于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破產程序，可借鑒歐盟《破產程序條例》的自動承認模式，在維護內地公共利益和境內債權人利益的前提下探索自動承認與個別協助審查相結合的區際協作機制。由此，個人跨境破產判決承認和執行制度能夠在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與債務人經濟更生之間取得平衡，并為中國構建開放、協調、可信賴的現代破產法律體系提供規范支撐。

關鍵詞：破產程序；個人破產；跨境破產；國際司法協助；判決承認和執行；本土化路徑

6.普遍管轄權實踐中罪刑法定原則規范功能的演進與異化

作者：孫心依（上海政法學院國際法學院）

內容提要：長期以來，學界關于罪刑法定原則的探討多囿于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不同要求的簡單對立，難以解釋普遍管轄權作為二者交叉地帶的規范復雜性。研究發現，普遍管轄權經歷了從早期直接適用國際法規范向本土化立法回歸的轉型。這一進程本應體現法治文明對國家刑罰權的馴化，但在實踐中卻反而呈現出顯著的規范功能異化，具體表現在三個維度：在邏輯起點上，從法律確證向道德正當性的偏移，導致“本身即惡”的道德評價架空了成文法入罪機制；在規范形態上，各國利用立法權肆意調整定罪門檻，導致具體國際罪行定義的碎片化和本土化，誘發了形式明確性下的確定性危機；在規范價值上，該原則從個體的限權保障轉型為主權國家的政策工具。異化危機的本質并非單純的法律沖突，而是國家單邊立法權對國際刑法規范的工具化操縱。因此，紓解危機亟需構建以國際法實證規范為實體基準、以司法克制為限權屏障、以嚴格程序為最后防線的良性秩序。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以暴制暴”的邏輯悖論，確保普遍管轄權的合法性與罪刑法定原則的權威性。

關鍵詞：罪刑法定原則；普遍管轄權；本土化立法；法律確定性；規范功能；國際刑法

7.“文化滅絕”概念的國際法解構

作者：郭敏（中南大學哲學博士后流動站、中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長期以來，“文化滅絕”概念的性質及其規范地位存在爭議。在起草《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時，關于是否在該公約中保留與“文化滅絕”相關的規定存在顯著分歧，最終相關規定被公約文本排除。從國際條約角度考察，迄今未有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條約明確承認或使用“文化滅絕”概念；從習慣國際法角度考察，目前缺乏有關“文化滅絕”的廣泛且一致的國家實踐和對相關法律義務的普遍認同。可見，迄今為止“文化滅絕”并非國際法上已經獲得承認的概念。然而，在國際司法實踐中，“文化滅絕”正通過行為要件的解釋延伸、主觀要件的證據替代以及量刑階段的情節考量，嘗試隱性回歸到滅絕種族罪的認定中。這一趨勢整體上推動了滅絕種族罪從嚴格的條約構造滑向開放化的解釋模式，從而在方法論層面形成法律推理上的論證缺陷，在規范層面造成規制范圍偏離條約的起草意圖，在功能層面加劇了文化要素的政治化風險。國際社會應對將“文化滅絕”這一被《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刻意排除的概念重新納入滅絕種族罪的司法實踐保持警惕，以避免司法造法和政治化等風險。

關鍵詞：文化滅絕；種族滅絕；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司法造法；政治化

8.國際反興奮劑法治供給的武器化：美國國內規則演進和中國因應

作者：魏沁寧（廈門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國際反興奮劑法治具有公私合作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屬性。國家公權力和國際體育組織自治權的平衡，既是國際反興奮劑組織制度設計的核心命題，也是國際法治運行實踐中的現實難題。美國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反對在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國際公約》的締約國，長期奉行反興奮劑規則的“雙重標準”，近年來更借助其資金、執法等實力優勢，頻繁通過單邊法律實踐介入國際反興奮劑法治。美國2020年出臺的《羅琴科夫反興奮劑法》，及近3屆國會反復提出的“恢復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信任法”提案，分別從國內法域外適用和國內規則國際化的視角，將國際反興奮劑法治供給武器化，深刻影響反興奮劑國內規則與國際規則的互動演進。美國這些立法實踐并無合理的管轄權依據，其在國際法灰色地帶推行本國利益優先政策，本質上是借用反興奮劑國際話語，維護本國利益并塑造其國際反興奮劑法治權威的形象，謀求反興奮劑全球領導力，將會給國際反興奮劑法治帶來嚴重危害。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周期臨近，美國的相關舉措可能激化國際反興奮劑領域的緊張關系。對此，中國應積極適應角色轉變，加強反興奮劑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推動實現多元共治，完善體育領域的特殊反制工具，并強化相關主體的合規意識和維權能力，維護中國體育主權和運動員權益。

關鍵詞：反興奮劑法治；國際公共產品；反興奮劑武器化；多元問責；涉外立法

9.WTO法律審查標準改革之問：MPIA第一案新方法的教訓與啟示

作者：胡建國（南開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審查標準特別是法律審查標準，是WTO爭端解決中極其重要和頗具爭議的議題之一。理論上看，全面法律審查標準是優先選擇，而《反傾銷協定》納入特殊審查標準是烏拉圭回合談判妥協的產物。實踐上看，上訴機構在反傾銷爭端中堅持順次方法，此舉遭到美國質疑。在其他類型爭端中，上訴機構將《爭端解決諒解》第11條作為普遍適用的審查標準的法律依據，并采用全面法律審查標準。“哥倫比亞—冷凍薯條案”仲裁庭采用與順次方法截然相反的綜合方法，但存在偏離先例理由不足、忽略《反傾銷協定》第176（ii）條明確文本和邏輯結構、違背條約有效解釋原則等根本缺陷，綜合方法預想的非從頭條約解釋方法也不符合“根據國際公法的習慣解釋規則”解釋《反傾銷協定》相關條款的根本要求。由于將條約解釋規則作為“可允許解釋”的最終判定標準，綜合方法大概率不會帶來解釋結果上的差異。WTO裁決機構應該回歸順次方法。展望未來，WTO應采用統一的全面法律審查標準，廢除《反傾銷協定》特殊法律審查標準。與此同時，各成員可以適當限制WTO裁決機構的條約解釋裁量權，推動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或類似機制制度化運作，讓上訴仲裁庭在全面上訴審查標準下作出高質量的法律裁決。

關鍵詞：MPIA；法律審查標準；全面審查；哥倫比亞—冷凍薯條案；條約解釋

《國際法研究》（雙月刊）是中國第一本原創性國際法專業中文期刊，2014年5月創刊，單月15日出版發行。本刊前身是創刊于2006年的《國際法研究》集刊，共出版9卷。本刊的辦刊宗旨為深入研究國際法領域的理論和實踐，反映國內外國際法學發展的最新動態和重要成果，推動中國國際法學研究的繁榮發展。本刊誠摯邀請海內外專家學者賜稿，來稿可包括論文、譯文、案例評析、書評等。

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王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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