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江蘇一座古墓里挖出的兩把手術器械,最近讓科學家們重新打量起中國古代外科醫生的本事。剪刀和鑷子的刃口上,殘留著一種叫烏頭堿的化合物——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證據,證明醫生們確實在想辦法減輕手術時的疼痛。
墓主人叫夏權,生活在1348年到1411年之間,是明朝初年一位頗有名望的醫生。他的墓在當年被發掘時,這批金屬器械只是眾多隨葬品中的一部分。沒人想到,半個世紀后,它們會成為改寫醫學史的關鍵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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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西北大學的趙叢蒼和同事用激光分析了器械表面的殘留物。結果顯示,烏頭堿集中在剪刀的刀刃和鑷子的尖端——這種分布模式說明,它不太可能是后來污染上去的,而是被刻意涂抹在這些直接接觸傷口的部位。
烏頭堿來自烏頭屬植物,包括常見的狼毒和舟形烏頭。這類植物在古代中國藥方里頻繁出現,但現代人都知道它有多危險:烏頭堿會干擾神經細胞膜上的鈉離子通道,劑量對了能麻醉,稍微過頭就是劇毒。今天已經很少有人敢碰這東西了。
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的卡尼·馬西森沒有參與這項研究,但他評價說,這是麻醉劑使用的最早直接證據,沒什么可懷疑的。他提到,過去人們可能低估了早期外科醫生的能力。"現在我們能理解,為什么當時的手術可能存在,甚至相當普及,而且實際上是可操作的。"
研究團隊在歷史文獻里找到了一些線索。明朝的醫書記載了多種降低烏頭毒性的方法:用童便炮制、黑豆湯浸泡、醋煮、綠豆解毒,還有剝去烏頭塊根的外皮。這些步驟聽起來繁瑣甚至怪異,但背后是一套經驗性的風險控制體系。
馬西森說,從劇毒植物里提取出可用的麻醉成分,再加工成能安全涂抹的藥物,這需要"大量的科學工作"。他拆解了這個過程的難度:首先得把自己保護好,提取時不中毒;然后要加工到能用的狀態,既不會害死自己,也不能傷到病人;最后還得確認它真的管用。
這三件事,夏權和他的同行們顯然做到了至少一部分。剪刀和鑷子上的殘留物,就是他們在手術現場使用過麻醉劑的物理痕跡。
這件事的有趣之處在于,它同時展示了古代醫學的兩個側面。一方面,他們確實掌握了一些有效的技術手段,不是全憑運氣硬撐;另一方面,這些方法又建立在今天看來相當冒險的物質基礎上——童便、醋煮、綠豆,這些"解毒"步驟的科學原理,現代科學或許能部分解釋,但當時的人更多是靠試錯和經驗傳承。
烏頭堿本身也是個矛盾體。它是毒藥,也是最早被人類馴化的麻醉劑之一。這種雙重身份讓它成為觀察古代醫學思維的窗口:醫生們不是在尋找"安全"的物質,而是在學習管理危險。
夏權生活的年代,歐洲還處于中世紀晚期,外科醫生在 Barber-Surgeon 的行會里和理發師共用招牌,麻醉基本靠酒精、壓迫神經或者干脆靠速度。相比之下,同時期的中國醫生已經有一套相對系統的疼痛管理方案,盡管這套方案的毒性控制在今天看來相當粗糙。
這項研究發表在《Antiquity》期刊上。它不會改變我們對麻醉史的基本框架——現代麻醉學還是要等到19世紀的乙醚和氯仿才算真正誕生。但它填補了一個長期的空白:在系統性化學麻醉出現之前,人類到底有沒有嘗試過用藥物控制手術疼痛?夏權的手術刀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還有一個細節值得玩味。烏頭堿殘留集中在器械的工作端,而不是手柄或盒子里。這說明它不是作為一般藥材隨葬的,而是在生前被實際使用過。夏權可能真的拿著這把剪刀,在涂抹了烏頭堿的情況下,切開過某個病人的皮膚。
我們無法知道那些手術的成功率,也不知道有多少病人死于烏頭中毒。但器械上的化學痕跡證明,至少有一位醫生在六百年前認真思考過"怎么讓病人少受點罪"這個問題,并且付諸實踐。這個動機本身,可能比具體的技術細節更接近醫學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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