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計，如今的人們做夢也都不會想到，我們現在幾乎人人會用的漢語拼音，曾幾何時，差點大有取代漢字之勢！

而推動這一歷史車輪為之轉動者，恰恰就是新文化運動前后的那時的知識精英們，這其中，也多是如雷貫耳的先賢大咖，甚至還包括了偉人們！

一言以蔽之，這些先賢當時的觀點，可以大略概括為簡單的一句話：“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我們先來看一下當年他們是如何說的吧：

其一、錢玄同在1918年《新青年》上發表題為《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的文章中稱：“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漢文為根本解決。”

其二、 魯迅在1934年發表的《關于新文字》中稱：“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其三、陳獨秀在1919年回復錢玄同的信中言：“唯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

其四、瞿秋白曾稱：“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對于相對應的拉丁文字，他則言：“這個是抽水馬桶，代表現代文明”。

其五、偉人“教員”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

不過，在1953年5月22日，偉人也明確批示：“文字改革工作關系到幾萬萬人，不可操切從事”。

其六、胡適說過：“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

其七、劉半農作為《新青年》的核心作者，他曾稱：“漢字不滅，則中國新文化無望”。

其八、陶行知在1935年發表的《新文字創造之商榷》，開篇即言：“我們干普及教育的人，遇了一個最大的困難，就是漢字難認、難記、難寫”。

其九、傅斯年1919年發表的文章《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中稱：“總而言之，中國文字的起源是極野蠻，形狀是極奇異，認識是極不便，應用是極不經濟，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崇拜它以為神圣似的，是天下第一糊涂人。”

“等到這器具取得了，精力也消耗大半了，讀書的時期也過去了，如何再求知識上的進取？”

其十、民國元老吳稚暉在1908年3月《新世紀》第四十號上發文稱：“中國文字，遲早必廢”。

同一時期他還說過：“漢字之奇狀詭態，千變萬殊，辨認之困難，無論改易何狀，總不能免。此乃關于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輩亦認為遲早必廢也。”

“漢字不惟無音，而且不便于排印，不便于檢字，為文明傳布，庶事整理上之大梗。”

“中國文字是野蠻文字”。

今天看來，這些人的這些話，是不是會驚爆眼球？可為何這些新文化運動前后的精英們，竟然不約而同地將救亡圖存的矛頭，指向了承載中華數千年文化重要傳承的工具——漢字呢？

首先，當然與漢字這一象形表意文字的結構、組成復雜；認讀和理解難度大；書寫較為困難—— 因而普及難度較大，造成普通民眾在普及教育、提升文化水平上不易，因而不利于當時中國擺脫積貧積弱的時代窠臼有關。

所以，就像當時這些先賢們要拋棄文言文一樣，他們也同樣認為，漢字數千年延續下來的繁難特征，造成了統治階級對于文化的壟斷，成為國家陷入貧弱的一大因素。

因此，漢字被視為千年封建文化的一大載體，其與文言文、舊禮教被一同綁定，成為新文化運動中要求改革的一大對象。

于是乎，在對比了國外的字母文字后，先賢們認為走拼音化道路，是快速開啟民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種“捷徑”。

這顯然也能在某種層面上可以理解：它是當時救亡圖存焦慮下，一種饑不擇食的文化激進選擇。

不過，新中國建立后，我們的官方顯然消解了其中的激進沖動——雖然仍引用了確實對于漢字相當有用的拼音，但拼音并沒有取代漢字，而是成了輔助漢字的工具而已。

后來，進入到計算機時代，仍一度有人擔心：漢字要在信息化時代再度被拋棄！

但沒想到的是，隨著計算機漢字輸入法、激光照排技術的出現，不僅解決了漢字信息處理的效率問題，漢字反而在數字化時代里展現出很多獨特的優勢。

其實想一想，在那樣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革時代里，歷史的機遇若稍有不慎，真如這些先賢們當時批判漢字那樣“除之而后快”，幾乎可以說，這很有可能是“滅掉了漢字，也毀了中華文化”！

漢字，顯然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載體，具有歷史賦予的無可更改性，也決定了其某種意義上的唯一性——即它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核心符號，如果廢除了“同文”的這一重要載體，也就意味著割裂了我們中華文化的根脈，中華民族甚至會因此早早地走向了四分五裂！

當然，我們重提歷史上這一段顯得過于激進的精英集體之論，并非要批判他們的“過錯”。

畢竟，當時為尋找國家救亡之道，特別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人開始真正想到了底層的廣大民眾，想到了要讓老百姓人人識字、受教育，而不再讓文言文、繁體字這樣的“工具之累”，成為客觀上壓迫廣大民眾的手段和武器，其在“初心”上的正義性，仍值得我們后人為之尊重！

客觀事實是，數千年來，既有社會發展階段下囿于條件的原因，也同時確實有著漢字之繁復及文言文之難理解的因素，顯然統治階級不言自明有一種將文字作為統治工具的暗許之意。

為什么自漢字出現以來，中國封建和皇朝的歷朝歷代里，都沒有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漢字簡化改革？或許，正跟文字、語言成為了統治的一種工具有關。

現在，漢字已經得以簡化——雖然此中亦是有利有弊，但仍不得不說，在普及文字和普及教育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工具性要求上，現在的漢字作為工具本身，已基本上脫掉了“統治工具”的屬性！

現在的漢字，已基本上達到了普及化的程度，人與人之間已無“識字人”與“文盲”的區別，這就為中國人真正走向溝通、教育與認知的平等，提供了最基礎性的一大前提。

當然，漢字自身的間架結構、組成合意與字意指向等，早已基本上有了歷史定義和定論，不過，由漢字組合而成的詞匯、語句表達的語意、內涵——特別是不斷加入的新詞、新句，卻顯然都是由語言的定義者來解釋，這種文字的權力仍非個人可以任意左右。

“語言即世界”——漢字的作用很大，但由漢字組成的語言才最具決定性和影響力。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最近的網絡熱詞中，像“躺平”一度極為流行，但“國家隊”的媒體與官方機構最后出手，將其定義于“貶義詞”中——OK，“躺平”一詞，從此完蛋了！

還有一個例子，近日“基本盤、盤盤”一詞頻繁出現，開始大多數人多以之為羞，但很快，像浙江宣傳這樣的官媒大筆一揮，瞬間為之平反，立馬這一網絡詞匯就成了高大上的正能量好詞！

可以說，在我們這兒，漢語言的組合權掌握在誰的手里，誰有了決定性的解釋權、定義權，天下歸屬就會一目了然，它甚至會左右著我們這個民族的方向與未來！

當然，文字的力量，不僅只在于定義權、壟斷權、解釋權，還更在于其于工具性承載性之上，有著一種直擊人類靈魂的沖擊力，有著直達精神G點的思想震撼力、變革力。

所以，在一個文字、教育幾乎普及的時代，在一個人類歷史上信息最為開放的年代里，我們每個人也不應只成為文字的旁觀者和工具人——文字在手、語言在心的每個個體，也都能成為自我存世的一種獨立意義和獨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