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融傳媒劉析明

6月1日，金融監管總局宣布，2026年度防范非法金融活動宣傳月正式啟動。持續深化宣傳教育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動風險的治本之策。為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防非拒非的意識和能力，2026年6月，防范和打擊非法金融活動部際聯席會議將在全國范圍組織開展第十四屆防范非法金融活動宣傳月活動，并根據有關規定于6月15日開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動集中宣傳日活動。

這是一場覆蓋全國、歷時整月的全民行動。而這場行動背后，是一場遠未結束的“圍剿戰”——非法金融活動從早期的線下傳銷、非法集資，到如今的線上App騙局、跨境經營、直播引流、AI欺詐，形態不斷變異，手段持續升級，監管與犯罪之間的博弈從未停歇。當“314億元集資詐騙案”和“52億元‘養卡帝國’”等案件接連被曝光，當公安部通報1500余起金融黑灰產案件、涉案金額近300億元時，有一個問題擺在所有人面前：非法金融活動為何屢禁不止？普通百姓的“錢袋子”究竟該如何守護？

揭開面具：非法金融活動“披著什么皮”，織就了怎樣一張“收割”之網？

非法金融活動并非一個單一的概念，而是一個涵蓋面極廣的行為集合。在當前形態下，其典型“變種”至少包括以下幾類。

一是非法集資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這是非法金融活動中涉眾最廣、危害最大的類型。2026年4月，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一起百億級非法集資案作出一審宣判：劉某安等十六人以康養文旅、新能源、影視產業為幌子，累計非法募集資金314億余元，造成全國廣大集資參與人實際經濟損失61億余元，主犯劉某安被判處無期徒刑。這是一條典型的“借新還舊”鏈條——資金并未投入真實生產經營，而是用于滾動兌付前期投資者本息、支付管理層高額提成以及個人奢侈揮霍，最終資金鏈徹底崩盤。

二是非法跨境證券期貨基金經營活動。2026年5月22日，國務院批準、證監會等八部門聯合印發《綜合整治非法跨境證券期貨基金經營活動實施方案》，明確將用兩年時間集中整治、全面取締非法跨境證券業務。一些境外互聯網券商通過網站、App向境內投資者提供境外證券開戶和交易服務，使客戶資金經地下錢莊非法出境，既脫離國內投資者保護體系，也不在境外證券法的有效覆蓋范圍內，交易指令跨境傳輸，資金跨境流動，數據跨境泄露——三重跨境風險疊加。

三是非法支付結算與“黑灰產”犯罪。2026年5月，四川遂寧射洪警方搗毀了一個以“養卡代還”名義開展非法資金結算的犯罪網絡。涉案團伙在四年間橫跨全國17個省、52個市，通過虛構消費交易、循環刷取的“養卡”手法，累計非法經營資金高達52億元。警方抓獲犯罪嫌疑人13名，扣押POS機263臺、信用卡1584張。無獨有偶，公安部在2026年初通報：2025年6月至11月，全國公安經偵部門立案查處金融領域“黑灰產”犯罪案件1500余起，打掉職業化犯罪團伙200余個，涉案金額累計近300億元。

四是以新型商業模式包裝的非法金融騙局。從“拼購模式”到“電影投資”，從“養老服務預定金”到“黃金交易”，犯罪手法不斷“包裝升級”。無錫一案的“拼購模式”犯罪團伙通過App吸引會員參與拼購，非法吸收資金9.31億元，涉及1172人。湖北廖某案以“養老院預定金”為名，將服務劃分為“體驗卡”至“至尊卡”六個等級，以年化8%至11%的“福補”為誘餌，非法吸收資金約4億元，涉及參與人3000余名。山東青島劉某香打著黃金交易旗號行騙七年，涉案超4億元。廣州“電影投資騙局”中，犯罪團伙以低價購得影片部分收益權后，通過直播間引流、“作托炒群”等方式夸大成本、吹噓收益，四年間向全國數百名不特定受害人非法募集資金1.75億元。

五是技術加持下的新型非法金融App。這是當前增長最快、隱蔽性最強的方向。防范和打擊非法金融活動部際聯席會議已將“嚴防嚴處利用App開展非法金融活動”置于突出位置。業內人士指出，當前涉非App大量采用去中心化部署、境外域名解析、動態鏈接下發等技術手段，繞過應用商店審核機制，部分平臺甚至僅通過私信鏈接、社群邀請傳播，不在公開渠道留存痕跡。AI生成內容也被用于批量制造虛假投資成績、偽造監管授權，進一步降低受害者的辨別能力。

代價有多大：讀懂非法金融活動的“三級代價”

非法金融活動的代價，遠不止涉案金額或被害人數，而是對個人、社會、金融體系形成三重沖擊。

對個人而言，代價最直接、最殘酷。在山東日照，一位七旬老人被詐騙團伙“比親兒子還親”的溫情攻勢打動，先后被騙走400余萬元養老錢。在四川雅安，360余名老人以“預存養老儲備金、享高額返利”為噱頭被誘導投資，涉案金額超千萬元。被“比親兒子還親”的溫情攻勢攻破防線后，養老錢一夜歸零，晚年保障徹底崩塌。劉某安314億案件中，61億元損失背后的每一個數字，對應的都是一個家庭的破碎與絕望。這些損失往往難以追回。即使在追贓較為完善的案件中，也僅能按集資比例分配返還，受害人注定血本無歸。

對社會而言，沖擊具有系統性。非法金融活動具有強烈的“燃點”效應和“傳染”特征。當大量普通民眾因非法集資導致財產歸零，社會輿論沸騰，群體性事件的風險隨之而來；當不法分子打著各種冠冕堂皇的旗號在城鄉間野蠻生長，地方金融秩序混亂，實體經濟的資源被錯誤配置——資金沒有流入企業生產和技術研發，而是被挪用至揮霍消費和高額提成。劉某安案的資金鏈結構就是典型：314億集資款主要用于“拆東補西”的還舊貸新和維持騙局運轉，從未真正投資于康養文旅、新能源等聲稱的項目。

對金融體系而言，損害具有結構性。非法金融活動侵蝕著金融系統的根基。跨境非法證券活動中，監管定性、非法中介、地下錢莊與社交媒體導流構成灰色產業鏈，擾亂正常的證券投資秩序，擠占了合法金融機構的生存空間。與此同時，非法金融活動對監管體系形成“逆向選擇”——合法合規的金融機構嚴格受監管約束，而不法分子卻不受規則約束，在更短周期內以更高收益吸引資金，用“違規紅利”擠壓守法經營的金融機構。山東的情況具有典型性：2024年全國打擊非法集資專項行動啟動后，山東省各級各部門非法集資刑事立案數、涉案金額、涉及人數均實現下降，但零星的案件依然時有出現。

總體戰開打：從“專項行動”到“總體戰”，監管為何必須升級？

非法金融活動的演化速度和破壞規模倒逼監管體系加速迭代。

2024年，為期兩年的全國打擊非法集資專項行動啟動。到2026年4月，防非打非部際聯席會議總結階段性成效時指出：一批重大案件得到有力查處，地方三級防非打非機制全面建立。

在此基礎上的重大升級隨即落地——2026年4月22日，防范和打擊非法金融活動部際聯席會議全體（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在前兩年專項行動基礎上，自2026年起開展為期三年的防范和打擊非法金融活動總體戰。

這是從“專項行動”到“總體戰”的質變。專項行動側重于集中攻堅、定點清除；而總體戰則強調全領域覆蓋、全方位協同、全鏈條治理、全周期管理，核心是“打早打小”。其制度邏輯在于：一旦非法金融活動形成規模，受害人數和涉案金額就會指數級膨脹，追贓挽損的難度也呈幾何倍數上升。只有在萌芽階段實現精準識別和及時干預，才能真正遏制其蔓延。

總體戰的戰略要點有三個。其一，嚴防嚴處利用App開展非法金融活動。非法金融活動正在全面向移動互聯網“搬家”，技術迭代速度遠超監管常規響應。其二，深化重點領域治理，依法開展行政處置，推動線索實質化解。這意味著不再是“重刑事輕行政”，而是在非法活動尚未觸及刑法底線時，就通過行政干預進行阻斷。其三，始終保持高壓嚴打態勢，對各類非法金融活動“露頭就打”，加快存量案件處置攻堅。

八部門聯合整治非法跨境證券活動，正是總體戰的標志性戰役。從2022年到2026年，監管措辭經歷了“有效遏制增量，有序化解存量”到“堅決取締非法、穩妥清理存量”的升級。“‘堅決取締非法、穩妥清理存量’最能體現監管機構對于該類業務‘只減不增’的決心。”金透社文章評論道，“八部門同時出手——證監會管牌照，公安部抓人，國家網信辦封網站，國家外匯局堵資金，金融監管總局盯銀行渠道，工信部查技術基礎設施，市場監管總局查違法主體，央行查反洗錢——這套‘組合拳’的范圍、力度和執行決心，均是近年來金融監管史上罕見。”

從兩年前的專項行動到今時今日的總體戰，這一升級折射出監管層在新型非法金融活動面前不斷強化的治理策略和應對能力。

全民防線：為什么說宣傳月是防非的“第一道防火墻”？

監管的鐵腕是“事后懲處”，而全民認知的提升是“事前預防”。防非打非的深層邏輯，可以從一組數據中讀出。

2025年，全國公安經偵部門共立金融犯罪案件數千起，但立案調查已是“亡羊補牢”。非法集資刑事立案數、涉案金額、涉及人數雖已實現下降，但其背后是數以萬計的受害家庭已經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損失。犯罪手段的“迭代速度”顯著快于監管的調整速度，“今天的一個App明天就消失，今天的一個‘明星項目’明天就暴雷”。

正因如此，持續深化宣傳教育成為防范非法金融活動風險的“治本之策”。宣傳月的核心使命，不是簡單地“廣而告之”，而是通過系統性的以案說法和風險示警，在民眾心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非識別系統”。

2026年度防范非法金融活動宣傳月有以下顯著特征：全國一盤棋的統一部署。各地、各有關部門、各金融監管局、金融機構將推出形式多樣的系列主題活動。時間節點的精準把握。6月15日為集中宣傳日，各參與主體將集中資源、集中力量展開聲勢最浩大的防非宣傳攻勢。宣傳方式的創新升級。從“印傳單、貼海報”的粗放式宣傳，升級為“以案說法、風險示警”的精準科普，再到線上線下的深度融合——短視頻、直播互動、線上答題等新媒體手段全面投入使用。針對重點群體的靶向施策。老年群體是非法金融活動的核心“重災區”。山東創新的“老年人講給老年人聽”的“銀齡行動·防非反詐齊魯行”就頗具示范效應，由銀齡志愿者通過同齡人的身份和認知方式開展宣傳，更易于觸達和說服老年人群體。

金融時評：防非打非是金融治理的長期戰役

中國金融網董事長何世紅指出，防范和打擊非法金融活動是金融領域一場必須打贏的攻堅戰。非法金融活動的危害，不止于個體的財產損失，更在于對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的侵蝕和對社會治理根基的動搖。從專項行動到總體戰，防非打非體系實現了戰略上的關鍵升級——但體系的完善只是第一步，這場戰爭能否真正取得勝利，最終取決于兩個變量的持續優化。

第一個變量，是技術治理能力的持續進化。非法金融活動正在全面擁抱科技手段，從去中心化部署到AI生成內容欺詐，技術迭代的速度和隱蔽性令人側目。監管部門如果只在事后追責階段展現效率，卻不能在事前預警和事中阻斷上建立起有效的技術防火墻，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結構性困境。只有當金融大數據監測能力實現飛躍，人工智能反詐系統實現全覆蓋，技術對抗的主動權才能真正掌握在監管者手中。

第二個變量，是全民金融素養的整體躍升。再高效的監管體系，也無法覆蓋每一個公民的每一個決策瞬間。正如山東的“銀齡行動”所昭示的，只有當每一位普通民眾都具備基本的金融常識與風險判斷能力，“保本保息”“穩賺不賠”“零風險高收益”等騙局話術才將失去其生存的土壤。防非打非的真正根基，不在于監管鏈條有多長，而在于每一個公民的防非意識有多強。宣傳教育不是權宜之計，而是筑牢思想防線、避免人民群眾財產損失的治本之策。

無論是監管升級、技術賦能，還是全民認知提升，防非打非的底層邏輯從未改變：推動金融特許經營原則的全面落實，讓合法持牌金融機構的權益得到有力維護，讓投機取巧、擾亂秩序的非法主體付出應有的代價。當行政處罰、刑事懲戒、市場禁入等機制形成一個閉環，當金融體系的正規秩序與非法活動的違規空間之間建立起清晰的分界線，金融安全才能真正實現從“治理”到“善治”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