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8年1月的一天凌晨，太原街頭積雪尚未清掃，冷風直鉆骨頭。工地探照燈下，一位身著舊棉大衣的中年人蹲在路邊，用手指比劃著排水管的位置，聲音壓得很低，卻透出不容商量的語氣。這人不是施工隊長，而是剛剛調任大同在即、仍暫時分管太原市政的耿彥波。有人勸他回車里取暖，他抬頭笑笑：“路不通，城市就跟人堵血栓，一個冬天也拖不得。”
圍繞“路要通、人要順”這一樸素信念，耿彥波的履歷像一條不斷延伸的施工線。1995年3月，他從榆次調往晉中靈石出任縣委副書記。財政一年只進賬1億元，他卻拍板撥出5000萬元修復王家大院。很多干部直呼“膽大”，可景區一開門，絡繹不絕的客流讓山溝里的農副產品第一次賣出城，一條鄉間路漸漸連到省會餐桌。靈石父老對那句“五岳歸來不看山，王家歸來不看院”格外自豪，也把“敢想敢干”四個字刻進了心里。
離開靈石后，2000年他出任榆次市長。那座高高聳立的“地標雕塑”曾是市民合影的背景，卻橫在主干道中央。測算顯示，每天至少多耗五萬人次的等候時間。耿彥波只用一句“文化不是擺設”就簽了爆破令。塵埃落定，車流像涌開的閘口，很多司機第一次感到城區可以這么暢快。緊接著，他把散落在南城的文廟、清真寺、古戲臺串成旅游環線，“榆次古城”成了晉商文化又一張名片，也把周邊房價帶動到新高度。
2006年，他調回太原，身份是常務副市長。那時的省會堵車堪稱日常，早高峰從長風街到迎澤大街要四十分鐘。耿彥波主抓道路“骨架”——雙向八車道的南北快速路、31條斷頭路打通、170個城中村改造同步進行，夜里仍在工地盯混凝土配比。一次質檢員提醒模板溫度達不到要求，他只回了三個字：“返工！”說完轉身繼續巡線，對后續補償流程如數家珍。
真正讓公眾認識他的，是2008年赴大同履新。那是一座煤塵漫天的資源型城市，古跡民居混成一片，御河邊“臟亂差”三個字被媒體反復引用。耿彥波把御河定作分界，河東現代工業，河西古城復建，一張藍圖畫到底。市里傳出“耿拆拆”的綽號，懷疑、質疑、指責幾乎鋪天蓋地。他不解釋，每天清晨5點到工地，半夜一點才離開，臉色蠟黃卻步子極快。
“書記，這條護城墻要拆掉兩百多戶，賠付得增加三千萬。”工程師猶豫著低聲提醒。耿彥波答得干脆：“一米不留，錢算清，戶賠足。”短短一句對話，僅一次晨會就定下方案。
2013年，14公里城墻、7座城門完成復建，云岡石窟外連通道全面開放。國慶長假，大同接待游客突破160萬人次。耿彥波調離那天，火車站廣場擠滿送行的父老，有大漢跟著車跑了好幾百米，褲腳黑灰裹雪泥，眼淚卻不住滾落。
同年年底，他再赴太原，此時身份是市長。老問題仍然是路，可是加上了霧霾、排放、人居環境。耿彥波把“地下管網”和“地上綠肺”一并抓：三年鋪設綜合管廊320公里，關停小鍋爐1212臺，新建改建公園60余處。2015年，他在城區會商會上怒斥個別干部“光想留名不想擔責”的視頻被網友瘋轉，一句“把老百姓當擺設是不行的”點燃了屏幕，也讓更多人把《人民的名義》里李達康的影子和他重疊。
翻看他的履歷，最鮮明的標識其實不是“拆”。1958年10月，耿彥波出生在山西和順縣一個小山村。父親當過村支書，鄰里百事都上家里商量，耳濡目染之下，少年時代他就懂得“當官不是坐辦公室”。18歲進縣委當小干事，他每晚背著借來的書燈下苦讀；考入山西大學干修班后，更是把食堂的大白饅頭泡開水當午飯，只為省出時間去圖書館。性格里的那股子擰勁，從村溝帶到大院，又從大院帶到市政工地，年歲越長越濃。
外界常問：如此拼命，圖個什么？耿彥波的回答始終簡單：“少留遺憾。”在大同，他高燒39℃仍堅持夜巡；在太原，冰雪封路他走在鏟車前試路。醫生多次勸休養，他答應得爽快，卻第二天又出現在工地。有人記錄下他的步數：一天兩萬以上，最長一次連跑帶走23公里。
2019年，他遞交辭呈，從聚光燈下隱去。沒有告別儀式，只有幾名熟悉的司機在辦公樓前等候，自發捧來一束剛折的臘梅。花香微苦，猶如他的從政歲月——鋒利、倔強，卻又帶著清醒的溫度。
耿彥波的故事被戲稱“城市外科手術”。動刀痛，拆遷爭議不斷，可是術后血管暢通，功能恢復，城市再生。百姓對他的眼淚，并非出于單純的感激，而是對那股“置身度外，只管干活”的精神難舍。山西三座城留下的腳印，已足以說明一件事：倘若把“公仆”二字落到行動里，群眾自然會以最質樸的方式回饋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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