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微信之后，廣州的下一個全國級故事是什么？如果不是創業故事，那它是什么故事？

撰文丨傅蔚岡

2026福布斯中國人工智能科技企業TOP 50的城市分布圖，一線城市座次是：北京15家，上海8家，深圳5家，廣州1家；非一線陣營里，杭州7家，成都、長沙、武漢各2家；廣州的數量與常州、蘇州、青島、合肥、三亞處于同一行。

這份榜單的入選標準當然可議，五十家企業的樣本量也不足以做嚴肅的城市比較。但榜單引發討論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它戳到了一個更結構性的問題：在近十年新經濟的版圖上，廣州正在變得越來越“看不見”。

01

被地圖“省略”的廣州

網絡上間或冒出“廣州是否應該退出一線”的討論，聲音不算主流，但每一次出現都能引發一定的回響。

這類討論真正值得分析的，不是排名本身，而是它折射出的某種集體觀感：廣州的GDP仍在全國前列，人口仍在持續流入，但談到代表中國未來產業方向的公司，人們會想到字節跳動、寧德時代、大疆、DeepSeek、宇樹、比亞迪，幾乎下意識地不會想到廣州。

也正是在這種觀感下，“廣州不如杭州了”“杭州該取代廣州進一線了”的說法才會反復出現。一個常住人口比廣州少幾百萬、GDP總量明顯更低的城市，憑什么被拿來跟廣州比，甚至被認為正在反超？

這件事本身，就是理解廣州近十年處境的最好入口。

02

十年數據：GDP之外

更值得關注的是個人所得稅

杭州能不能跟廣州比，取決于比什么。單看體量，這個比較確實不成立：廣州的人口、GDP總量、港口吞吐量都在杭州之上。

但如果換一組指標，杭州對廣州的追趕乃至反超，是真實發生的。也正因如此，杭州是觀察廣州近十年位置最合適的參照。

廣州自身的數據，呈現出一種典型的“分位數錯位”：GDP總量位次很高，GDP增量位次偏低，而反映高薪崗位密度和居民收入結構的個人所得稅，正在被杭州大幅反超。

先看GDP。2025年廣州GDP為32039.46億元，增長4.0%。同期杭州2025年GDP為23011億元，增長5.2%，杭州的增速高出廣州1.2個百分點。

按照“十四五”規劃，廣州曾設定GDP 3.5萬億元的目標，但這一期間全市GDP增長約7000億元至3.2萬億元，要實現目標仍有約3000億元的差距。

需要說明的是，增速更快不等于總量能追上。2025年廣州GDP比杭州高出約9000億元，相當于一整個東莞的經濟體量。

即便假設杭州始終保持每年高出廣州約1個百分點的增速，這個差距每年也只能縮小幾百億元的量級，杭州GDP要追平廣州，需要二十年上下，而且這還建立在“增速差恒定”這一很強的假設之上。也就是說，在GDP總量這個維度上，杭州在可見的將來追上廣州幾乎是遙遙無期的。

正因如此，廣州面臨的真問題，從來不是GDP總量被杭州趕超。其GDP體量依然穩穩壓住杭州。但GDP只是城市經濟的一個面。真正能說明問題的，是其他經濟指標，比如說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幾乎純粹反映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和資本性收入，尤其是高收入群體的密集程度。GDP里可以包含傳統制造、商貿物流、地產投資，但個稅的多少，直接對應一座城市能提供多少高薪崗位、積累多少股權激勵。在中國當下的城市競爭里，誰的個稅多，誰就更接近“新經濟城市”的實質。

把時間拉到二十五年的長度，廣州和杭州的個稅曲線，講述了一個完整的此消彼長的故事。

如上圖數據所示，2000年，廣州的個人所得稅（18.56億元）接近杭州(6.37億元)的三倍。在整個2000年代，廣州一直穩穩領先。但到了2010至2011年前后，兩條曲線發生交叉，杭州首次反超廣州，此后再未回頭。

這個“黃金交叉”的時點，恰好與移動互聯網興起、阿里系企業及其上下游在杭州快速擴張的時間吻合。

反超之后，差距迅速拉大。2015年起杭州的個稅進入加速通道，到2018年，杭州個稅(186.34億元)已經是廣州(104.48億元)的約1.78倍。

此后差距持續擴大：2024年，杭州個稅240.46億元，廣州97.98億元，杭州已經是廣州的約2.45倍。(以上為地方留成口徑，即地方實際留存部分。考慮到兩地地方留存的比例不同，全口徑的個人所得稅差距并沒有這么大)

若改用包含中央分成在內的全口徑個稅，2025年的對照同樣清晰：廣州個稅約547.9億元，杭州約705.3億元，杭州高出廣州約29%，在全國城市中排名第四，廣州排第五。

這組數字的分量,需要和人口、GDP放在一起才能掂量出來。廣州的常住人口比杭州多約635萬人,GDP比杭州多約9000億元,但個稅總量不到杭州的一半(地方留成口徑)。這意味著，廣州用更多的人、更大的經濟體量，創造出遠少于杭州的高薪稅源。

差距的根源,是兩座城市經濟結構的不同。杭州是“數字經濟+上市公司集群+股權激勵”的結構，高薪崗位密集，資本性收入(股權減持、分紅)規模龐大，這些都是個稅的高產來源；廣州是“傳統制造+商貿物流+港口外貿”的結構，基本盤大，就業容量大，但高薪人群的密度低，單位經濟產出能貢獻的個稅遠低于杭州。

值得一提的是，廣州個稅在2019年出現過一次明顯回落(從2018年的104億元降至74億元),這與2018年10月起施行的新個稅法(提高起征點、增加專項附加扣除)的減稅效應吻合。

但減稅是全國性的，杭州同樣受影響，杭州個稅卻只在2019年微降一年便重回上升通道，廣州則在低位徘徊了數年。同樣的政策沖擊,落在不同的產業結構上,留下的痕跡深淺不同。

03

“生活在廣州，創業在深圳”：

大灣區內部的功能分工

把視角拉到大灣區內部，廣州的問題就更清楚了。它不是“塌”了，而是在大灣區分工里被自然推到了“生活城市”的位置。

這個判斷有一個直觀的旁證。在中國《新財富500富人榜》中，有不少出自廣州高校（華南理工大學、中山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和華南農業大學）的校友，但仔細看他們的創業地點，絕大多數人選擇的是深圳而不是廣州。

兩所學校的本科教育發生在廣州，創業資本的積累和企業總部的注冊發生在深圳。校友們“用腳投票”，而廣州本地的高校系統和本地的創業生態之間，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脫節。

大灣區內部其實存在一種隱性的功能分工。廣州是行政中心、商貿中心、教育和醫療中心，是大灣區的“生活城市”；深圳是風險資本中心、技術產業化中心、新經濟企業總部中心，是大灣區的“創業城市”；香港承擔金融與法律服務，東莞、佛山承擔制造，珠海、中山承擔專項產業。

這個分工沒有誰規劃過，但市場自發選擇的結果非常清晰。一個有錢的中產愿意住在廣州，更便宜的房子、老牌的醫院學校、更豐富的食物；但一個想創業的年輕人會更傾向于去深圳，更密集的VC、更短的IPO路徑、更年輕的同齡人網絡、更高的容錯率和更高的預期收益。“生活在廣州,創業總好像缺點故事”。這是當下廣州處境的一句精確寫照。

這種功能分工的形成，有幾個深層原因。

第一，資本結構差異巨大。

深圳是大民資、小外資的格局；上海是大外資、大國資、小民資的格局；北京是大國資、大民資，且民資中頭部互聯網與硬科技公司密集。廣州的資本結構則是大國資、大外資，民資相對分散，且本地民資頭部企業的成長黏性不夠。

深圳證券交易所在深圳，創投基金在深圳，騰訊、華為、比亞迪、大疆、招商局、平安都在深圳。深圳作為大灣區的“資本+企業”中心一旦定型，廣州即便有創業人才，也會被自然吸過去。中山大學和華工校友在深圳創業而不在廣州創業，本質上是這種資本結構傾斜的直接結果。

第二，廣州曾經是中國互聯網創業的主戰場，但過去十幾年逐步失去這個地位。

這是觀察“廣州去哪兒”問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個維度，廣州不是“一直就這樣”，而是“曾經不是這樣”。

把時間撥回到20年前的2005年前后，廣州在中國互聯網版圖上的地位遠不是今天的樣子。彼時，網易已經從廣州出發把丁磊送上中國首富的位置（2003年）,UC瀏覽器、3G門戶、酷狗、foxmail和網龍等公司的早期布局，大多扎根廣州或周邊。天河北的IT走廊是中國移動互聯網早期最重要的產業帶之一。

如果在2005年說“杭州會在創業故事上超過廣州”，絕大多數人會覺得是玩笑，因為當時杭州的代表只是阿里巴巴一家，而廣州擁有的是一整個互聯網公司集群。

轉折發生在2010年代的中后段。微信繼續在廣州生長，但微信之后的十多年，廣州除了小鵬汽車以外，再沒有誕生出一家全國級別的新互聯網公司或科技公司。這十年里，字節、美團、拼多多、寧德時代、DeepSeek、宇樹，無一在廣州。

早期那批從廣州出來的互聯網公司，大多進入“維持期”：要么被收購，要么被邊緣化，要么停留在原有業務的局部擴張。廣州沒有“塌”，廣州只是在某一個時點上停了下來，而別的城市繼續往前走了。

第三，創業氛圍的稀薄是一種自我強化的狀態。

沒有早期成功的創業者，就沒有天使投資人；沒有天使投資人，就沒有下一波創業者；沒有下一波創業者，就沒有創業話題、創業社群、創業媒體、創業文化。

深圳的創業故事是“復利”的，廣州的創業故事是“單利”的。廣州在2000年代是有過自己的創業氛圍的，但那一波創業者的“裂變”遠不如杭州阿里系或北京字節系那樣，能夠批量產生二次創業者。一個時代結束了，但下一個時代沒有在廣州接上。

04

人口流入證實“生活城市”的定位

但也提出新問題

廣州的人口數據并不支持“失落”的敘事。

2025年末，廣州常住人口達1910.1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2.3萬人。從已公布人口數據的城市來看，2025年廣州12.3萬的人口增量，在全國僅次于深圳的25.9萬人和東莞的22.96萬人，遠高于杭州(7.6萬人)和上海（5.15萬人）。

但人口數據與財政數據放在一起，反而讓廣州的處境更清晰：廣州在持續吸納人口，但高薪就業崗位的人口并沒有增加。來廣州的人，大部分是來“生活”或“務工”的；來杭州、深圳的人，當然大部分也是“務工”，但有不少人是來“創業”或“配合創業”。

這種性質差異在總量上看不出來，但是在個人所得稅上卻看得清清楚楚。

05

廣州的真問題不是“是否一線”

回到開頭的那個問題：廣州會不會被踢出一線，被杭州取代？

這其實是一個偽問題。“一線城市”本身不是官方分類，它在不同語境下指代不同的東西。一個人如果認為廣州是“一線城市”。他選取的那些規模指標（人口、GDP總量、客貨吞吐量），對杭州而言可能是短期內無法企及的。然而一個人如果認為杭州是“一線城市”，他選取的那些質量指標（可用財力、上市公司、獨角獸、人均高薪密度），對廣州而言也是難以企及的。

所以杭州和廣州的比較是有意義的，只要選對指標。規模指標上，杭州近期不會替代廣州；質量指標上，杭州已經超越廣州五年以上。兩座城市的相對位置，在不同維度上呈現完全相反的方向。

“廣州去哪兒”的真問題不是排名，而是更具體的兩個問題：

第一，大灣區分工下，廣州能否在“生活城市”之外，重新做回一座“創業城市”？這個問題的難度被低估了。一座城市的功能一旦在市場自發分工里定型，逆轉是非常困難的。深圳作為大灣區的“資本+企業”中心一旦完成閉環，廣州想“奪回”創業故事的難度，遠大于杭州當年從零開始建立“互聯網+電商”敘事的難度。

第二，在大灣區分工里做好“生活城市”，本身有沒有意義？說實話，這未必是一件壞事。一座可負擔、有醫療教育、有食物文化、有傳統商貿的“生活城市”，對一個老齡化、城市化進入下半場的中國，是稀缺資源。

問題在于，中國當下的城市排名敘事高度產業化、高度資本化，“生活城市”的價值在排名體系里被嚴重低估。廣州的真正窘境，是它選擇(或被分工選擇)的角色，在當下的輿論語境里不夠“性感”。

我更傾向于這樣表述：廣州不需要也不應該被踢出“一線”，但廣州也不應該用“再造一個深圳”或“再造一個杭州”的邏輯去自我證明。廣州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微信之后，廣州的下一個全國級故事是什么？如果不是創業故事，那它是什么故事？

如果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即便沒有人正式宣布廣州退出一線，廣州也會在一張又一張類似AI50強的地圖上，被悄悄地、禮貌地、越來越頻繁地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