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近期以顧問身份參加的一場領導力會議上，一家大型跨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在人才議題討論中突然停頓，說道：“我們面臨一個問題，職業倦怠正在成為真實的挑戰。”

這并不令人意外。但他接下來的發言卻讓全場感到意外。“問題出現的人群并非我們所預期的，” 他說，“不是初入職場的年輕人，也不是臨近退休的資深員工，而是四十五歲到五十五歲之間的群體。”

這位首席執行官進一步解釋，其中許多陷入困境者并非平庸之輩，恰恰相反，他們是組織中最具經驗和能力的領導者——正是公司寄予厚望、準備培養為最高管理層的對象。然而這些人正在職業發展中逐漸退縮、停滯，導致公司不斷流失關鍵人才與智慧。“我們正在最需要動能的時刻失去動能。” 他總結道。

在我和研究團隊每隔幾個月與領導者們進行的關于未來職場的討論中，我反復聽到類似的憂慮。領導者們擔憂中年壓力影響那些身處公司領導力梯隊中的資深專業人士。企業通常從個體層面理解這個問題——認為只是部分人過度消耗了自己。但我的研究發現，這本質上是系統性困境：四十多歲的人群正集體面臨困境，因為他們試圖以過去三十年的職業模式，來應對可能長達五六十年的職業生涯。

長壽已成為勞動力面臨管理的現實課題。過去四十多歲往往意味著職業生涯步入尾聲，而現在他們可能還要工作三十年甚至更久。研究顯示，當前四十五歲左右的人群很可能需要工作到七十五歲前后，而當前二十多歲的群體未來或需工作至八十歲之后。面對日益龐大、需要跨越五到六十年職業生涯的群體，組織必須適應這一新的現實。

我的研究表明，在這些不斷延長的職業生涯中，二十多歲的從業者樂于積極探索嘗試，相信有足夠時間試錯、調整和橫向拓展。六十多歲的從業者則更傾向于審慎反思，也能為自己開辟新的可能。處于兩者之間的是四十來歲的人群，他們在工作中承擔著最重的責任，面臨著最大的時間壓力。他們恰恰是最缺乏探索與反思空間的群體，但他們在此階段做出的決定，將影響未來數十年的職業軌跡。

為更深入理解這一新現實，我近期為來自法國、瑞典和英國三家跨國企業的二十位中高級專業人士設計并試行了為期十周的專項計劃。該計劃融合了評估診斷、每周深度個人反思練習，以及公司內部同伴小組對話，參與者在此過程中分享他們的決策、壓力與取舍。

我們所揭示的不僅是個人在應對工作過載時的困境，更是一個特征鮮明的工作人生階段——這要求組織在思考人才戰略時，必須深刻理解并主動適應這一階段。

反復出現的共性規律

在對話中，參與者普遍描述了一種多重壓力的疊加：職業與家庭責任達到頂峰、持續的時間匱乏、對能力更新與轉型必要性的日益認知，以及最關鍵的一點——幾乎沒有時間停下來反思。在我進行的系列評估中，四十多歲專業人員在“從容反思與重置能力”維度上的得分始終最低。

然而在項目進程中，許多參與者開始質疑關于工作的長期固有認知。他們談到，在40多歲時，他們越來越感受到短期需求與更審慎思考人生下一階段需求之間的矛盾。

從這些對話中浮現出三個反復出現的規律：

1. 反思是稀缺的——一旦發生，往往帶來根本性轉變

盡管參與者都是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但他們驚訝地發現，只要有結構化的個人反思與同伴對話空間，就能對自身和職業產生超乎預期的深刻洞見。許多人意識到，早年那些未經深思熟慮的關于崗位、行業與工作模式的決定，如何塑造了今日的發展路徑。參與者認為反思的價值在于，它幫助人們看清工作生涯如何被累積的經驗模式、個性特質與組織角色所塑造，從而賦予他們對未來選擇更強的掌控力。

2. 從“忍受”到“可持續”的思維轉變

所有小組的參與者都指出，四十多歲時他們正在重新定義成功的內涵與實現方式。對他們而言，價值重心正從產出轉向意義，從極致努力轉向平衡，從繼承的期望轉向自主的選擇。然而，多數人仍被當前角色的要求所束縛，這種矛盾使他們陷入一種心理上的兩難狀態。

3. 核心矛盾從績效轉向身份認同

四十多歲的參與者告訴我們，他們職業生活的首要關切不再是“如何做得更好”，而是“是否身處合適的環境”、“應該適應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在工作中保持本真”。在思考如何協調身份認同、工作角色和未來發展軌跡時，他們不斷自問：是什么塑造了今天的我？在未來三十年，我想成為怎樣的自己？

我們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或許是：中年是變革需求最迫切，但變革可能性最低的階段。時間壓力、重大責任與日增的組織期望，都讓有意識的轉變變得困難重重。在技能快速迭代、職業生涯延長、職業倦怠本就高企的背景下，處于關鍵40歲階段的從業者卻被要求以長期來看不可持續的模式工作。

若組織希望培養和留住未來的領導者，就必須改變這種狀況。當下的目標是將這個階段重新定義為主動重塑而非被動忍受的時期。關鍵在于，這不是要求人們承擔更多，而是創造能讓他們及早做出關鍵職業選擇的條件。

領導者的行動方向

既然40多歲是漫長職業生涯的壓力焦點，領導者面臨的核心問題便是：如何在人們最缺乏調整空間的時候，為他們創造重新校準的條件？

我們的研究提出四方面行動路徑：

1. 構建結構化的反思與對話機制

最重要的干預往往最簡單。職業中期人士普遍反映，盡管深知其重要性，但缺乏退后反思、與同事深入交流的空間。領導者可以通過為員工創造結構化的反思與對話間歇來應對：推行既關注績效也著眼長期方向的中期職業評審；設立短期學術假或限定時間的反思期；開展促進性團體項目以創造共享反思空間；或將對話重點從“職業晉升”轉向“職業可持續性”。

這些安排并非脫離工作，而是讓員工有機會在職業生涯的長周期中與同行探討定位與方向。沒有這樣的時刻，人們容易陷入被動反應、路徑依賴的職業軌跡；有了這些空間，他們更可能做出主動、前瞻的選擇。領導者需要自問：我們是否為員工預留了停下來反思的時間，而不僅僅是交付任務？

2. 重新設計崗位以拓展潛能，而不僅是利用現有能力

職業中期的崗位通常為高效執行而非持續發展設計，側重縱向晉升而非橫向拓展。然而這恰恰是人們最需要擴展能力的階段。領導者可通過在現有崗位上創造成長機會予以支持：調整職責以納入新挑戰；鼓勵跨職能協作；推動導師制或逆向導師項目；允許員工設計工作內容以提升意義感與學習空間。這些并非顛覆性變革，但能讓員工在不離開崗位、不中斷職業發展的前提下拓展能力邊界。領導者應思考：擔任此角色的人如何實現持續成長？

3. 使探索行為正當化，而非僅限于業余范疇

我們研究最清晰的結論之一是，職業中期人士缺乏探索的時間與許可，而這正是維持長期職業生涯的關鍵。領導者可以通過將低風險探索合法化來解決這個問題：支持測試新技能或興趣的副業項目；提供培養相關能力的短期課程或學習體驗；允許內部借調或臨時任務；鼓勵拓寬視野的志愿服務或指導機會。這些經歷如同“身份實驗室”，讓人們能在無需立即做出高風險決定的前提下，嘗試新的發展方向。領導者需反思：我們的組織在哪里允許人們探索，而不僅是機械執行？

4.在職業轉變變得緊迫之前使其常態化

在許多組織中，職業變動往往是被動反應——由不滿、倦怠或外部機會觸發。這在持續五六十年的職業生涯中既不現實也不可持續。相反，領導者應將職業生涯中期的轉變視為漫長工作生涯的自然組成部分并予以常態化：鼓勵跨職能、跨地域的橫向流動；支持向相鄰領域的技能轉型；認同身份與能力會隨時間自然演進；將職業變動理解為戰略性再投資而非破壞性動蕩。

這需要從根本上轉變思維：領導者和企業需要開始將中年時期視為一個并非穩定的階段，而是一個既必要又可預期的重新校準階段。管理者需要自問：我們是否在員工感到被迫離開之前，就已經為他們提供了順暢轉型的路徑？

長壽正在重塑工作生涯的形態，這一點在關鍵的40多歲階段體現得最為顯著。表面上的職業倦怠，其深層往往是人們正試圖以適配短期職業生涯的舊模式，來維系長達數十年的新職業現實。真正理解這一點的組織，不會僅滿足于支持員工度過職業生涯中期——它們將系統性地重新設計工作，使人們能在更長的未來中持續成長、適應并創造價值。

琳達·格拉頓（Lynda Gratton）| 文

琳達·格拉頓是倫敦商學院管理實踐教授。

周強 | 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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