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產大潮退去，裸泳者悉數現形。

如今，西安建工總部樓下，拉橫幅討債的分包商、苦苦維權的老員工常年駐守。有人靜坐，有人干脆支起床鋪，仿佛把這里當成了最后的“戰場”……

分包商王奕便是其中一個。前些年他與西安建工簽下100余萬的工程合同，如今卻只能終日帶著未滿3歲的兒子守在大門前。當然，除了沉默，沒有任何回音。連值守的保安都苦笑著搖頭：“我的工資，也半年沒發了。”

建筑行業黃金二十年，依托土地財政、高杠桿擴張與國企信用背書形成穩固生態。2022年行業拐點降臨，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首次由正轉負，那些曾依附地產鏈條的地方建筑國企，集體暴露出了致命短板。

從“基建正規軍”到“混改明星”，再到債務違約、信用崩塌、失信被執行人——西安建工走過的這條路，只用了不到十年。

這家曾手握西北唯一的“房建+市政”雙特級資質、常年AA+信用評級、穩坐西安百強企業前列的“西北建筑龍頭”，一度是西安國企混改標桿、沖擊千億營收的行業黑馬。

然而，一切看起來都在往對的方向走，直到潮水退去。綁定綠地、踩雷恒大、員工持股平臺淪為債務牢籠，兩千多名員工的錢和股，以及參與至其中的所有押注，都一起被鎖在了那棟即將被拍賣的總部大樓里……

混改始末

1953年，西安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剛剛掛牌。

彼時，古城墻亟待修繕，大雁塔、小雁塔年久失修，“一五”時期重大工程陸續上馬。這支新成立的隊伍，被推上了城市建設的最前線。

幾十年間，這支“基建正規軍”在陜西扎下了根。從城墻修繕到市政路網，從保障房到學校醫院，西安人腳下的路、頭頂的樓，相當一部分出自這家市屬國企之手。

2009年，西安市建筑工程總公司、城市建設開發總公司等數家企業合并重組，西安建工集團正式亮相。接過首任黨委書記、董事長重任的，是衛勃。

衛勃出身長安縣，曾任長安縣副縣長。從管理一個縣到執掌一家國企，跨度不小。到任之后，他推動西安建工完成資源整合與業務拓展，拿下西北唯一的“房建+市政”雙特級資質。

高歌猛進的另一面，隱憂亦現。多年來，“等、靠、要”的慣性不輕，決策鏈條長、市場反應慢，增長已摸到天花板。和全國多數地方國企一樣，西安建工撞上了轉型的墻。

2016年，國家推出第一批央企混改試點名單。在此之后，混合所有制改革進入大規模實操階段，各地紛紛尋求破局。

一年后，西安開始國企混改破局進程，將綠地控股引入西安建工，這一操作當時被官方定調為“西安國企混改第一槍”。

綠地控股以10.71億元現金增資，拿下西安建工66%股權，輸出品牌與市場資源；西安市國資委保留34%股權，提供屬地資源與落地能力。雙方也被外界視為“強強聯合”的范本。

效果立竿見影。

混改開始后四年間，西安建工營收躍升至400億元大關，年均增長近40%，決策效率提升、市場版圖擴張、業績規模暴漲，一時間成為全國混改的樣板。

衛勃曾對媒體提及，因常年赴外洽談，他本人的口音也從濃重的陜西方言，漸漸變成了標準的普通話。

從長安縣走出的地方干部，到站在資本舞臺上描繪千億藍圖的掌舵者——衛勃的角色，變了。

混改后的狂飆猛進，更讓衛勃底氣十足。他曾多次公開表示，要將西安建工打造為全國一流的千億級建筑企業集團，可這份藍圖尚未落地，危機已悄然逼近。

2024年，衛勃因個人原因辭去了董事長職務。繼任者接手的，已不再是建筑帝國，而是一座債務纏身、隨時可能爆雷的火山。

綁定綠地，踩雷恒大

混改的劇本里，西安建工拿到的是“執行者”的角色。雙方合作的蜜月期，綠地牢牢握住了西安建工的“方向盤”。

彼時，綠地董事長張玉良對西安建工的定位很清晰。西安建工是綠地在西北區域的專屬施工總包，優先承攬綠地旗下項目，同時代表綠地實施西北區域的大基建并購。

雙方自此深度綁定。

行業上行那些年，這種模式的確帶來了好日子。西安建工的施工隊跟隨綠地節奏，從成都到西寧，從住宅到綜合體，業務版圖迅速鋪開。一位建工前員工回憶道：“那時候不愁沒活干，愁的是人手不夠用。”

然而，拐點已在政策層面悄然醞釀。

2020年8月，“三道紅線”出臺，直指高杠桿擴張的命門；隨后的信貸集中度管理、土地兩集中等政策接連落地，房地產行業的流動性閥門被一步步擰緊。

綠地被迫進入降檔降負債的陣痛期。對于西安建工而言，大股東與核心客戶同時承壓，曾經的“綁定紅利”開始反向傳導——應收賬款的回收周期越拉越長，壞賬風險從紙面走向現實。

西安建工公開的財報勾勒出一條陡峭的負債曲線，截至2021年，其總負債超750億元，尤其是對綠地及其關聯方的應收款項高達50.2億元。

2022年，綠地自身債務問題顯現，部分銀行開始對西安建工抽貸、斷貸，累計額度超10億元。這種“斷糧”式的操作，疊加疫情沖擊，處在擴張中的西安建工資金鏈瞬間緊繃。

比抽貸更致命的，是重倉踩雷恒大。

西安建工從2020年開始全國化擴張，先后承接昆明恒大珺睿總包、嵩明恒大文旅城等13個重點項目，但彼時恒大已經出現流動性危機，工程款拖欠嚴重，部分項目開工即停工、開盤即爛尾。

隨著恒大涉案、綠地深陷債務泥潭，背靠的兩棵“大樹”相繼倒塌，西安建工的日子自然好過不到哪去。

2023年，西安建工迎來自2009年組建以來的首次虧損，全年實現營收141.89億元，同比暴跌59.59%；凈利潤虧損9.07億元，徹底告別盈利時代。

行業觀察人士指出，當一家建筑企業的工程資源幾乎全部押注個別房企，它已不再是一家獨立的市場主體，而更像是大股東地產版圖的“項目代工廠”。這不是正常的擴張路徑，而是一種“寄生式”生存。宿主倒下之日，便是其陷入危機之時。

錢股兩空，追索無門

如果說綠地入主是西安建工危機的外部導火索，那么2018年推出的員工持股計劃，則在其內部埋下了一顆引爆信任的暗雷。

2018年3月，西安建工正式組建員工持股主體——西安合思合行企業管理中心合伙企業。綠地轉讓15%股權至該平臺公司，最終股權結構設定為，綠地51%、西安市國資委34%、核心團隊15%。

這一設計曾在當時被稱為“高效混改持股路徑”，即通過戰略投資者向員工轉讓股權，這樣操作下來，能規避常規繁瑣流程，靈活高效，實現三方利益捆綁。

但回過頭看，這是一條通往財務深淵的路。

一位西安建工的前員工向鎬京筆記透露，員工持股額度當時被分為9檔，從35萬元到1021萬元不等，董事長衛勃的持股額度最高，為1021萬元。

兩千多名干部員工參與了這場資本盛宴，但大多數人掏不出足額現金。于是，持股平臺組織銀行貸款——個人支付約三成自有資金，剩余七成由平臺申請6年期貸款，每年6月20日還本付息。

行業風生水起的那些年，這套制度設計確實帶給持股員工們巨額賬面浮盈。2021年，持股高管馬勇曾向媒體說道：“混改后，最大的受益者是員工。按照公司股權激勵辦法，最高股權收益回報率曾達230%。”

但行業寒冬比浮盈變現來得更快。

公司債務雪崩之后，股權價值幾近清零，員工名下的銀行貸款卻分文未少，大量持股員工通過訴訟、信訪等途徑維權，卻因有限合伙形式的層層嵌套，使得員工缺乏持股協議等文件，陷入舉證困境。

“現金流就是建筑企業的命脈，很多企業為了募集資金，向本單位員工發放企業債或者員工股份，并承諾固定高息回報，這些行為本身都是違法的。”常年辦理西安工程案件的耿曉童律師告訴鎬京筆記。

在15%持股平臺中，85名中高層管理者成為持有平臺股份的主要投資者。如今，這85名持股高管絕大多數已離職或退休，卻仍被困在當年那場資本盛宴的殘局之中——錢股兩空，退路全無。從(2024)陜01民終15101號等一串上訴案號里，都能找到他們掙扎的痕跡。

信用崩塌，債臺高筑

2024年8月，“21西安建工MTN001”中期票據未能如期完成2.63億元的本息兌付。

這是其首次公開市場債券違約，資金鏈斷裂的問題被徹底擺上臺面。

隨即，西安建工的信用評級從AA+級一路下調至C級——這是破產前評級體系中的最低一檔，市場信用宣告瓦解。

2024年11月，衛勃卸任董事長一職，馬勇接棒。他一上來需要面對的，便是員工維權、國資問詢、銀行抽貸等多方壓力。

在外部協調下，16家金融機構債權人組建債委會，拿出降息、展期、重組等解決方案。但因大股東綠地無力增信，外部擔保難以落地，債務談判陷入僵局。

2025年，西安建工及子公司因違反財產報告制度、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等原因被多地法院列為失信被執行人，涉及案件58起。僅7月就新增14條被執行信息，累計被執行金額超15億元，淪為司法被執行“常客”。

對此，耿曉童律師表示，其團隊代理的案件中，西安建工大多是被告。如其律所代理的西安建工某個位于河南的項目，這些項目一般采用“項目公司獨立核算”模式，項目爆雷由子公司獨立擔責，總公司隔離風險。回款無望后，西安建工實質上已放棄主動追索，整體進入消極履約狀態。

“當前，西安建工現金流已近枯竭，經營性回款被嚴格分流，農民工工資專戶法定專款專用，普通債權人無法動用；政府指定的代付資金直接進入下游供應商，西安建工集團本身已無任何資金支配權。”上述律師如此說道。

環顧一圈，可供普通債權人執行的資產，僅剩部分不動產。換句話說，這家曾經的“基建鐵軍”，如今已近乎一具賬面上的空殼。

何去何從？

2026年4月，濟南市中院發布公告稱，將于2026年5月14日對西安建工資產管理運營集團有限公司名下26套不動產進行司法拍賣，起拍價2.14億元。

這棟與混改同年落成的大樓，如今走到了以物抵債的關口。

京東拍賣網信息顯示，拍賣項目已于5月13日被申請執行人申請暫緩，暫緩前尚無一人報名。針對暫緩緣由，鎬京筆記就此致電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核實，法院方面表示，項目后續是否恢復拍賣仍存在不確定性。

西安建工集團的官方公眾號上，調研、座談、簽約仍在按部就班地推進。題為《西安建工：中國承包商80強第31位》的推文，至今被置頂在最上方。

但曾經的千億夢想，早已破碎。

未來走向，外界眾說紛紜：破產清算？國資接盤？還是債務重組？

對此，耿曉童律師給出了一條推演路徑：“西安建工可以參考南通一建的債務重組模式，與債務人達成協議，剝離有價值的特級資質成立新公司，引入新投資人恢復造血，老債、員工持股、分包商欠款全留在老殼清算，接盤資金及后續盈利也可以用來清償老債。”

不過，接盤人、各債權方能否達成一致、特級資質能否在法律上順利剝離，都還是未知數。

行業觀察人士指出，回頭來看，西安建工的混改從一開始就走偏了——資本進來了，治理沒動；規模上去了，風控沒跟；盤子鋪大了，底線丟了。“混”是手段，“改”才是目的。但在西安建工的實踐里，“混”完股權，似乎就以為萬事大吉了。

真正的混改，本該是機制的再造、治理的進化、風險的共擔——讓國有資本與戰略投資者在技術、市場、管理上各施所長，合則兩利，而非一損俱損。

西安建工走到今天，也不意外。

在房地產步入下半場、基建增速放緩、地方財政承壓的背景下，它的崩塌，是這類模式的縮影。

那些仍在以“混改”之名，行“寄生擴張”之實的企業，以及那些仍在賭桌上不肯離場的“掌舵者們”，還能走多遠？

（圖片來源：企查查、京東拍賣網。文中王奕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