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之這個名字,今天多數人有點陌生,但若提起其高祖親族,那就如雷貫耳,家喻戶曉了。而當你對王厚之有基本了解后,或為感嘆,名門望族的人才輩出,也是要累積而成。
王厚之(1131-1204),字順伯,號復齋,南宋乾道二年(1166)進士,歷任溫州平陽縣尉、舒州望江縣令、監都進奏院、兩浙運判、臨安知府等職。他的高祖王安禮,為宋神宗時尚書左丞,屬宰相之職,又是大名鼎鼎的宰相王安石親弟弟。王厚之祖父王榕出任諸暨知縣時,舉家定居諸暨,父親王瑊曾知通州。因這一脈宰輔家世,王家在諸暨城東所建宅第取名相門坊。王厚之晚年自江東相門坊遷居陶朱山下,元代于此增設相門里。王厚之去世后,墓葬今諸暨市璜山鎮寶峰山麓。這些事跡《嘉泰會稽志》《會稽續志》及明清諸暨縣志都有載。
王厚之仕途算不上十分顯赫,但學術成就非凡,畢生篤好金石碑碣之學,每得一書一器,必精審細讀,辨其真偽,書畫鑒別,名聞當時,比肩米芾,為公認的著名金石學家、藏書家。這樣一個政治豪門,為何會培養出一位癡迷古物、淡泊名利的金石學家?這并非簡單的個人選擇,而是一個家族在歷史長河中價值取向、資源積淀與時代風氣相互作用的結果,是觀察中國文化世家傳承的一個經典剖面。
血脈中的轉型——王家五代的價值流變
王家這一脈的起點,無疑是政治巔峰與思想奠基。王安石一代的核心追求是變法強國、經世致用,其弟王安禮亦在朝中擔任要職,確立家族最初的“政治基因”與雄厚根基。王安石少懷大志,博學多思,在哲學、經濟、教育、倫理等方面,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新的思想體系——“荊公新學”,給當時的思想界帶來一絲清馨的空氣,對后來中國學術思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王安石的家族從他叔祖父王貫之開始便以詩書官宦之家著稱,到了神宗時期,王家達到了鼎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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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治環境的變化,如新舊黨爭的起伏,促使家族策略發生微妙調整。從廟堂到書齋的潛移默化,在第二代、第三代成員身上逐漸顯現。政治風向的變幻,讓文化積淀開始凸顯其避風港與新時代價值。家學、藏書這些原本作為仕途輔助的資源,逐漸成為家族成員的精神寄托和身份標識。
到王厚之這一代,學術志趣的選擇就顯得順理成章。這既是個人性情所致,更是家族文化資源累積到一定階段后的自然出口。王厚之出生于書香門第,自幼聰穎好學,博覽群書,稍長即喜金石之學。性格忠懇內出,剛直不阿。他修古好學,精思博考,深通籀篆。案牘之暇,對三代彝器及漢唐石刻拓本,更是刻意搜求訪購。《康熙諸暨縣志》稱其“所積書籍,甲于海內”。這標志著王家“政治基因”向“文化基因”的成功轉型。
巨人的肩膀——世家資源如何成就一位金石大家
王厚之能成為南宋一流的金石學家,絕非偶然。其成就的背后,是世家大族提供的系統性支撐。
經濟基礎是首要條件。雄厚的家族財富支撐著耗費巨大的金石收藏、拓片制作、古籍購置與游歷訪碑活動。王厚之收藏極為宏富,家藏王羲之繭紙《建安帖》,收藏鐘繇《力命表》和王羲之《黃庭經》《東方朔畫贊》《樂毅論》,《蘭亭序》拓本多達上百本,善本若干。他還藏有歐陽修《集古錄序》真跡、李清照《金石錄后序》真跡、范仲淹《與尹師魯帖》、王安石詩卷遺墨、米芾三帖(一行書、一篆、一隸)、李公麟自畫其所蓄古器一圖、蘇軾《枯木怪石圖》、黃庭堅《砥柱銘》等。這些收藏若無雄厚財力支撐,實難想象。
人脈與眼界同樣關鍵。顯赫家世帶來的頂級社交圈層,讓王厚之能接觸到常人難以企及的宮廷秘藏、同好交流。他與同時代藏家的交往,獲得了第一流的學術信息與藏品來源。王厚之收藏定武本《蘭亭敘》之事,鄉友斯多林曾寫過《南宋王厚之的〈蘭亭序〉收藏與友人題跋淺析》一文,實錄了定武本《蘭亭序》士林官宦的題跋,分別是尤袤、楊萬里、朱熹、陸九淵、陳傅良、周必大、樓鑰、洪邁、袁說友等,皆是一時之選,足見王厚之人脈聲望。
典籍與家學更是根本。王安石兄弟留下的龐大藏書、著作以及家族內部的學術氛圍,為王厚之打下堅實的文獻功底。王安石所在的王氏家族,據考證祖籍當屬于如今的山西省太原市,受安史之亂的影響,其先祖大約于中晚唐之際南遷江西臨川一帶,務農為生。這個家族重視讀書且人才輩出。數代之間,這個家族形成了較為典型的家風,在許多成員身上都得到較好的體現。王安石充分地繼承了自己的家風,甚至在一些方面推向極致。這種家學傳統,為王厚之的研究提供了高起點。
宋代文化世家譜系——不同的傳承路徑與共同的核心
在宋代的文化生態中,王家并非孤例。不同的世家大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傳承路徑。
眉山蘇氏以文學、藝術創作和學術為核心,更側重于才情、思想與文學表達的傳承模式。“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縱覽中國歷史,沒有哪一家,能像蘇氏家族一樣,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據三個席位,傳為千古佳話。蘇氏的家風,正如清波,涓涓細流,終為江河,匯成時空的洪流。一家書香傳承,一脈浩然正氣,一腔愛國之情,為歷代傳揚。蘇洵是戰國縱橫家蘇秦、西漢關內侯蘇武、唐代宰相蘇味道的后代。在蘇洵撰寫的《蘇氏族譜》中,祖父輩的事跡歷歷在目。蘇氏家族注重子孫志氣節操的培養,把修身立德作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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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則展現了“夫婦檔”收藏與研究的傳承模式。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18歲的李清照與23歲的趙明誠在汴京成婚。二人志趣相投,寫詩、書法、收藏、品茗都是日常“活動”。趙明誠嗜金石書畫如命,為了得到它們不惜典當衣物家私。李清照與趙明誠的愛情,始于文學藝術的共鳴,成于共同志趣的滋養,歷經離亂而矢志不渝。他們以金石為媒,以詩詞為證,創造了中國文學史上一段傳奇姻緣。那些共同校勘的拓片、唱和的詩句、潑茶的歡笑,雖經歲月侵蝕,卻如他們收藏的金石碑刻,在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
比較王家(從政治到專門之學)、蘇家(文學學術并重)、趙李(夫婦興趣結合)三種傳承路徑,可見其共同核心在于:深厚的經濟文化資本、重視教育的家族傳統、以及將文化創造或研究作為家族身份延續的重要方式。這些世家大族在宋代文化生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成為文化傳承的主要樞紐。
傳承的必然與偶然——對家族力量的再思考
王厚之的成就,既是家族資源傾斜與長期文化積淀的產物,也離不開其個人稟賦與歷史機遇的結合。在傳統社會,世家大族確實是文化傳承的主要樞紐,提供了難以復制的系統性優勢。
王安石家族自其叔祖王貫之中進士進入仕途,到安石兄弟出將拜相,子孫后繼有人,屬于典型的官宦世家。該家族以王安石為代表,其家風很好地體現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這種家風傳承,為王厚之的學術道路奠定了堅實基礎。
然而,家族背景并非決定一切。王厚之個人的學術熱情、鑒別眼光、研究深度,才是其成為一代金石大家的根本。他著有《復齋金石錄》《復齋碑錄》《復齋印譜》《鐘鼎款識》《考異》《考古印章》《漢晉印章圖譜》《題跋周宣王石鼓文》《題跋秦惠王詛楚文》等,著述頗豐,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學術遺產。清史學家、文學家全祖望《答臨川雜問帖》云:“順伯長碑碣之學。今傳于世者,有《復齋碑錄》。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洪四家而外,首推順伯”。明代沈明臣在《集古印譜》序中:“古無印譜,譜自宋王厚之順伯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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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至當代,“書香門第”、“文化家族”現象在教育資源分配、視野塑造上的延續與變化,依然值得我們深思。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有意識的家庭文化營造、對知識的尊重以及對子女志趣的理解與支持,始終是滋養個體成長、促進文明延續的重要密碼。王厚之的故事,不僅是一段家族史,更是一面審視文化傳承規律的鏡子。
你認為在當今社會,家族的文化資本對個人成就的影響是否依然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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