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中文語境中流行的“PUA”，已經從2019年進入公眾視野的親密關系虐待案件中抽離，逐漸落入尋常生活。“PUA”在親密關系以及其他更廣泛的場域，包括職場、代際關系以及交友中發展出諸多變體，例如“CPU”“PPT”“KTV”等等。這些已然影響了“PUA”作為中文表達調動的情緒。“PUA”的用法雖然維持著對脅迫的泛化批判，但多少帶著無奈的調侃，也投射出對不平等結構下控制與剝削的普遍焦慮。

撰文｜魏華容

“泡學”VS“騙色”

在情感經濟（affective econ?omy）理論中，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認為情感（feeling）既不屬于個體，也不屬于外界，而是在流通中被生產的一種效果。先于意識和語言所產生的情動（affect）在身體之間流動，塑造主體的感受與行動能力。從這一視角來看，親密關系不單純是個人感受，而是被一套可以調用的語匯不斷定義：我們通過繼承和習得的語詞來感受與傳遞“愛”。

具體以翻譯“seduction”這個概念為例，現有的中文對等所黏附的情動力量其實非常不同。首先，如“泡學”“搭訕學”“把妹”這樣的圈內術語，已經在中文參與者中有了一定的傳播基礎。這樣的表達習慣以口語動詞“泡”或“搭訕”搭配專業指稱“學”，既有獨家知識的觀感，又以生活甚至方言的表達消解了物化女性的嚴重性。

電影《通天塔》（2006）劇照。

另一方面，“勾引”和“誘惑”等表達看似普適，卻將這個領域常識化，營造出無害的感覺。為了讓參與者合理化在騙色教學中感到的不適，騙色產業力圖構建的正是這種客觀的幻覺。而對比成書年代，現在數字媒介中更是隨處可見親密關系的“高段位”技巧和“拿捏”守則等。它們雖然一樣遵從高度程序化的親密腳本和新自由主義的投資邏輯，卻不像當時的騙色社群一樣會被誤讀為亞文化。相反，這些內容已經融入主流敘述，成為了常見的親密生活意見。因此，所謂中立的表達與越來越泛化和難以辨認的騙色技巧形成合謀，在當下尤其危險。

詞語不僅傳遞意義，更組織情感，使某些關系顯得自發、合理。翻譯不僅在轉換詞語意義，也在調配情感的指向與強度，是受意識形態與文化規范影響的詮釋。《親密陷阱》書中反對將親密關系工具化，就需要采取反工具（contra-instrumentalism）的翻譯策略。“泡學”“勾引”等譯法即便隱藏了騙色社群產業中的操縱邏輯，也會令人覺得貼切自然，因為它們更符合主流的情感規范。例如“攻略”一詞，原本是游戲社群的詞匯，卻通過騙色社群的挪用逐漸融入日常親密關系的操演。這類表達的流行也愈發模糊了個人情感探索和性侵害的邊界。原本可被識別的“搭訕術”語言不再顯眼，卻更加無處不在。在這一過程中，支持騙色社群運作的新自由主義和后女性主義邏輯并未消失，而是以人們更習以為常的方式隱蔽而持續地影響大眾對親密關系的理解。

在不平等的語言政治下，翻譯的語詞選擇實際上可以鼓勵甚至推動改變的發生。“騙色”的“騙”突出的是這套語匯中對親密感的編排與操縱，而“色”尤其強調這樣的親密腳本在性生活上對實施對象的物化與剝削。這種翻譯策略并不是簡單的陌生化，而是“女性主義潑冷水”。它旨在打斷習以為常的表達節奏，拒絕性別壓迫的話語結構。將“騙色”作為“seduction”的中文對應，并非是要對這一社群產業簡單加以道德排斥，而是迫使其中操縱和性剝削的邏輯現身，顯化它在不同語境中的情動效應與社會后果。游走在語言邊界的翻譯是一種特權，是重新引入可見性的機會。它令讀者能夠感知潛在的操控與不平等，從而挑戰被固有表達自然化的權力結構。

因此，翻譯作為一種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ur），并不是簡單地“表達”意義，而是在意義形成之前就已經在組織感知與判斷。詞語的力量也不只在于指稱是否準確，而更在于其能否激發、引導并固定某一種情感取向。瑞秋·奧尼爾在書中將騙色社群視為中介式親密（mediated intimacy）的場域，討論親密關系如何在媒體表述中被模式化。

語言是想象的邊界

同樣的批判也適用于當下數字媒體流量對短小、二元對立、易于復制且高情緒強度表達的偏好。例如2025年下半年在中文互聯網流行的男性生活與婚戀“三大理論”：“蘋果安卓”“力工梭哈”和“性壓抑論”。“蘋果安卓”是指社會的兩極分層，將階級差異簡單套用在高級（蘋果）與低級（安卓）的萬能框架中；“力工梭哈”指從事體力勞動的弱勢男性在婚戀市場將所有財產孤注一擲換取女性性資源，從而循環個人悲劇；“性壓抑論”則認為上述行為全是男性長期性壓抑導致的情感釋放。這些敘述雖然在流傳過程中囊括了許多社會事件，例如什么樣的親密關系“有辱國格”、如何看待父權規訓下的傳統婚戀操作等等，但最終仍然沒有脫離新自由主義邏輯——男性的焦慮來自于自身性魅力和經濟能力不足，女性在討論中仍然是被客體化的性資源，可感的差異被二分法從階級和性別角度一刀切開。

這些表達帶著戲謔與調侃，既可以當作迷因（meme）流行，又因語義高度壓縮而顯得理論化。它們的流行軌跡和“PUA”類似，都指稱模糊而籠統，又能輕易喚起共鳴。這樣的表達能夠描述各種不平等的感受，但又不會引導深入和嚴肅的討論。它們也和騙色社群“兩性科學”“吸引力法則”等擁護二元性別的思想如出一轍，用極簡的符文將復雜的結構性不平等拉平為具有強烈情動指向的標簽。盡管最終“三大理論”因為強烈的情緒煽動力遭到了封禁，但這也并不代表問題的終止，而是迫使我們反思，為什么當下的平臺、媒介和討論場既懼怕情緒的力量，又讓討論的話語止步于情緒化的兩極指控？尤其在親密關系和性別關系中，當社會經濟問題變得直觀可感，為什么最終卻總被廣泛地誤讀為性別戰爭？

當然，討論、理解和批判抽象的結構問題是艱難的。知識壁壘和文化資本的差異，令在社會中的脆危個體更傾向于將情動投射在具身且可見的物件之上。很多時候出于宣泄的需要，人們很難避免使用信息流中可見性更高、更易于調動情感的語匯。但如果表達只停留在情緒層面，其實也是在不斷地固化特定的表達和理解，將結構問題持續翻譯為個體的情感沖突。

同樣的憂慮也體現在女性主義公眾討論結構壓迫時語詞的匱乏。例如“厭女”（misogyny）一詞的使用方式和語境變遷。它曾推動了中文世界女性主義的變革與發展，但已從結構性反思轉而被泛用于解釋女性所遭遇的各種不公與傷害。很多時候“厭女”確實適用，可其本身的批判力度卻是有限的。如果將所有的制度性壓迫都歸結為一種情感態度，放棄的其實是更深層的政治話語爭奪。道德憤怒在溝通資本主義（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的影響下往往比嚴肅批判更容易傳播，但形成的短暫聯合也是脆弱的。這樣的話語陷阱在后女性主義語境中經常表現為：改變另一性別的情感態度，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例如2026年初引發熱議的課程，教授女性如何在親密關系中“做大女人”或如何“撒嬌”等。這些教學承諾讓女性能“魅惑”“操控”男性，但利用的工具仍然是既有性別框架下的女性特征。這種情感建議和騙色社群中對女性欲望的認可很類似，都是選擇性地挪用女性主義語匯，來證明性別平等已經達成，隨后把女性的身體視為需要被改造、去迎合男性欲望的工具。批評的聲音也經常將其當作男性騙色社群的對等，認為參與課程的女性實際上已經獲得解放且做過了頭，例如“渣男配撈女，問題就解決”的說法。但這樣的道德審判和簡單對位顯然掩蓋了深層的性別不平等，仍然將親密關系中的問題視為需要被管理與控制的個人責任。

無論是在親密關系還是更廣泛的女性主義討論中，女性身體被各種美學文化與審美勞動不斷定義，既是父權規訓的領地，又是女性自主行動和賦權的發端。而圍繞身體展開的親密關系探索，更是一系列被語言不斷生產、調動、規訓與再分配的情感勞動。因此，親密關系的翻譯，無論是在語言之間，還是在不同性別、不同群體之間，都不是單純的詞匯選擇，而是在參與命名、分類與評價這些情感。語言是想象的邊界——如果在媒介之間流行的敘述無法深入地討論具身的困境，而是反復將其簡化為個人責任，甚至極化為對立情緒，那么親密關系中的焦慮與痛苦將難以擺脫父權結構的幽靈。

翻譯真正需要對抗的，遠非某一具體話語，而正是這種回響在語言之中，隱身而又無處不在的幽靈。翻譯既是再現，也是介入；既可能復制既有的權力結構，也可能使其產生裂隙。同時，承載翻譯的媒介也需要營造更開放公平的討論環境，不能一再從某些卷標中榨取經濟價值。圍繞“PUA”以及騙色社群產業的女性主義中文討論，不應止步于語義校正和樸素的情緒譴責，而是需要使那些被新自由主義和后女性主義正常化的權力關系重新變得可感、可疑，從而為親密關系打開新的理解與想象空間。

作者/魏華容

編輯/宮子

校對/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