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歷史長河中，大禹堪稱一位廣為人知、備受尊崇的英雄人物。他出身于夏部落，其父名為鯀。早年，大禹隨父親學習技藝，主要鉆研的是治理水患之法。彼時，鯀采用堵塞之法治理洪水，歷經九年卻未能成功，堯帝盛怒之下將其治罪處死。

大禹接過治水重任后，轉變思路，采用疏導河道之法。他親率治水隊伍，不辭辛勞地奔走各地，詳細測量地形，精心挖掘溝渠。歷經十三載春秋，大禹踏遍九州大地，終于成功平息了水患。

此后，大禹建立了夏朝，成為開國君主，將都城定在陽翟。他推行分封制度以治理國家，直至暮年。夏朝作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王朝，盡管目前考古發現的相關實物證據相對有限，但大禹治水的故事卻流傳千古，成為后世水利工程的典范。

此石碑即為岣嶁碑，亦稱禹王碑或大禹功德碑。原碑位于湖南衡山岣嶁峰，碑高約1.7米，寬1.4米，碑上刻有77字，分9行排列，每字約15厘米見方。其字形蜿蜒曲折，宛如蝌蚪，既與甲骨文、金文有所不同，又不完全等同于籀文或鳥蟲篆，雖屬于古篆體系，卻獨具特色，帶有象形之韻味，筆畫裝飾性強且對稱勻稱。相傳此碑為大禹治水時所留，用以記載其治水功績。

在紹興大禹陵存有該碑的復制品，此乃明代嘉靖年間，紹興知府張明道依據宋代拓本所刻，碑高2.85米，寬1.38米，現置于禹廟之中。此外，西安碑林、昆明法華山、武漢黃鶴樓、長沙岳麓山等地均有類似的翻刻本，這些翻刻本已然成為一種文化標志。

關于此碑的最早記載可追溯至東漢時期，東晉羅含所著《湘中記》以及趙曄所撰《吳越春秋》中均有提及。此后，酈道元的《水經注》、徐靈期的《南岳記》、王象之的《輿地記勝》等文獻亦有相關記述。

原碑曾一度失傳。宋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何致游覽南岳時，于岣嶁峰發現此碑，并將其摹拓后帶回長沙，刻于岳麓山上。自彼時起，碑之拓片逐漸流傳，各地紛紛進行翻刻。

2007年，原碑于衡山云峰寺下望隱橋附近被重新尋獲。該碑重約10噸，形狀似桃，高2米，底邊長2.5米。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此碑已被村民砸成兩半用作墻基。2010年雖有拓本問世，但整體保存狀況欠佳。

眾所周知，此碑上的文字晦澀難識，歷代諸多學者皆嘗試對其進行釋讀，然而，至今未有一種釋讀結果獲得廣泛認可。唐代時期，韓愈與劉禹錫在詩作中均曾提及此碑。韓愈以“古文奇字生輝光”來贊譽碑上文字；劉禹錫則形容其字猶如“螭虎”。

至明代，對該碑文字的破解掀起熱潮。其中，楊慎尤為知名。他乃明正德六年的狀元，才情卓越、學識淵博。然而，后來因“大禮議”事件被貶謫至云南。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張素攜碑之拓片拜訪楊慎，楊慎對照古籍對碑上的77字進行釋讀。其釋讀內容大致為：帝堯向大臣咨詢，描述了當時洪水泛濫之景，大禹穿越洶涌洪流，平定山岳，功績卓著，使得天下萬國得以安寧。

具體釋文是“承帝日咨，翼輔佐卿。洲諸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

宗疏事裒，勞余神堙。郁塞昏徙，南瀆愆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楊慎的版本影響大，流傳廣，很多翻刻碑下面都附了他的釋文，比如紹興大禹陵那個。

除了楊慎，還有沈鑒、楊廷相、郎瑛也釋讀過，都認為和禹治水有關，但各家版本有差別。清代王昶在《金石萃編》里質疑，說碑南宋才出，之前金石錄沒記載，可能有假。

魯迅在《門外文談》里直接說它是道士假造的。郭沫若考察過，只認出三個字，其他的模糊。現代學者爭議更大，曹錦炎在1996年《鳥蟲書通考》里說，碑是戰國時代越國太子朱句刻的，時間前456年，內容是祭祀南岳衡山，登高頌詞，不是禹治水。

第一行16字釋為“唯王二月丁酉，承嗣越臣憲亙朱句”，意思嗣王朱句承襲王位。他覺得明代釋文附會大禹，穿鑿牽強，碑文字有筆誤，但確是春秋戰國石刻，可和石鼓文比美。

劉志一則認為碑是前611年楚莊王三年立的，頌楚莊王滅庸國功勛。其他觀點還有，說是楚王功績歌頌，或者越王不壽兒子朱句的祭山辭。

總之，沒統一意見，有人覺得是夏代真跡，有人說是戰國偽古，甚至宋代偽造。碑文字奇詭，類似鳥蟲篆，但走樣了，不是向壁虛造。

學術界把岣嶁碑列為中國八大天書之一，和倉頡書、夜郎天書、仙居蝌蚪文、東巴文并列，被比作古文字的哥德巴赫猜想。破解它，能填補先秦文字空白，了解夏商周過渡期文化。

為什么這么難破解呢？一是字形太古，象形痕跡重，但不屬于已知體系，筆畫彈性大，婀娜多姿，像劉禹錫說的璃虎姿。

二是原碑失蹤千年，靠拓片傳，中間可能有訛誤。

三是時代爭議大，如果是夏代，距今四千多年，文字演化遠；如果是戰國，屬鳥蟲書變體，但不完全匹配。

四是內容附會多，早年學者沒甲骨文參考，靠古籍猜，現在用現代方法如電腦分析、比對出土文物，還是分歧大。

此碑實具頗高價值。它作為南岳衡山的鎮山之寶，與黃帝陵、炎帝陵并稱為三大瑰寶。各地對其進行翻刻，有力地促進了文化的傳播。例如，明代楊慎提議將其刻于云南安寧洛陽山法華寺的崖壁之上，使之成為摩崖石刻；北川亦存有1561年石泉兵備周宗依據岳麓書院拓本所刻之碑。

此碑激發了后世對大禹的崇敬之情。在大禹陵每年舉行的祭禹活動中，該碑成為關注焦點。對它的研究推動了古文字學的發展，如曹錦炎所著之書，對鳥蟲書進行了系統考證，產生了深遠影響。

當下，對碑文的釋讀工作仍在持續推進。專家運用數字化技術掃描碑面，建立數據庫，并與戰國刻石，如秦詛楚文、中山國守丘刻石進行比對。有人提出碑文字句為祭祀套語，其中不乏精彩之句，可與石鼓文相媲美。在先秦器物中，此類登高祭山辭較為少見，若能確認其性質，將極大地豐富戰國時期的史料。

目前，原碑保護工程已經啟動，已安裝圍欄以防止其風化。復制品也得到定期維護，成為旅游景點。導游為游客講述相關歷史，引發游客的好奇與拍照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