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堪稱整頓高考第一人，在那個決定命運的六月，她拿著藍色和黑色的雙色筆，在文綜試卷上揮毫潑墨，寫下了多達千字的教育控訴書，更覺得是她還在密封線外囂張的簽上了自己的行走江湖的筆名醉心飛魔。

那一刻，她覺得自己不是在答題，而是在替天行道，在拯救被應試教育荼毒的萬千學子。

她想用這張零分試卷換來一個震驚全國推動改革的機會。結果呢？

改革沒等來，等來的是自己十幾年都走不出的生活泥潭。

1987年，蔣多多出生在河南南陽的一個小山村，家里老二，上頭有姐，下頭有弟。

在那個重男輕女思想依然有市場的年代，蔣多多的父母卻意外的清醒，他們覺得這輩子吃了沒文化的苦，所以砸鍋賣鐵也要供三個孩子讀書。

蔣多多小時候也確實爭氣，滿墻的獎狀就是她全村的希望的最好證明。

中考時，她更是一路火花帶閃電考進了當地的重點高中南陽八中。

高一的時候，她還是那個拿著獎學金能在班級排前二十名的學霸，可偏偏老天爺在高二下學期給她開了個致命的玩笑。

那時候學業壓力大，蔣多多為了解壓開始寫小說。

有一回，她把寫的小說給姐姐看，姐姐隨口夸了一句，寫的真不錯。這一夸不要緊，直接把蔣多多的心給夸毛了。

她試著給報社投稿，結果有一小段居然真的被刊登了。

這事兒要是擱在現在，撐死也就是個自媒體潛質，但在那個沒見過什么世面的18歲少女心理，這就是老天爺給她的暗示，你就是文學天才，你就是未來的張愛玲，你還考什么試啊？從此以后，蔣多多的心就不在學習上了，全在那46本30多萬字的小說草稿里。

她給自己取了個筆名，也就是那個著名的碎心飛魔。

這個名字現在聽起來有點尷尬，但在當時，那是她對抗世界的盔甲。

她開始覺得應試教育就是要把她這種天才的靈性磨滅掉，她要反抗。

這時候，她的班主任看出了苗頭，把她叫到辦公室，苦口婆心。

老師的意思很明確，孩子，你有天賦是好事，但你得先通過高考。去上個文學系，那時候你才有更大的平臺啊。

可這時候的蔣多多已經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學霸反叛劇本里了，她不僅聽不進勸，還覺得老師是在阻礙她成神。

她甚至開始故意在模擬考里寫批判性的作文，語文老師在那張寫滿憤懣的卷子上批了四個大字，不要胡思亂想，這六個字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蔣多多心想，行，你們不聽我的，那我就在高考那天給你們來個大的。

2006年的夏天，父親為了陪考特意推掉了農活，頂著大太陽等在考場外。

他哪里知道，他的寶貝女兒正在里面用雙色筆自毀前程。

那個曾經以為自己是救世主的女孩，在看到分數的那一刻，終于發現，這個世界并沒有因為她的簽字長文而發生任何改變。

很多人覺得蔣多多是英雄，敢于挑戰權威，但其實她挑戰的不是權威，而是寒門學子唯一的上升通道。

高考結束后的蔣多多還沒意識到現實有多骨感，她帶著攢下的200塊錢，孤身一人外出打工。

她天真的以為憑借自己的才華，哪怕沒有文憑也能在辦公室里當個撰稿人，可現實很快就給了她一個響亮的大嘴巴子，沒學歷，沒經驗，年紀又小，那些所謂的文學夢想在工廠流水線面前連個屁都算不上。

這時候她才發現，原來當初坐在教室里吹著電風扇寫小說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

更扎心的是，她曾經引以為傲的小說投給出版社后全都石沉大海，為什么？

因為她的文字缺乏生活閱歷，邏輯也混亂不堪。

她曾經以為自己是明珠暗投，最后才發現自己只是個還沒打磨好的粗糙石頭。

折騰了大半年，蔣多多還是回到了老家，重新握起了鋤頭。

如今，當你走進那個小村莊，你可能很難把那個蓬頭垢面、滿手老繭的農村婦女和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碎心飛魔聯系在一起，現在的她過著最平凡也最瑣碎的生活，結婚、生子、種地，她曾經最討厭的平庸成了她現在生活的全部，蔣多多在采訪里說，她現在最后悔的就是對不起父母。

家里為了供三個孩子上學欠了2萬塊錢債在2006年。

2萬塊錢對一個河南農村家庭來說，那是一筆巨款，父母辛辛苦苦種地，換來的卻是她的一場中二夢。

有人說，如果蔣多多生在現在的自媒體時代，哪怕她交白卷，也能靠著這波流量當個大網紅，直播帶貨也能發家致富。

但歷史沒有如果，在那個人才選拔機制相對單一的年代，她選擇了一種最激進也最無效的方式來證明自己。

如今的蔣多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她拼命干活，就是為了讓孩子能好好讀書，別走她的老路，這大概是一個反叛者對現實最心酸的妥協。

最后，我想送給大家一句話，人可以有傲氣，但不能有傲慢。

蔣多多當年的傲慢，讓她低估了社會的復雜，也高估了自己的才華。

高考是一座橋，你可以嫌棄它舊，嫌棄它窄，但對于沒傘的孩子來說，那是過河唯一的路。

在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有些人靠噱頭火了一陣，但真正能走遠的，永遠是那些腳踏實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