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湖南隆回的一個年輕人考中了拔貢,這個稱謂只比舉人低一檔,是秀才中非常拔尖的人才。
在當時考中拔貢后,可以參加朝廷的“朝考”,成績好的能直接授個小官,或者繼續參加會試考進士。
那年他29歲,本來可以進京參加考試,但他生了病,沒去成,后來干脆一輩子教書。這個年輕人就是袁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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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釗在民國年間就是眼界極高的大學問家,一般不輕易夸人。他肯用這七個字評價袁吉六,足以說明袁老是有真才實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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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的毛澤東最終虛心接受,還是去讀了,他跑到舊書店買了一套《韓昌黎全集》,拿回來一翻,發現錯字太多,根本讀不下去。
這時候他只好去找袁吉六。袁吉六手里剛好有一部自己親手圈點批注的《韓昌黎全集》,那是他多年心血,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注解。
毛澤東跟老師一提這事,袁吉六二話沒說,把這部珍藏借給了他。要知道,袁吉六這個人有個鐵規矩:藏書概不外借。他這輩子只有一個例外,就是毛澤東。后來有人在袁家舊書堆里翻出來一摞借書條,全是毛澤東的字跡,安安靜靜夾在書頁里,記錄著這個學生一趟一趟來借書、還書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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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夏天,湖南一師出了件大事。校長張干要增收學雜費,學生們不滿,毛澤東起草了一份《驅張宣言》,一下子把動靜鬧到了省府。張干大怒,下令開除毛澤東等十七人。消息一出,袁吉六二話不說,鋪紙研墨,寫下辭呈:“若開除潤之,吾亦去職!”他和楊昌濟、徐特立等老師聯名力保,硬是把開除改成了記大過。
風波平息后,袁吉六把毛澤東叫到家里,指著院子里一棵古柏說:“直木可作棟梁,曲木宜為舟楫,各得其用。你的才能不在雕琢章句,而在經世濟民。”
1918年夏天,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投身革命。袁吉六也離開了一師,后來又到省立第三女師、湖南大學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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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敗后,敵人到處通緝共產黨人,毛主席為了不牽連老師,主動斷了書信往來。1932年,袁吉六在湖南隆回病逝,葬在蛇形山,終年64歲。而此時的毛主席正在江西打游擊,生死未卜,他根本不知道恩師已經走了。
從1918年到1950年,兩人幾乎沒有聯系,袁吉六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學生已經成了最高領袖,毛主席也不知道恩師早已不在人世。
說實話,真正的師生情,其實不需要靠頻繁的聯系來維系。它更像是一種底色,一旦在關鍵的年月里埋下了,就算隔著幾十年、隔著生死,也依然在那里。
1950年,袁吉六當年的老同事王季范給毛主席寫了封信,告訴他袁吉六已經在1932年去世了,留下遺孀戴常貞,年紀大了,生活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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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看完信,立刻給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寫信,請他“酌予接濟”。當年,毛澤東專門派人把戴常貞從湖南接到北京,安排她住了兩個多月。
期間,毛澤東對這位師母關懷備至,曾三次單獨會見她并設家宴款待。五一勞動節那天,毛澤東還特邀戴常貞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離京時,毛澤東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300萬元舊幣(約合后來的300元)作為生活費送給老人,并準備了兩大皮箱衣物被褥等生活用品。
此后每年,毛主席都寄信、送禮,從未間斷。1963年,戴常貞得了結石要動手術,毛主席立刻托周世釗專程回湖南,送去四百塊錢,囑咐術后好好補養。1970年,戴常貞以八十八歲高齡去世,毛主席又托周世釗代送最后一程,附上喪儀三百元。整整二十年,年年不斷。
曾經敦敦教誨他的袁老師,這份師生情,毛主席記得很深,他如今在用自己的行動在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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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為個人題寫墓碑。一個日理萬機的人,親自為一個去世二十年的老師寫墓碑,而且寫得這么素,這本身就是一種態度:我不需要向全世界宣告你是我的老師,但我需要讓這塊石頭記住,你曾經教過我。
而那塊立在湖南隆回山間的墓碑,七個字,比任何華麗的評語都安靜,也比任何長篇大論的致謝都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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