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鳳蓮那年才三十六,正春天,地里還潮著。
她蹲在排水溝邊,褲腿卷得老高,手里攥著鐵鍬。
周圍社員都在干活,誰也沒想到,一輛軍綠色吉普車突然停在地頭。
幾分鐘后,她被叫上車,拉走了。
到了縣里,書記扔下一句話:“你現在不是大寨黨支部書記了,給你調個新職務,行政24級,從今天開始算工齡。”說得輕巧,像是換了個班組。
但這一走,文件沒了,檔案沒了,連她珍藏了多年的信和字畫也一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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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到大寨那天,天還下著小雨,村里靜悄悄,沒人敢多問。
她把自己關在屋里,坐了整整一夜。
心里明白,這不是簡單的工作調動,而是把她從所有光環里剝離出去。
接下來兩年,她被安排到工廠擰螺絲、打釘子。
以前是帶著人種地、爬坡開荒的勞模,如今成了流水線上的普通工人。
誰也不搭理她,不安排講話,不組織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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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學會了喝酒,白酒往下咽,嘴里苦,心里更苦。
她說那時候一喝就哭,沒人知道她哭的是哪一段。
這十一年里,她被調來調去,換了七八個地方,干啥的不說,總之不讓她再回大寨。
可她心里那根筋沒斷,大寨怎么了,地還種著,人還在,她盼著哪天能再回去看看。
1985年,全國勞模會在北京開,山西去了11個勞模,大家習慣了每次都能見到郭鳳蓮。
這年她沒去,會場冷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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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人私下合計了一下,把這個情況反映到了省委。
說白了,大家想她了,也覺得不能把她一直晾著。
1991年冬,省委書記王茂林去了大寨,開會時專門點名要見郭鳳蓮。
那時候她正窩在昔陽縣的公路段干活,消息傳來,她愣了一下。
這不是找她回來嗎?
縣里很快給她傳了話,說準備讓她回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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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沒立馬答應,回家跟家人商量。
家里人全不同意。
丈夫賈富元說得挺直白:“你那時候天天不著家,孩子都你媽在管。
現在日子安穩點了,還折騰啥?萬一干砸了呢?”
第二天一早,她在灶臺前煮了碗面,坐下來說:“我得回去。”丈夫看著她,沒說話,點了下頭。
這事就算定了。
賈富元是她同村人,年輕時當過兵,后來回縣里當了武裝部長。
當年兩人能結婚,村里也有條件,女隊長不能隨便嫁人,得帶頭。
郭鳳蓮是被“留下”的姑娘之一,別人談對象,她得先考慮大寨。
她回到大寨那天,村口站了不少人。
有人遞煙,有人拉著她胳膊說:“鳳蓮,你回來了。”她心里翻江倒海,沒掉眼淚,嘴上只說了一句:“咱得干點事了。”
第一件事是賣煤。
山西煤多,可沒人買。
她一身布衣,揣著名片,去了河南、山東,一家家跑客戶。
有老板笑著說:“你陪我喝酒,我就簽單。
不喝,免談。”
她咬著牙練出酒量,過去一杯倒,現在能喝一斤。
每次喝完回住處,胃疼得直冒冷汗,但合同也簽了,煤也賣出去了。
第二件事是建水泥廠。
她自己背著包跑項目,手上沒啥資源,全靠嘴和腿。
村干部有人勸她別折騰,她說:“不折騰,大寨就完了。”
這一路上,她遇到了兩個愿意幫她的人。
一個是華西村的吳仁寶。
人家當時搞得風生水起,村里富得流油。
他拍著胸口說:“你缺啥我給啥。”設備、資金、人手,能幫的他都幫了。
另一個是大邱莊的禹作敏。
那時候他聲勢也大,后來出了事,但在那幾年,他是真心實意支持郭鳳蓮。
有一次郭鳳蓮去天津,禹作敏親自接待,安排工人帶她去看廠子,說:“你也能搞起來。”
這兩個村的支持,給了她底氣。
她不靠誰,也不求人,憑著這點子人脈和死磕的勁頭,一步步把大寨重新帶起來。
可也不是沒人給她使絆子。
有人想從她這兒撈油水,沒得著好,就四處傳她貪污。
她火了,說得直白:“你們要真抓住我貪一分錢,就拿鍘刀拉出去鍘了。”
有一年濱海鄉請她去旅游,說是放松放松。
她去了,賽車不玩,打靶也不打。
別人問她為啥,她說:“賽車50塊一圈,我坐車坐怕了;打靶?我當年可是民兵神槍手。”吃飯她也不講排場,直說:“一人一盒飯,省錢還省事。”
她這人就是這樣,干活不怕苦,做人不講排場。
有人說她倔,有人說她軸,但沒人說她不真誠。
大寨現在旅游、加工、生態都搞得起來了,日子越過越有樣兒。
她還在當書記,七十多歲了,走路快,說話響,村里人誰見了都得敬重一句。
這幾十年折騰下來,她沒變。
還是那個郭鳳蓮,干活第一,吃苦不怕,做人講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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