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9歲的江蘇徐州青年王計兵跟隨建筑隊踏上前往沈陽的列車，開啟了漫長的打工生涯。此后，輾轉飄蓬的異鄉生活成為他的常態。2018年，49歲的他成為一名外賣騎手。穿梭于城市街巷的間隙里，他寫下大量詩句，陸續出版了《趕時間的人》（2023）、《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2023）、《低處飛行》（2024）、《手持人間一束光》（2025）、《世界把我照亮》（2025）等詩集。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新工人群體的崛起，一種區別于以往工農兵文藝的新工人文藝也隨之浮現。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讓這些奔波于車間、街頭的勞動者獲得了更為廣闊的創作舞臺。他們勞者歌其事，在新大眾文藝的潮水里翻涌起閃爍的浪花。作為其中的代表，王計兵用樸素動人的詩句記錄下了勞動者的生活體驗，構成了一份獨特的身份宣言與時代證言。

讓隱匿的勞動可見

2020年，外賣騎手正式以“網約配送員”的名稱納入我國職業分類目錄。這群我們生活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是理解當代中國的關鍵群體。

王計兵的詩歌記錄下了自己周旋于虛與實、城與鄉之間，與算法和時間博弈的生存狀態，構建了一個由奔跑、勞作、鄉愁、疼痛與溫柔交織的詩歌世界。其作品借由鮮活的日常，讓數字時代隱匿不可見的勞動重新浮出地表。

那首廣為流傳的《趕時間的人》這樣寫道：“從空氣里趕出風/從風里趕出刀子/從骨頭里趕出火/從火里趕出水”。詩人以“風”“火”“水”等自然意象，層層遞進地營造出“趕”的緊迫感，將抽象的時間壓力轉化為具象的感受，讓讀者幾乎能觸摸到那種被驅趕的痛感。

對于王計兵而言，生活像一面斜坡，詩歌是陡峭的另一面。他摘取了許多生活中常見的事物，來構造作為另一面的詩歌。例如，他的作品里頻繁出現“釘子”的意象。《趕單》一詩寫道：“生活平整得像一塊木板/騎手是一枚枚尖銳的釘子/只有挺直了腰桿/才能釘住生活的拐角/彎釘不行/每一根彎釘都會被丟棄/或者承受更猛烈的敲擊/重新取直”。

這里，王計兵以釘子與木板的關系比喻外賣員與生活的關系，賦予尋常器物以詩意，也讓抽象的勞動關系變得具體可感。看似尋常的意象，都來自真切而充滿痛感的生活體驗。

微小事物的光輝與詩意

真切的生活體驗，恰恰是今天數字時代日益稀缺的事物。

在哲學家韓炳哲看來，數字時代是“接觸貧乏”的時代，與日俱增的連通性卻將人們孤立開來。今天，人們沉溺于方寸屏幕里，生活被社交媒體所中介，共享著一種群體性孤獨，忘記了附近。與生活在云端、在群中的我們相比，外賣騎手以肉身連接著虛實世界，用腳步丈量城市空間，不斷地與陌生人瞬間相逢。

王計兵的詩歌寫出了這種個體與世界的種種連接。他對生活中許多習焉不察的微小事物投以深情的凝視。麻雀、野花、莊稼地、棉花、劈柴、蟻穴、木耳，這些通常被宏大敘事所忽略的事物，在他的詩中獲得了平等的光輝與詩意。那首《小花》便是例證：

大地上有很多小花/小到把任何一朵挑出來/都是筆畫的一次停頓/愣神或噴嚏/但它的確是一朵花/仔細看/它也一瓣一瓣努力伸展、翻卷、后仰/相互配合著怒放/如果只是一朵/一定是草的一次意外/可它們那么多/一朵挨著一朵，一片挨著一片/這么小的花，認真地開著/認真地愛著這個人間

在網上，我沒有檢索到它們的名字/科目、類別、屬性/自從我遇到了它們/我就一直努力開放著自己/您好，您的外賣到了/祝您用餐愉快

這首詩以無名小花為起點，在卑微與莊嚴之間架起了一座詩意的橋梁。詩歌開篇便確立了“小”的基調，停頓、愣神或噴嚏的三重比喻將“小”推向了近乎無足輕重的邊緣。然而詩人隨即話鋒一轉：“但它的確是一朵花”。這一句看似平白，卻暗含著不容置疑的肯定——即使微小到幾乎被忽視，它依然擁有花的身份與尊嚴。

顯然，詩人在托物言志，借花喻人。通過無名的小花，他完成了一次身份的確認。這樣的修辭，頻頻出現在他的作品里。《請原諒》里寫道：“請原諒，這些走失的秒針/原諒我們爭分奪秒/就像原諒浩浩蕩蕩的螞蟻/在大地的裂縫搬運著糧食和水”。他將“我們”這一群體視為時代表盤里走失的秒針、大地裂縫處的螞蟻，渺小但又不可或缺。

正如王計兵的一本書名“低處飛行”所標示的那樣，他不斷地在微小與低處看到了偉岸與崇高。在他的書寫中，勞動被視作一種平等尊嚴的實踐。這種平等尊嚴，不是來自外部賦予的承認，而是源于勞動者對自身價值的自覺肯定。

作為解藥的故鄉

如果說周遭的事物構成了詩人的生命鏡像，那么遙遠的故鄉則是王計兵無可替代的精神源泉。

即便王計兵因為外賣題材創作而為人熟知，但就數量而言，他還是把大部分的篇幅留給了故鄉。他頻繁回瞥著父母愛情、童年經歷，追問著鄉關何處。離家與返鄉是他的詩篇中反復糾纏的核心議題，他嘆息著“翻過山崗/有的人再也沒有回來”（《謀殺者》），又領悟到“只有拉開異鄉這把尺子/才能量出故鄉的尺寸”（《故鄉的尺寸》）。對于厭倦飄蓬但又不得不背井離鄉的游子而言，故鄉是他層層剝落后的心靈解藥：“把省剝下來/把市剝下來/把縣把鄉都剝下來/剝掉所有的包裝/我隨身攜帶的小村莊/像一粒藥片”（《小村莊》）。

即便是那首書寫外賣生活的《趕時間的人》，也將詩眼留給了故鄉——“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個地名/王莊村也是”。他從外賣員的視角深切感受到現代社會空間日益淪為車站、地鐵、站點等那些僅有功能而無意義的過渡性空間。但越是強調王莊村與其他地方無異，就越讓王莊村成為一個特例。在流動不居的現代生活中，王莊村成為一種固定的坐標，讓詩人得以確認自己的來處與歸途。

王計兵對于故鄉的追憶，又內在地與新工人群體的身份認同勾連在一起。與新世紀之后浮現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不同，作為改革開放早期的農民工群體，王計兵那一代人與鄉村、鄉土文化還有著難以割舍的精神連接。那首《打工潮》寫出了那一代新工人群體浩蕩又蹉跎的命運：

每年春天/當農民工大面積撤出村莊/就像一篇文章被刪去標點符號/所有情節都開始雜亂無章/那些白日的哭聲，夜晚的淚水/以及抑揚頓挫的歌聲或嘆息/都失去了轉折的依據/我一直無法描述這樣的場景/在遼闊的大地上/工廠、車間、出租房/以及流水線上/到處都是散落的標點符號/等著被文字重新認領

如果把鄉村比作一篇文章，農民工原是起著停頓、分隔、轉折作用的標點符號，他們的存在讓鄉村有了秩序與節奏。當他們大面積撤出，村莊失去了最基本的語法結構，變得雜亂無章。而“等著被文字重新認領”又寫出了他們離開鄉村后被懸置的生命狀態，寫出了他們從未被真正寫進城市文本之中的命運。

從建筑工到外賣騎手，王計兵三十余年的打工生涯本身就是打工潮的縮影。他的寫作因此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當一個標點符號開始自己書寫，它就不再僅僅是別人文章中的點綴，而成為文字本身。這種從被書寫到主動書寫的轉變，或許正是當前崛起的新大眾文藝的核心價值所在。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計兵不僅在記錄自己的人生或描述一個時代，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認領那些散落的標點符號——用詩歌，為沉默者發聲，為無名者賦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