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巴特勒·葉芝（1865—1939），20世紀最重要的詩人、劇作家、評論家之一，愛爾蘭現代文學的奠基人，192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葉芝傳（下卷）：首席詩人·1915-1939》

作者：[愛爾蘭]R.F.福斯特

譯者：吳檣

版本：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

2026年6月

葉芝的生平或許比大多數作家更能引發我們思考這樣一個迫切的問題——日常生活與藝術創作之間的關系。1942年，葉芝的妻子喬治·葉芝閱讀了J. M.霍恩的葉芝傳記， 那時她就意識到“不可避免的，這類書無法反映出葉芝詩歌創作道路與他個人生活之間協調對應的關系”。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以詩集形式出現的詩歌“根本不是按照時間順序呈現的”。再有，“除非一個傳記作家的思想自然地浸透了對詩歌的關切，并強迫自己必須從這樣一個角度作傳，否則他就只能講述一個完整的生平故事。不過相信會有人從我關注的角度——詩歌——再寫一部傳記”。

這之后的六十年里，圍繞葉芝的詩歌創作的確又出了幾部傳記——最近的一部是特倫斯·布朗的《葉芝傳》，在評論界廣受贊譽。這些關注葉芝作為詩人的傳記中也不乏能“講述一個完整的生平故事”者。理查德·埃爾曼的《真人與面具》就企圖將這兩個角度巧妙地結合起來。當時，埃爾曼試圖探索的領域還尚未有人涉足。1946年采訪伊迪絲·西特韋爾時，他的方式著實驚嚇了這位英國現代主義女詩人。“他的一個興趣點是葉芝先生和茉德·岡女士還有其他女子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他說他的書要以這些關系對葉芝詩歌的影響為基礎！！！噢，噢，噢！難道我們要將每個偉人都從墳墓里掘出，然后從他們的心臟處將其釘在十字路口的木樁上？這太可怕了。”埃茲拉·龐德讀過這部傳記后，也以他獨特的方式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不得不說那些喜愛深挖他人生平的白癡，他們的胡說八道足以讓任何人感到萬分沮喪（最近的例子就是葉芝的傳記）。”盡管如此，下文講述的故事確立了這樣一個事實：葉芝希望有人為他作傳，并認為這是必然且重要的。他一直向他的合作者奧古斯塔·格雷戈里強調，相對于他們所處時代的歷史、國家的歷史，他們的人生如何被闡釋至關重要。他在1934年曾說：“或許最終我們會認為任何知識都是傳記。”

茉德·岡（Maud Gonne，1866—1953），愛爾蘭著名民族主義活動家、女權主義者，也是葉芝的繆斯女神。

本卷開始于1915年，威廉·巴特勒·葉芝人生的第50個年頭。那時他已然成為“葉芝”（WBY），一個在現代文學史上被神化的關鍵人物；正如弗朗西斯·哈克特所說，那時他“已經成為葉芝”。這樣的成就造成了他個人經歷和文學創作之間的隔閡，而他執著于塑造自己完美的公眾形象，則進一步加深了這一隔閡。他曾看著自己在薩維爾俱樂部樓梯上的倒影，低聲對魯珀特·杜恩說：“一個人必須調整他的形象。”和《葉芝傳（上卷）：學徒法師·1865—1914》相同，本卷依舊面臨挑戰，即如何繞開這些調整，如何在嚴格遵守葉芝大事年表的同時重建他的日常生活。葉芝本人稱日常生活為“偶然性”（accidence）。他在概括自己的創作生涯時曾宣稱：“詩人總是在書寫他的個人生活”，但很快又補充說盤旋在他想象力周圍的“幻影”會改變這一事實。“他從不會像早餐時和人閑聊那樣有話直說……他從來不是那個充滿偶然性而無一致性的、坐下來吃早餐的人；他已重生為一種理念，某種特意而為之的完滿事物。一個小說家或許會描繪他的偶然性，他的不一致性；但詩人一定不能。”

不過傳記作家可以。盡管葉芝堅持認為人生有規律性，可以被預測，但他依舊非常明白偶然性的重要，偶然性是一個他自我反思時經常出現的詞。回應阿瑟·鮑爾為他70歲生日所寫的致辭時，葉芝說：“我試圖創立標準，用以言說和實踐那些偶然性，使之成為可能的事情，我想這個偶然性大體上來說就是我父親的工作室。”更早的時候，他曾（向埃茲拉·龐德）描述自己的藝術是“某人在尋求真相過程中的偶然事件，或者可能是某人尋求真相的方法”。這個對藝術的描述非常重要，它足以成為本書的卷首題詞。圍繞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所產生的混亂狀況當然值得澄清，盡管這些偶然事件在多大程度上能幫助我們理解從中產生的作品還需商榷。盡管眾所周知詩中的“我”不見得就是詩人本人，我們需牢記葉芝本人認為個人生活在為詩人提供靈感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畢竟詩歌是從“與自己的爭吵”中誕生的。

葉芝在信件和講座中經常提及他的個人經歷與詩歌之間的聯系，后現代主義者和新批評權威們也許對此不屑一顧，但是它們就在那兒，白紙黑字。本卷詳細探究了他的自傳，而他本人對于自傳創作的重視也為我的觀點提供了證據支持。葉芝已得到很多傳記作家的書寫，還會有更多的人書寫他。當然可以有這樣一種寫法，用可查明的事實來書寫他的人生；我們應記住，這樣作傳的方式正是塞繆爾·貝克特所推崇的。“我想要的就是稻草、碎木，等等，還有名字、日期、出生和死亡，因為這就是我所能知道的……我想要的是老式的歷史參考書，而非時新的被浪漫化的世界。”

關于葉芝，“我們所能知道的”是非常有問題的。我們讀到的葉芝生平是被高度轉介的：他的盛名、他對媒體宣傳的敏銳意識、他反復細致整理過的自傳以及之后不斷累積的評論、他戰斗的人生態度帶給人們的曲解，所有這些掩蓋了真實的葉芝。他非常喜歡重復朋友查爾斯·里基茨的觀點—那些能給這個世界留下些許東西的人總是很麻煩；戈加蒂曾說，與喬治·威廉·拉塞爾不同，葉芝視他的對手為敵人。這種好斗的傾向在他的后半生（這正是本卷討論的）變得更為明顯。在他努力尋求真相的過程中，總有敵對者擋住他的去路，他也總是與之斗爭。和上卷的情形相同，本卷的某些詩歌以宣言或宣告的形式出現，是對當時情況的即刻回應。這一點我們從葉芝的手稿中便可看出：行文變得愈加古怪嶙峋、崎嶇不平，思想疾馳在筆端之前，每行文字都反映出創作時的激動與興奮，它們看上去就像“老鼠的心電圖”（丹尼爾·奧爾布賴特語）。因此，創作年表和首次印刷的形式對于傳記作者有著重要的意義，本卷通過把某些詩歌嵌入傳記文本——嵌入葉芝的生活——來體現此點。特別是那些寫于愛爾蘭革命和內戰時期的組詩與此尤為相關，而他寫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詩篇，深受對超自然力量探索的影響，亦是如此，還有那些他在將死之際寫于法國南部的抒情詩。

葉芝（右二），1930年。

不過葉芝之于傳記作家的“麻煩”不止這一層含義。除此之外，他在思想領域興趣廣泛，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有增無減，這足以讓肖恩·奧 法萊恩放棄為這樣一位詩人作傳。他雖敬仰之，但也深感困惑而有所保留。“事實上，幾年前我就為撰寫葉芝傳記開始收集材料”，奧法萊恩在20世紀30年代末私下里承認：

我現在還保留著成摞的筆記。我放棄成為一名學者的同時，也放棄了這個為葉芝作傳的想法。無論如何，我發現葉芝在壯年時潛入太多的知識洞穴，并且每次都能迅速地滿載而歸。這就意味著如果我要有足夠多的權威知識來為葉芝作傳，我也必須潛入同樣的洞穴，在那里待上很久，而帶回來的很可能乏善可陳。而所做的這一切只是為了在書寫他的人生時，對他了解的事情也有確切的了解，然而我對這些事情本身并無興趣……他的頭腦靈活敏捷，理解力強，能輕松地吸收最精華的部分。我投降了，剩下的僅僅是一種深切的感覺——葉芝很可能非常不真誠：他（看起來）很深刻，卻并沒有什么根基；他的確是一位偉大的抒情詩人，但也僅僅是一位偉大的抒情詩人。

如果奧法萊恩潛入了其中的一些洞穴，并循著葉芝留下的氣泡軌跡游上一陣，那么當他浮上水面時或許會有不同的想法。跟隨葉芝的思想軌跡，像細讀他的詩歌那樣細讀他的散文，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毋庸置疑他是一位偉大的抒情詩人，但他也遠遠不止于此。來自其他領域的眾多聲音可以證實這一點，且葉芝自己的非詩歌類作品亦可作證：那些未出版的論辯短文，例如《利奧·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的手稿，還有諸如《在友愛靜默的月光下》（Per Amica Silentia Lunae）和《如果我二十四歲》（If I were Four-and-Twenty）這樣被低估的辯解文。

葉芝的父親曾說詩人不可避免是孤獨的，每首詩都是一個孤獨者的社交舉動，不過他的這個判斷在他的長子這里需要做出改動。葉芝后半生的寫作經常是在做出公眾姿態，為的也是公共目的。大衛·加尼特在葉芝去世后寫道：“后世或許會意識到他同時代人所沒有注意到的事情，那就是：他對實際事務的巨大影響。”本書中的幾個相關段落都支持了這一說法，特別是那些關于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部分。它們涉及的遠不止盡人皆知的葉芝與愛爾蘭右翼政黨在1933年至1934年間的短暫蜜月。葉芝雄心勃勃地想在新成立的愛爾蘭共和國里成為政治人物，這個想法肯定在他被提名參議員之前 就已存在。他對新政治秩序的興趣可追溯至1917年俄國革命，并反映在他20世紀20年代的閱讀興趣中。如果說他的前半生是在愛爾蘭民族自覺意識逐漸形成的背景下展開的，那么映襯他后半生的則不僅是愛爾蘭獲得的民族獨立，還有戰爭、顛沛流離和歐洲集權主義的興起，這些都深刻影響了葉芝。

他對人生的規劃也編織出了一個緊緊環繞著他的外部世界：他對觀眾持久的需求，他與趣味相投者的結交，他同女性之間充滿激情的友誼，他對性以及宗教的沉迷。矛盾的是，從某個層面上說，他對超自然的執著探索或許可以被看作是一種他宣稱與“真實”世界發生關系的方式，一種與他人交往的方式。他對超自然的興趣不可再因被誤解為輕信、愚蠢或空想而被摒棄。喬治·米爾斯·哈珀等人都對喬治·葉芝的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內容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他們的分析表明葉芝的那些訊問都被嚴密地整合進他的詩意想象中。《幻象》（A Vision）中被認定的思維模式也充盈在他的戲劇和詩歌中。另外，《幻象》中的內容也清晰地包含了葉芝生平中一些重要節點，它們不僅支配了葉芝日常的決定，還影響了他對自己人生的分析。對超自然的探索在他后半生占據的位置與他的前半生一樣重要，只不過此時它采取的形式是內省式的而非儀式性的。

不過“真實”世界占據了一切。我們應記住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看法，她認為葉芝的精神世界像一個錯綜復雜的灌木叢，對他來說在這個灌木叢里的“每一根嫩枝都是真實的”。50歲時，葉芝對于同時代人的巨大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受他影響的不局限于文化民族主義者，甚至維奧萊特·馬丁，這位政治上應該是統一派的作家，1915年曾告訴奧古斯塔·格雷戈里，每當回首往事，她總覺得葉芝仿佛為青年時代的她“打開了一扇巨大的窗”，讓充滿真正詩意的空氣吹進了沉悶的愛爾蘭。葉芝學徒時期一心努力追求的權威現在已穩穩獲得。多半由于這個緣故，記錄1914年至1939年這二十五年間葉芝生平的材料可謂浩如煙海，而這些材料又被加入了許多研究他的朋友、弟弟、妹妹、父親和妻子的生平材料。這里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他的妻子，她在葉芝的文學創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卷對此將做充分的闡述。然而，盡管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材料數量龐大，但這并不意味著就再無新意可言。即便像《航往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這樣被仔細研究過的詩篇，依舊可以被挖掘出新意。這些數量龐大的個人材料也不會自動產生線索、揭示秘密，我們的耳朵要學會傾聽從邊緣傳來的眾多聲音。

葉芝，1933年。

本卷延續并完成了上卷中已展開的主題，主要包括：葉芝早年情感上沒有安全感所造成的特別需求，葉芝在生活和工作中對完滿和范式的追求，以及詩人葉芝與其國家歷史之間復雜而充滿激情的關系。1916年至1922年間，葉芝重建了他與愛爾蘭政治之間的關系，這是本卷的一個中心主題，它深刻影響了葉芝的出版策略及其詩歌戲劇的實際內容。在獨立后的愛爾蘭，他的立場愈發受到圍攻，他所宣稱的“真正的”愛爾蘭民族性明里暗里遭到各種質疑，這些表明20世紀開始的那幾年就已出現的許多主題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又重新上演，只不過這次葉芝有了新對手。也可以說歷史的車輪又轉回到他的青年時代：和以前一樣，他依舊奔忙于愛爾蘭和英格蘭之間，出于事業的原因也出于愛情的原因。

理查德·埃爾曼曾評論說，對T. S.艾略特而言，創作的過程是對個性的躲避。他這么說時，腦海里一定是在拿艾略特與葉芝做對比。“個性”在葉芝的精神世界和現實生活中一直占據了主導地位，還是那句話，它就是“成為葉芝”。這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隨便發生的。葉芝總能與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事件進行斡旋，總能“在始料未及中（發現）欣喜”（這一點在他看來對于真正的創造力至關重要），要充分理解他的創作過程，我們就需要捕捉這一切。于是便有了現在的這卷《葉芝傳》，它與之前的那卷一樣，既按照年表敘述也強調其中的偶然性。傳記作家在追溯葉芝的人生軌跡時，常常會想起埃德蒙·杜拉克描述的他與葉芝的鄉間漫步：“有時候，在早冬時節，我們不得不在一片漆黑中沿著被雨水浸透的小路漫步。葉芝總是能鞋子干干凈凈地回到家中，而我則膝蓋以下都是走路時濺起的泥巴。”不過葉芝令人為難的方面依舊存在。多年后，1915年，心懷怨懟的愛德華·馬丁與葉芝再次相見時，不情愿地承認道：“他變得有趣多了，特別是他的評論，但他實在難以取悅。”正如下文“序曲”部分指出的，此時的葉芝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這里按時間順序記錄下了他所有奇怪的涉獵和癡迷，但這個過程中他的批判力和創作力未有絲毫削弱，他還和以前一樣有趣。

本文為R.F.福斯特《葉芝傳（下卷）：首席詩人·1915-1939》的“前言”，略有刪節，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R.F.福斯特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