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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關于高考的討論,一直是輿論場的熱議話題。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1977年恢復的高考,經過40多年的發展,已經開始進入新的周期。過去40多年中,中國經濟社會面貌相比于改革開放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觀念意識與過去有很大不同,進而讓許多人對于高考的優點、缺點有更多的體認和觀察。
在1977年高考恢復之際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諸多事情都面臨百廢待興的局面。在此重大歷史關口,中國社會恢復高考,讓不同階層的人在考試面前一律平等,既有利于社會公平,又選拔了一大批有文化知識和科學素養的人才。這對于經濟社會建設和科技發展有重要支撐作用。
然而,高考不是空中樓閣,不能自外于社會變遷帶來的影響。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難免出現的貧富分化、城鄉失衡、階層差距,高考作為相對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日益受到家庭出身的影響。武漢大學呂德文教授便認為:“大量數據顯示,重點大學農村生源逐漸萎縮,農村大學生主要集中在二本、三本和專科院校,農村大學生的起跑線一開始就比較低。而結果是,農村大學生相對而言更難進入待遇較好、工作穩定的企事業單位,這又進一步加大了其向上流動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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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輿論場有不少人經常批評一些發展落后地區的“打雞血式”教育,認為那些地區的高中學校管理過于嚴苛。在批評者看來,那些學校的教師和學生每天像“打雞血”一樣對待考試,只知道督促學生瘋狂學習,壓制個性和自由,忽視素質教育,未能啟發學生人生的多種可能性和多種評價體系。批評者認為這一切是高考規訓和異化的結果,是偏狹和反人性,不利于學生的健康成長和全方位培養。
上述兩種關于高考負面影響的聲音都有現實依據與合理性,但怎么改革是難題。以傳統中國的歷史經驗為例。傳統中國是個政治上早熟的國家,很早便建立起比較龐大的官僚體系,為了維持運轉,便涉及至為重要的人才選拔問題。在漢朝實行察舉制之前,貴族世襲是選拔官僚的重要來源。為了破除貴族階層的壟斷,為了拓寬政權統治的社會基礎,漢朝實行察舉制,起初的形式是舉孝廉。據現代中國歷史學家錢穆先生的說法:“自從武帝之后,漢代逐漸形成了一種一年一舉的郡國孝廉,至少每年各郡要新進兩百多個孝廉入郎署……最后又由郡國察舉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試。這一制度,于是會合有教育、行政實習、選舉與考試之四項手續而始達于完成。”可以看出,漢朝的人才選拔融合了舉薦和考試的雙重元素,看似很合理,起初確實起到積極效果,但好景不長,很快便存在一個根本困境:那些出生于有權有勢家族的人更容易被推薦。用錢穆的說法是:“國家的政治制度,雖并沒有對那些家庭許下世襲特權,但他們因有家庭憑借,無異于有世襲特權了。中國魏晉以下門第社會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漢代之察舉制度。”
正是出于對察舉制的反思和改革,影響傳統中國一千多年的科舉制登上了歷史舞臺。當各階層的人都可以通過考試來改變命運,無疑會讓科舉變得相對公平,對于中下階層相對友善。當然,科舉制同樣有問題,包括但不限于:考試內容的僵化,后來甚至淪為八股取士;考試成績好未必代表具有處理實際政務的能力;富裕家庭和窮困家庭供養能力的階層分化嚴重限制科舉的公平性,尤其是在經濟水平落后的古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晚清積貧積弱的困局下,科舉制最終走向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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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站在今天的眼光來看,拋開科舉制的內容僵化、考試好不代表具有從政能力、落后經濟水平下的階層分化等缺點,科舉制所包含的考試選才,是有相當程度的合理性。所以,哪怕在激進反傳統的聲浪比較大的一百多年前,孫中山都主張把借鑒科舉經驗的考試權列為他的五權憲法中的一部分。錢穆同樣認為:“考試制度,是中國政治制度中一項比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綿歷了一千年以上的長時期。中間遞有改革,遞有演變,積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聰明智力,在歷史進程中逐步發展,這決不是偶然的。直至晚清,西方人還知采用此制度來彌縫他們政黨選舉制之偏陷,而我們卻對以往考試制度在歷史上有過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氣吐棄了,不再重視,抑且不再留絲毫顧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詫怪的事。”某種程度上講,西方的文官考試和今日中國的公務員考試,都有科舉制的某種影響。
梳理傳統中國的歷史經驗可以說明,今天的高考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的確是歷史經驗的結晶,改革一定要慎重,不可適得其反。不少人主張素質教育,建議考試和推薦相結合的選拔方式,比如可以考慮學習西方名校的申請制。從長遠來看,這是有道理的,但要循序漸進,與社會監督體系的完善程度、教育和經濟的公平程度相適應。因為察舉制在傳統中國的失敗足以說明,若無有效的監督體系作為配套措施,若無經濟社會的公平建設作為基礎,建立在素質教育之上的推薦和考試相結合制度必然嚴重傾斜精英階層,對廣大中下階層和農村地區極不友善。
目前在高考制度下許多發展落后地區的“打雞血式”教育難以長久,容易造成學生的身心問題,但不可否認,那是一種理性的無奈選擇。那些地區的師生缺乏開展素質教育的條件,更無資源和人脈可以推薦,往往只剩下拼命學習的一條路。尤其是在高考制度都已被階層分化、城鄉差距所侵蝕時,他們能選擇的路真不多。與其嘲諷他們,不如抱以同情理解,然后盡己所能,去推動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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