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孟子學集中體現為其專論《孟子》的十種著述：紹興三十年（1160年）《孟子集解》稿成，是《孟子精義》《孟子集注》的源頭；乾道八年（1172年）之前的《讀余隱之〈尊孟辨〉》是對疑孟派的回應；乾道七年（1171年）《盡心說》與乾道八年（1172年）《孟子精義》以二程理學為綱領確立起朱熹注《孟子》的義理框架；淳熙四年（1177年）《孟子集注》初成，是朱熹孟子學的集大成之作；淳熙四年（1177年）《孟子綱領》《孟子或問》和朱熹弟子編撰的《朱子語類·孟子》是輔翼《孟子集注》之作；紹熙三年（1192年）《孟子要略》以選編的方式總結《孟子》要旨；慶元元年（1195年）《四端說》與《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名異而實同。《論孟精義》于淳熙七年（1180年）改名《論孟要義》，最后改名《論孟集義》，《要義》與《集義》是同書同版，《精義》與《集義》為同書的前后兩版。借助這十種孟子學著述，并以此統攝相關文獻，能夠更深入地研究朱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

關鍵詞：朱熹；孟子學；《孟子集注》；《論孟精義》；文獻考證

朱熹（1130—1200）以畢生精力詮釋四書，而朱熹孟子學在宋代孟學史的地位舉足輕重，故研究其孟子學著述具有重要意義。已有研究主要關注朱熹詮釋四書的整體過程[1]，對朱熹孟子學著述的研究較少[2]，目前尚有探究的空間。朱熹“于《論》《孟》，四十余年理會”[3]，論及《孟子》的著述眾多，而專論者共有十種，按成書順序依次為：1160年的《孟子集解》；1172年之前的《讀余隱之〈尊孟辨〉》；1171年的《盡心說》；1172年的《孟子精義》；1177年的《孟子集注》《孟子綱領》《孟子或問》；1192年的《孟子要略》；1195年的《四端說》；朱熹過世（1200年）后其弟子所編的《朱子語類·孟子》。這十種著述集中反映出朱熹孟子學的形成過程。總言之，《孟子集注》的籌備、成書與反復修訂貫穿于朱熹注《孟子》的始終，乃朱熹孟子學的集大成之作；其余九種著述則呈現出朱熹孟子學在不同時期的特點。然而，《讀余隱之〈尊孟辨〉》《四端說》成書的文獻依據、《孟子集解》與《集注》《精義》的聯系、不同著述間的內在義理關聯等問題都有可推進的空間。此外，《論語精義》《孟子精義》合稱《論孟精義》，于1180年改名《論孟要義》，最后改名《論孟集義》，其易名問題素有爭議，仍有值得探討之處。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以時間為線索逐一考辨朱熹十種孟子學著述，從而揭示其成書過程與內在聯系。

一、1160年的《孟子集解》

紹興三十年（1160年），《孟子集解》初稿完成。此書是朱熹注解《孟子》的第一部著作，雖已亡佚，但從朱熹的書信中尚可略窺一二。朱熹認為初稿“尚多所疑，無人商確”[4]。直至乾道二年（1166年），朱熹仍稱《孟子集解》“句句是病，不堪拈出”[5]。

于是，乾道二年至乾道三年（1166—1167年），朱熹主要與何鎬（1128—1175）、張栻（1133—1180）、徐元聘等人討論，并大規模修訂《孟子集解》。1166年，朱熹在與何鎬的信中提及：

《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為“古今集解”矣。[6]

朱熹收到何鎬推薦的《遺說》，并準備采納其中的精要之處。張栻、范伯崇的相關論說也將被收錄其中。朱熹網羅古今之說，辨析義理，去粗擇精，故又稱《孟子集解》為“古今集解”，足見其書內容的廣博。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再次與他人廣泛地討論《孟子》的重要概念與文本解釋，全面修改《孟子集解》[7]。此次修訂的主要參與者有張栻、蔡元定（1135—1198）、呂祖謙（1137—1181）、林用中、李伯諫等。朱熹兩次修訂的時間與其丙戌之悟、己丑之悟相合，表明朱熹對《孟子》的理解與其思想發展緊密關聯。

綜合考察相關文獻可知，《孟子精義》《孟子集注》均由《孟子集解》修改而成。先看《孟子集解》與《孟子精義》的關系。朱熹與蔡元定的書信論及：

伯諫書中說托料理《孟子集解》，今納去舊本兩冊，更《拾遺》《外書》《記善錄》、龜山、上蔡《錄》、游氏《妙旨》《庭聞稿錄》《五臣解》（取范、呂二說）各自抄出，每段空一行，未要寫經文，且以細書起止寫之，俟畢集，卻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內諸說只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矣。[8]

此次修訂涉及，整理二程（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楊時（1053—1135）、謝良佐（1050—1103）、游酢（1053—1123）等人的語錄，并按“每章只作一段，章內諸說只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的體例編排。從內容和體例來看，此次修訂也是編撰《孟子精義》的前期準備。

再看《孟子集解》與《孟子集注》的關系。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與何鎬討論《孟子集解》修改時提到：

“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略稍改，稍詳于舊。略云：“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為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擴充以行先王之道云爾。”[9]

“艾”讀為“乂”，《說文》云：“芟草也，從丿?。”左“丿”右“?”，芟草之狀，故六書為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10]

第一段涉及朱熹對《孟子》8·2[11]的兩處注釋。首先，朱熹認為“行辟人可也”的“辟”應采納趙岐（？—201）的注解。趙岐注此句為：“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12]《孟子集注》解釋為：“辟，辟除也……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13]二者表述雖異，但意思相同。其次，朱熹改舊注為：“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此句仍見于今本《孟子集注》[14]。第二段是解《孟子》9·6“自怨自艾”。《孟子集注》承接此思路，以“乂”訓讀“艾”，將“艾”解為“斬絕自新之意”[15]。此信另有數條內容亦能在《孟子集注》中找到相似之處。由此可知，《孟子集解》與《孟子集注》前后相承。

綜上所述，《孟子集解》既收錄諸家之說，又有字訓、句解等內容，是《孟子精義》《孟子集注》的源頭。從《孟子集解》初稿完成到《孟子精義》成書，朱熹十二年間博采眾說，析文辨理，為撰寫《孟子集注》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1172年之前的《讀余隱之〈尊孟辨〉》

朱熹注解《孟子》必然要面對疑孟派的質疑，而《讀余隱之〈尊孟辨〉》是對疑孟派的集中回應。此文以余允文《尊孟辨》為基礎，逐條辨析司馬光（1019—1086）、李覯（1009—1059）、鄭厚（1100—1160）[16]的疑孟之說，共三十九條。《讀余隱之〈尊孟辨〉》的成書時間不明，僅能借助兩個證據推斷其寫作時間較早。

第一個證據，朱熹未辨析司馬光對孟子（前372—前289）性善論的質疑。朱熹稱：“此二章熹未甚曉，恐隱之之辨亦有未明處。”[17]據此可知，朱熹作此文時對《孟子》11·2、11·3尚未有論斷。《孟子或問》討論“生之謂性”時則未見此種疑惑。《孟子或問》卷11載：

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為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于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18]

朱熹認為，性是仁義禮智，生指知覺運動，而告子論性的誤區在于以生為性，混淆二者的差異。以往的論性諸說都未能揭示這一癥結，故各執一詞，未有定論。同一章，《孟子集注》記載為：“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19]兩處記載思想一致，文字略有差別。可見，朱熹在1177年對上述兩章思想已有論斷。

向前追溯。1162年，李侗（1093—1163）答復朱熹說：“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于他處便有差也。”[20]此時，朱熹認為天理是人類所獨有，其對人物之性的理解還未成熟。1166年，朱熹指出：“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21]朱熹對人物之性的理解已相當成熟[22]。1172年，朱熹作《記論性答稿后》稱：“此篇出于論定之初……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23]同年，《孟子精義》成書。這間接證明，朱熹此時對《孟子》11·2、11·3仍無論斷的可能性極低。因此，《讀余隱之〈尊孟辨〉》成書時間應早于乾道八年（1172年）。

第二個證據，從行文看，該書或是朱熹為答復余允文而作。《讀余隱之〈尊孟辨〉》載：“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審隱之以為如何。”[24]“降《黍離》、作《春秋》，不知果有繼周之意否，此一節更望見教也。”[25]兩句話都在詢問余允文的意見。那么，朱熹與余允文是否有交流的可能性？

余允文于隆興元年[26]（1163年）作《尊孟辨原序》，乾道八年[27]（1172年）作《尊孟續辨原序》。《尊孟續辨原序》稱：“余作《尊孟辨》岀以示諸友。或曰：‘溫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鄭之說不根，奚足辨哉？’”[28]余允文寫成《尊孟辨》后曾出示于友人，并收到了答復。1176年，朱熹在《劉共甫》一信中提到：“余隱之事，前日已嘗具稟……唯是隱之父子不解事，來此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29]朱熹與余允文同在福建且相識，有交流的可能性。

1180年，朱熹向廖德明提及：“余隱之所刊，聞之已久，亦未之見。此等文字不成器，將來亦自消滅，不能管得也。”[30]有論者據此指出，朱熹當時尚未見到《尊孟辨》[31]。細考其文，如果此信確實指《尊孟辨》，那么朱熹未見余允文之書，為何稱“此等文字不成器，將來亦自消滅”。朱熹既有評論，應是已見其文，而未見刊刻之書。此外，這段話也可能指1172年成書的《尊孟續辨》。綜上，從時間、地域、以及人物關系看，朱熹都有可能在余允文完成《尊孟辨》后與其討論，并作《讀余隱之〈尊孟辨〉》。

在內容上，疑孟派的觀點可歸結為三類：一是孟子的言行不符合孔子與六經；二是孟子不尊周王室勸說諸侯稱王；三是孟子性善論脫離現實。三者的邏輯在于，孟子的思想、言行違背孔子和六經，故孟子未繼承孔子之道。《讀余隱之〈尊孟辨〉》反駁的總思路是，孔子與孟子所處時代不同，天命與時勢各異，孟子與孔子不合處屬于“時措之宜”。《孟子集注》貫徹了這一思路，借二程之口講到：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涂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圣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32]

《讀余隱之〈尊孟辨〉》樹立起為孟子辯護的基本思路，并把六經與孟子的關系概括為：“《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33]由此，朱熹捍衛了孟子接續孔子傳道統的地位。

三、1171年的《盡心說》與1172年的《孟子精義》

1170年，朱熹對弟子說：“初解《孟子》時，見自不明。隨著前輩說，反不自明，不得其要者多矣。”[34]《孟子集解》初稿完成時，朱熹收集材料雖多，卻未得《孟子》要領，經過反復討論與修改方得其要。于是，《盡心說》與《孟子精義》應運而出。

《盡心說》作于乾道七年（1171年）。這一時期，朱熹還寫有《胡子〈知言〉疑義》《明道論性說》《觀心說》《記論性答稿后》等重要哲學文章亦與孟子思想相關。然而，唯有《盡心說》專就孟子思想而發，故本文僅取此文為朱熹孟子學著述。1170年，朱熹表示：“《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理頗分明，如《盡心》之說，舊來不曾下語，覺得諸說無綱領。”[35]同年，朱熹與張栻討論“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孟子》13·1）時指出：

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梏于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于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為性、天之所以為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36]

朱熹確立起解釋“盡心”的三個關鍵點：性與天貫通為一，本心廓然無限量，由窮理而體認天理。性與天貫通為一是朱熹對程頤“性即理”思想的繼承。其它兩點也與二程密切相關。

《盡心說》載：

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于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于形器之私，滯于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于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37]

《盡心說》進一步闡明天、理、性、心的關系，行文表達更嚴謹。因此，《盡心說》是以答張栻的書信為基礎修改而成，應作于1171年。

《孟子集注》直承《盡心說》的思路。《孟子集注》卷13《盡心章句上》載：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38]

歷經修改，《孟子集注》語言之洗練、思想之圓融又勝于《盡心說》。文字思想變化的諸多細節在此不展開，僅從兩處來看二者的異同。其一，兩文都強調天、理、性本貫通為一。《盡心說》按天、性、心逐一解說。《孟子集注》則依心、性、天順序注釋。差異是文體不同所致。《盡心說》意在說理，故由天到心，再從窮理復歸于本心與天理，次第分明。《孟子集注》旨在解經，故遵循原文盡心、知性、知天的順序，依經而注。其二，《盡心說》只言窮理，未及《大學》。《孟子集注》既言窮理，又以盡心、知性配致知、格物，更重視貫通《孟子》與《大學》。相同是思想的一以貫之。相異是朱熹后來注重會通四書的體現。

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將《論語要義》《孟子集解》修訂后合編為《論孟精義》（下文簡稱：《精義》），并作《論孟精義序》[39]闡明編撰之意。其中，《孟子精義》共十四卷[40]。《精義》成書后，朱熹又陸續發現一批新材料，經過修訂，在淳熙七年（1180年）將《精義》改名為《論孟要義》，并刊刻于豫章。考慮到前后修訂的變化，朱熹作《書語孟要義序后》說明：“后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于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于本章。”[41]據此可知，《論孟要義》是對《精義》的修正與補充，乃《精義》的修訂版。最終，朱熹將《論孟要義》改名為《論孟集義》[42]。

《精義》以二程語錄為主，附以張載（1020—1077）、范祖禹（1041—1098）、呂希哲（1036—1114）、呂大臨（1042—1090）、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1071—1142）共十一家之說，闡發《論語》《孟子》的義理。《論孟精義序》強調二程繼承孟子傳道統，并點明創作《精義》的目的是“明圣傳之統，成眾說之長，折流俗之謬”[43]。《孟子集解》收錄材料廣泛，未明確以二程為主。《孟子精義》則以二程思想為綱領，明確二程傳道統的地位。這是朱熹注《孟子》歷程中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論孟集注》成書多年后，朱熹仍強調《精義》的重要性：“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44]至于《集注》與《精義》的關系，朱熹稱：“《集注》乃《集義》之精髓。”[45]具體而言：

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別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這事難說。不奈何，且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義》。《集義》多有好處，某卻不編出者，這處卻好商量，卻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集義》，方始無疑。[46]

《語孟精義》皆諸先生講論，其間多異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47]

朱熹認為《精義》所收語錄的思想復雜，義理難辨，較《集注》更難理解。故而，學者須先讀《集注》，再辨別《精義》眾說的得失，所見道理才能透徹無疑。《集注》成書多年后，《精義》仍受朱熹重視，是研究朱熹孟子學的重要文獻。

《盡心說》通過辨析核心概念，厘清了注解《孟子》的關鍵一環。《孟子精義》以二程思想為中心，全面闡發《孟子》義理。一文一書勾勒出朱熹注《孟子》的義理框架，為《孟子集注》的登場做好理論準備。

四、1177年的《孟子集注》初成與《孟子綱領》《孟子或問》

淳熙四年（1177年），《孟子集注》初成，共十四卷，是朱熹孟子學的集大成之作。1175年，朱熹向張栻提到，《中庸章句》《大學章句》已修改一遍，《論語》暫未完稿，“《孟子》則方欲為之，而日力未及也”[48]。四書之中《孟子集注》最后完成。

《孟子集注》成書后，朱熹將其與《論語集注》合并，反復修改并多次刊刻。其中主要有四次。第一次，1184年，詹儀之（1123—1189）在未告知朱熹的情況下，于德慶刊刻朱熹的多種著作，《孟子集注》便在其中，即德慶本。第二次，1186年，朱熹修改四書后，由詹儀之刻于桂林，即靜江本。朱熹在信中提及：“病中整頓得《中庸》《孟子》，頗勝于前。”[49]靜江本較德慶本已有不小改動。第三次，1186年前后，趙汝愚（1140—1196）刻《語孟集注》于成都，即成都本。魏了翁（1178—1237）《朱氏語孟集注序》提到一個版本為“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刊”[50]。趙汝愚任職成都的時間為1186年至1188年[51]。成都本與靜江本刊刻時間相近，其內容應當相同。第四次，1192年，朱熹刻《論孟集注》于南康，即南康本。四年后，朱熹稱：“南康《語孟》，是后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52]朱熹去世后，其門人輔廣將朱熹晚年所授的《論孟集注》贈予魏了翁，此書“較以閩、浙間書肆所刊則十已易其二、三。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刊則十易六、七矣”[53]。足見朱熹在靜江本、成都本之后又有大幅修改。經過近二十年的修改，朱熹最終稱：“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54]

《孟子集注》既注釋音讀、訓詁文字、考辨制度名物，又引諸家之說、或附己見，以闡發經文思想，義理與考據并舉。1172年的《語孟精義序》已提出：“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55]1176年，朱熹批評張栻《孟子說》不解文意，僅以個人思想解經文，而注文“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后推本而索言之”[56]。朱熹反對當時輕視漢儒考據的風氣，強調注文的體例應遵循由訓詁到義理的順序，層層遞進。

《孟子集注》征引廣泛，共三百余條，涉及四十余家[57]。考據方面，朱熹注明征引趙岐處有37條，數量僅次于二程，并且有多處未稱趙岐之名而采納其注。義理方面，朱熹引二程語錄85條，并尊二程為“程子”。二程語錄不僅數量最多，還涉及孟子思想的各個方面。除孟子外，二程無疑是《孟子集注》中最重要的角色。二程及其門人語錄約占《孟子集注》引文的三分之二。《孟子集注》以二程理學為主導，大量吸收趙岐《孟子章句》的考據成果，成為一代經典。

《論孟集注》成書代表著朱熹解經的一大轉折。朱熹曾言：“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58]錢穆（1895—1990）就此點出其中深意：

“理在解語內”，是解者自說己理，乃解者之自有發明。此可謂之是理學。“理在經文內”，此非解者自持己理，特玩味經文而有得，為之發明其辭，理皆經文之理，非解者自持之理，此可謂之是經學。顧亭林曾云：“經學即理學也，舍經學安有所謂理學哉？”此其淵源，實亦朱子先發。故朱子之《論孟集注》，實乃朱子當時從程門理學轉入《語》《孟》經學一大轉手也。[59]

錢穆認為，“理在解語內”與“理在經文內”分別代表理學、經學的解經原則，而《論孟集注》標志著朱熹由二程理學轉向《語》《孟》經學。《孟子精義》以二程為圭臬解《孟子》。《孟子集注》的主要理論背景仍是二程理學，但注釋的重心已轉向《孟子》經文。“理在經文內”意味著，朱熹須將理學與經文熔鑄為一。《孟子集注》之所以是集大成之作，并促使《孟子》由子入經，在后世被懸為功令，皆與“理在經文內”的解經原則息息相關。

《孟子集注》初成后又經過長期修改。其間，朱熹圍繞《孟子集注》留下《孟子綱領》《孟子或問》《朱子語類·孟子》等三種著述，起到輔翼《孟子集注》之用。

淳熙四年（1177年），《孟子綱領》完成。《孟子或問》記載：“謝氏充擴得去者得之，然其猶在貫通之后乎！其以心專為發用，則吾于《綱領》之篇已辨之矣。”[60]“《綱領》之篇已辨之”指《孟子綱領》辨析謝良佐語錄，闡發心統性情一段。因此，《孟子綱領》先于《孟子或問》完成。此文篇幅短小，旨在闡述《孟子集注·孟子序說》對《孟子精義·孟子精義綱領》的取舍之意。例如，《孟子綱領》記載：“或問：‘《綱領》諸說，孰為要？’曰：‘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見于《序說》矣。其以藐大人，圣夷、惠，為非孟子語，則恐其未必然也。’”[61]此處取舍亦是朱熹與二程解經之異。

淳熙四年（1177年），《孟子或問》成書，共14卷。由于《論孟或問》提到《集注》，故《或問》成書應略晚于《集注》。朱熹稱：“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為集注，其余議論，別為《或問》一篇。”[62]李方子（1169—1226）《紫陽年譜》載：“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63]《或問》以問答的形式說明《集注》對《精義》的取舍之意。朱熹晚年說：“《論孟集注》后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64]隨著朱熹思想精進，《集注》已有較大改動，《或問》卻始終無暇修改，保持舊貌，導致二者相差甚多。不過，《孟子或問》畢竟為朱熹親撰，能反映朱熹當時的所思所想，有助于研究其孟子學的演變過程。

如何看待《孟子集注》與《孟子綱領》《孟子或問》《朱子語類·孟子》的關系，可借鑒四庫館臣之言：“其與《集注》合者，可曉然于折衷眾說之由。其與《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當日原多未定之論。未可于《語錄》《文集》偶摘數語，即為不刊之典矣。”[65]三種著述實為輔翼《孟子集注》之作，借助它們方能深入朱熹孟子學的種種曲折。

五、1192年的《孟子要略》、1195年的《四端說》及《朱子語類·孟子》

朱熹回憶早年讀《孟子》的體悟說：“二十歲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66]朱熹早年曉悟《孟子》的脈絡相貫，中年作《孟子精義》《孟子集注》逐章注釋，晚年又撰《孟子要略》（以下簡稱《要略》）總結《孟子》要旨。

紹熙三年（1192年），《要略》成書[67]，又名《孟子指要》《孟子要指》《孟子要旨》，共五卷，今已亡佚。金履祥（1232—1303）《孟子集注考證》載有《孟子》章節在《要略》中的位置，故尚能見《要略》章節的編排順序。后世學者據金履祥之書輯出《要略》，主要有兩種：其一為劉傳瑩（1818—1848）輯，曾國藩（1811—1872）疏解[68]；其二為束景南輯，收于《朱子全書》第26冊《朱子遺集》[69]。曾國藩統計《要略》共85章，較《孟子》260章缺175章[70]。《要略》的記載較少，《朱子語類》卷105《朱子二·論自注書·孟子要指》僅有五條語錄[71]。1197年，朱熹仍在修改《要略》并擔心“不合顛倒卻圣賢成書”[72]。

真德秀（1178—1235）《孟子要略序》把全書節目概括為：性善、仁義、論心、孝悌、義利、王道、道統[73]，七個節目呼應《孟子》七篇。曾國藩總結《要略》五卷的主題為：卷一論人性本善與復性工夫；卷二論孝悌之道；卷三論義利之辨；卷四論王霸之辨與治道之要；卷五論古代圣賢與為學之要[74]。真德秀稱：“先生之于《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75]《要略》是朱熹依其所理解的《孟子》脈絡，挑選、重排章節而撰成。故章節的編排順序體現了朱熹孟子學的脈絡相貫。《孟子集注》逐章逐句注解，全面完備。《要略》重編章節，篇幅簡短，思想精練，乃《孟子集注》的精簡版。基于簡明扼要的原則，文意明曉或難懂的章節都未選入[76]。正因其精簡，《要略》相較完備的《孟子集注》更能突顯朱熹孟子學的特點。

慶元元年（1195年），《四端說》完成。《四端說》不見于朱熹《文集》。陳埴《木鐘集》卷2《孟子》[77]收有此文。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5《仁義禮智信》[78]和《四書集編·孟子集編》[79]均載有《四端說》。《朱子全書》第26冊《朱子遺集》所收《四端說》源于《孟子集編》[80]。楊海文詳細考證陳埴《四端說》后指出：“陳埴的《四端說》與朱熹的《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實則異名而同實。”[81]《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又依據《玉山講義》而作。朱熹于甲寅（1194年）冬在玉山講學，故《四端說》應在1195年或稍晚完成。此節將重點考察《四端說》（下文若無說明，則指《朱子全書》所收《四端說》）與《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的關系。

相較《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四端說》改動約百字。其中顯著處有兩段，其余多數為字詞的調整：

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82]

凡物必有本根，[而后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83]

兩段文字也與《木鐘集》《西山讀書記》相關。（……）內僅為《四端說》所無。除此之外，《西山讀書記》與《四端說》所載內容基本一致。[……]內僅為《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所無。換言之，《木鐘集》與《西山讀書記》對上述兩段的記載相同。

《木鐘集》有段文字異于其他三個版本（[……]內僅為《木鐘集》所有）：

如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蹴爾嘑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妍丑美惡之事感，而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形]。[84]

陳埴所錄文字補入羞惡之心、是非之心。依據孟子四端之說，這一改動似乎更為完整。實則，朱熹特別提出惻隱之心、恭敬之心有其思想淵源。《朱子語類》卷6載：“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85]四端僅言惻隱之心與恭敬之心，意在突顯仁、禮屬陽，有舒暢發達的特點。

陳埴與真德秀所錄的《四端說》均源自朱熹，但在末段對“終始”與“始終”的用法卻各不相同：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8《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86]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木鐘集》卷2《孟子·四端說》）[87]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義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朱子遺集》卷4《四端說》）[88]

楊海文指出，“始終”是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圣之事也”（《孟子》10·1）的意義上使用，按朱熹的用法“如果仁、智并提，則為‘終始’”[89]。據此，陳埴、真德秀所記《四端說》在此段似乎均有瑕疵。

綜上，《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與陳埴、真德秀所記《四端說》的文字差異屬于修辭之別，思想實則相同。因此，《四端說》應是朱熹據《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修改而成。盡管此文在朱熹弟子的流傳之中產生諸多細節差異，卻不妨礙其義理之精妙。

真德秀評價《四端說》稱：“朱子四端之說，蓋先儒所未發。”[90]錢穆剖析《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說：

本書可分上下兩截。自“孟子之言性善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以上為前一截，專就孟子言四端發揮性善之義。自“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以下為下一截，乃根據《周易》與濂溪《太極圖說》發揮人之心性與天地大化之體之合一。伊川“性即理”之說，如是闡釋，始為涵括明盡。[91]

《四端說》融合各家思想，以孟子性善、四端為切入點，條理分明。此文義理高妙、文字簡練，充分體現出朱熹晚年的孟子學思想。

束景南推測《四端說》原載于《要略》[92]。《四端說》與《要略》在思想上確實高度契合。《四端說》前半部分由性善講四端，再由四端見人性之善；后半部分從仁義“是一個對立底關鍵”說四端，結合陰陽四時揭示天地萬化無窮之理。這與《要略》前三個節目，性善、仁義、論心相對應。即使《四端說》不載于《要略》，讀此文亦可一窺朱熹孟子學的脈絡相貫之處。

朱熹過世后，其門人將所記語錄匯編成《朱子語類》。《語類》諸多內容論及《孟子》，其中第五十一卷至第六十一卷依《孟子》章節順序專載朱熹論《孟子》語錄，即《朱子語類·孟子》。這一部分文字內容豐富，時間跨度大，是研究朱熹孟子學的重要文獻。

《朱子語類·孟子》存在著缺章和詳略差異大的情況。《孟子集注》共260章，《朱子語類·孟子》為151章，缺109章，且部分章節僅錄1條。因而，此書無法反映朱熹孟子學的全貌。李性傳指出：“《語錄》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為正，而論難往復，書所未及者，當為助。”[93]一方面,《語類》為門人所記，難免與朱熹思想有所出入，故不可輕易視之為朱熹的定論；另一方面，朱熹與弟子的問答從不同角度揭示朱熹的運思與思想變化，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六、附論《論孟精義》之易名問題

《論孟精義》與《論孟要義》《論孟集義》（下文簡稱：《要義》《集義》）之間的關系素有爭議，探究這一問題既是文獻研究的需要，也能深入體會朱熹注《論語》《孟子》的心路歷程。爭議可分為四種觀點。第一種，王應麟（1223—1296）、戴銑（1464—1506）、李默（1494—1556）認為，此書先名《要義》，后名《精義》，再名《集義》[94]。第二種，王懋竑（1668—1741）、錢穆指出，《精義》在先，后改為《要義》，最后定名《集義》[95]。第三種，四庫館臣、束景南主張，先為《論語要義》，后改為《精義》，又改為《要義》，再改為《集義》[96]。第四種，許家星提出，《精義》與《集義》同書異名，后定名為《要義》[97]。四種觀點各有文獻依據，自成一說，未有定論。其中分歧主要有兩點：一是《精義》與《要義》的關系，二是《集義》與《精義》《要義》的關系。該問題因文獻不足征，難以形成定解，但從現有文獻出發仍有研究的空間。

三個名稱中，《精義》和《要義》的命名時間有具體文獻作依據，前文已論，此不贅述。《書語孟要義序后》曰：“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98]這說明《精義》先于《要義》，并且朱熹此時尚未以《集義》正式命名《精義》。此條文獻也是反駁《要義》先于《精義》的關鍵證據。王懋竑指出，以《要義》在《精義》前的觀點是將《論語要義》與《論孟要義》混淆所致[99]。后世學者基本接受此觀點，但在《論語要義》與《精義》的關系上存在分歧。

四庫館臣以《論語要義》為《精義》的開端[100]。束景南指出，《論語要義》與《精義》“若是兩部書，朱熹斷不會自將兩部書取同名相混”[101]。盡管《論語精義》由《論語要義》修改而來，但是《精義》包括《論語精義》《孟子精義》兩種書，且《論孟精義序》闡明了編書的體例與用意，卻未論及與其他著作關系，故不宜將《論語要義》與《精義》視作同書。

《集義》與《精義》《要義》的關系最難確定，原因在于文獻不足征。因此，《集義》一名的辨析既要立足于朱熹的文字，也要援引同時代的文獻。《論孟集義序》的標題下注有一行小字：“初曰《精義》，后改名《集義》。”[102]故《集義》的正式命名在《精義》之后。那么，問題的關鍵就是《集義》與《要義》究竟何者為定名。

首先，朱熹常將《精義》《集義》互用。1183年，《答潘謙之》載：“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103]1191年，《答王近思》稱：“更檢《精義》中二程先生及謝、侯二說熟看。”[104]考之《語類》，朱熹同樣將二者混用，如以下四例。“此語似禪，某不敢編入《精義》。”[105]“丙午四月五日見先生……先生說：‘《語孟精義》皆諸先生講論。’”[106]“《集注》乃《集義》之精髓。”[107]“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義》。”[108]以上語錄均記于1183年之后。綜上，《精義》更名為《要義》后，朱熹仍沿用《精義》一名，且朱熹與弟子皆視《精義》《集義》為一書。

其次，相關著錄與朱熹后學都記載為《精義》或《集義》，而未提及《要義》。尤袤（1127—1193）《遂初堂書目》記為《論孟集義》[109]。陳振孫（1179—1261）《直齋書錄解題》記作《語孟集義》[110]。趙希弁《郡齋讀書志·讀書附志》錄為《論語精義》《孟子精義》[111]。《宋史·藝文志》記錄有《論語精義》《論語集義》《孟子集義》[112]。黃榦為朱熹所作的《行狀》記為《語孟集義》[113]。《語類》載：“近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人杰。《集義》）”[114]括號內為《語類》編者所標注。縱觀全書，《語類》編者用《集義》統一標注有關《集義》《精義》的內容。真德秀《論語詳說后序》稱：“《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注》終焉。”[115]“始有《要義》”指《論語要義》，“其次有《集義》”為《論語集義》。《四書集編》征引時亦稱為《集義》。各年譜也均以《集義》為定名。這不禁令人費解，朱熹將《精義》改名為《要義》，但為何相關著錄乃至朱熹及其后學卻罕言之。

《直齋書錄解題》在《語孟集義》條目下注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周孚先凡十二家，初名‘精義’，后刻于豫章郡學，始名‘集義’。”[116]此段略有瑕疵的記載是破解問題的關鍵。這段僅列舉十一家，卻稱“十二家”，相較《論孟精義序》缺“尹焞”，而多“周孚先”。由于《精義》成書時已有尹焞，故《直齋書錄解題》的缺漏或為一時疏忽所致。如果算上缺漏的“尹焞”正好十二家。“周孚先”正是《書語孟要義序后》中的“毗陵周氏”，而其四篇半《論語說》是《要義》刊刻于豫章時主要增補的內容。因此，陳振孫著錄之書當是1180年修訂后的版本。關鍵在于，陳振孫提到《精義》“后刻于豫章郡學，始名‘集義’”。朱熹曾準備刻《要義》于豫章，此處卻說《集義》一名始于豫章刻本。其中緣由難以辨明，至少可以確定，陳振孫了解到的信息是，《集義》的正式命名始于豫章刻本。

最后，再看朱熹的文字。除《書語孟要義序后》外，《文集》《語類》幾乎未提過《要義》。《孟子或問》兩次提到《集義》。“尹氏推說堯、舜孝弟之意亦佳，而《集義》未之載也。”[117]“予竊深有疑于其言，故不敢以列于《集義》之書。”[118]可見朱熹在1177年時已使用《集義》一名。然而，《集義》僅出現于《孟子或問》，而《論語或問》只稱《精義》，未見《集義》。面對這一差異，較為穩妥的解釋是，朱熹撰寫《語孟或問》時已使用《集義》一名，但尚未將《精義》正式更名為《集義》。

《文集》《語類》提到《集義》處基本在1180年后。結合陳振孫的記載，可以推斷朱熹最終將《精義》定名為《集義》。至于朱熹及其弟子罕言《要義》，原因可能是《要義》之名的使用時間較短，甚至朱熹有可能在豫章本正式刊刻前便更名為《集義》。總之，《精義》是最初之名，后更名為《要義》，最終改為《集義》。《要義》與《集義》是同書同版，《精義》與《集義》為同書的前后兩版。

錢穆從朱熹的心路歷程出發，精妙地剖析了《論孟精義》易名一事：

朱子先為《論孟精義》，只是把二程語及其他橫渠以下九家之說依次附于《論》《孟》各章之次，而名之曰《精義》，則若《論孟精義》即已在此。此其先后易位，輕重倒置，而宋代理學家一種高自位置之心，亦從而見。其后朱子又將《精義》改名《要義》，又改名《集義》，每改一名，其平實謙抑之意益見。然要之仍是以宋儒義說孔孟，非就孔孟說孔孟也。故乃繼之以《集注》。[119]

《論孟精義》的每一次易名都展示出朱熹愈加平實謙抑的態度，也反映出朱熹由以二程理學解孔孟，轉向以孔孟解孔孟的過程。《集注》的成書標志著這一轉變的完成。

總論朱熹孟子學的十種著述，《孟子集注》為集大成者；《孟子集解》《讀余隱之〈尊孟辨〉》是朱熹解《孟子》的準備階段，部分重要章節的解釋尚未確定；《盡心說》《孟子精義》《孟子或問》《孟子綱領》共同構成朱熹解《孟子》的成熟階段，基本的義理框架已經完成建構；《孟子要略》《四端說》則為完善階段的作品，朱熹對義理與文本的把握不斷精進醇熟；《朱子語類·孟子》記載的語錄涉及章節較多，時間跨度大，多數語錄屬于完善階段。除本文所論十種著述外，朱熹尚有諸多論及孟子的重要文獻[120]。例如，朱熹早年作有《仁術》《聞善決江河》兩首理學詩；《〈知言〉疑義》《仁說》《明道論性說》《觀心說》等文亦涉及朱熹孟子學的重要思想；朱熹與師友門人論及孟子的往來信件等等，各種文獻紛繁復雜，難以一網而盡。借助朱熹十種孟子學著述，并以此統攝相關文獻，能夠更深入地研究朱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

注釋

[1]例如：錢穆：《朱子之四書學》，《朱子新學案》第4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242頁；周春健：《宋元明清四書學編年》，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54—105頁；顧宏義：《宋代〈四書〉文獻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82—389頁；朱漢民、肖永明：《宋代 <四書> 學與理學》（修訂本），中華書局2021年版，第237—248頁；許家星《經學與實理：朱子四書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5—53頁。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增訂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版）和束景南《朱子大傳：“性”的救贖之路》（增訂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對朱熹四書學著述以及相關文獻有詳細地考訂。

[2]參見王建軍《朱熹孟學研究》（2019年揚州大學博士論文）。

[3][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37頁。

[4][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9頁。本文書信年代考證主要參考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如另有參考則單獨注明。

[5] [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2冊，第1802頁。

[6][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2冊，第1805頁。

[7]“《孟子解》此亦見從頭看起。”[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5冊，第4942頁。此信作于1170年，參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增訂本），第443頁。

[8] [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5冊，第4696頁。此信作于1171年前后，參見束景南：《朱子大傳：“性”的救贖之路》（增訂版），第254頁。

[9] [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2冊，第1811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10] [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2冊，第1813頁。

[11]此種序號注釋，以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第3版）為據。

[12][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587頁。

[13][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95頁。

[14]參見[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第294頁。

[15][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第314頁。

[16]生平考，參見段莉萍：《宋代學者鄭厚及其真詩論考》，《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第31頁。

[17][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4冊，第3517頁。

[18][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6冊，第979—980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19][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第332頁。

[20][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13冊，第332頁。

[21][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2冊，第1758頁。

[22]相關研究，參見陳來：《朱子哲學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26頁。

[23][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4冊，第3635—3636頁。

[24][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4冊，第3538頁。

[25][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4冊，第3546頁。

[26][宋]余隱之：《尊孟辨（別錄、續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6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19頁上欄。

[27][宋]余隱之：《尊孟辨（別錄、續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6冊，第550頁上欄。

[28][宋]余隱之：《尊孟辨（別錄、續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6冊，第549頁下欄。

[29][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5冊，第4899頁。

[30][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2冊，第2087—2088頁。

[31]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增訂本），第1085頁。

[32][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第205頁。

[33][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4冊，第3543頁。

[34][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冊，第439頁。

[35][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5冊，第4683頁。

[36]參見[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1冊，第1397—1398頁。

[37][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3冊，第3273頁。

[38][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第356頁。

[39]此序名為《語孟集義序》，原文有小字注曰：“初曰《精義》，后改名《集義》”。此《序》作于“乾道壬辰”（1172年），且文中稱書名為《論孟精義》，故知此《序》即《論孟精義序》。參見[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4冊，第3630—3631頁。

[40]有論者指出，通行本《論孟精義》既非壬辰（1172年）本，亦非足本。參見林樂昌：《張載佚書〈孟子說〉輯考》，《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4期，第119頁；[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點校說明》，《朱子全書》（修訂本）第7冊，第2頁；許家星：《朱子四書學形成新考》，《中國哲學史》2013年第1期，第13—14頁；又見許家星：《經學與實理：朱子四書學研究》，第51—53頁。

[41][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4冊，第3849頁。

[42]《論孟精義》經多次修訂、改名，過程關系復雜，詳見下文。

[43][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7冊，第12頁。

[44][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冊，第442頁。

[45][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冊，第439頁。

[46][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冊，第439頁。

[47][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7冊，第2764頁。

[48][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1冊，第1349—1350頁。

[49][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1冊，第1200頁。

[50][宋]魏了翁：《鶴山集》卷5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2冊，第596頁上欄。

[51]吳廷燮撰，張忱石點校：《北宋經撫年表南宋制撫年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45頁。

[52][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3冊，第3064—3065頁。

[53][宋]魏了翁：《鶴山集》卷5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2冊，第596頁上欄。

[54][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冊，第437頁。

[55][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4冊，第3631頁。

[56][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1冊，第1352頁。

[57]學者的統計各有差異，究其原因是引文繁雜，統計標準不同。陳鐵凡統計為319條、36家。參見陳鐵凡：《〈四書章句集注〉考源》，《論孟論文集》，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0、67頁。申淑華統計為333條、47家。參見申淑華：《〈四書章句集注〉引文考證》，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597—600頁。本文中趙岐、二程引文的數量為筆者統計。

[58][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冊，第438頁。

[59]錢穆：《朱子新學案》第4冊，第206頁。

[60][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6冊，第996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61][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4冊，第3584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62][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5冊，第4680頁。

[63][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3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6冊，第122頁下欄。

[64][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3冊，第2988頁。

[65][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94頁中欄。

[66][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7冊，第2630頁。

[67][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增訂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223、388頁。

[68]參見[宋]朱熹撰，[清]劉傳瑩輯，[清]曾國藩按：《孟子要略》，《續修四庫全書》第15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599頁；[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修訂本）第14冊，岳麓書社2012年第2版，第576—607頁。

[69]參見[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6冊，第65—98頁。

[70] [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修訂本）第14冊，第580—583頁。

[71]參見[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7冊，第2630—2632頁。

[72][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2冊，第2157頁。

[73][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2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4冊，第450頁下欄—451頁上欄。

[74]參見[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修訂本）第14冊，第583、590、593、598、602頁。

[75][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2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4冊，第450頁下欄。

[76][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7冊，第2632頁。

[77][宋]陳埴：《木鐘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3冊，第621上欄—622頁下欄。

[78][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5冊，第150上欄—151頁下欄。

[79]參見[宋]真德秀撰，陳靜點校：《四書集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15—617頁。

[80]參見[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6冊，第705—707頁。

[81]楊海文：《朱熹答陳埴書小考》，《中華讀書報》2013年11月6日，第15版《國學》。

[82][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6冊，第706頁。

[83][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6冊，第706頁

[84][宋]陳埴：《木鐘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3冊，第621頁下欄。

[85][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1冊，第106頁。

[86][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3冊，第2780頁。

[87][宋]陳埴：《木鐘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3冊，第622頁下欄。

[88][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6冊，第707頁。

[89]楊海文：《朱熹答陳埴書小考》，《中華讀書報》，第15版《國學》。

[90][宋]真德秀撰，陳靜點校：《四書集編》，第619頁。

[91]錢穆：《朱子新學案》第2冊，第31頁。

[92][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6冊，第707頁。

[93][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后序》，《朱子語類》第1冊，第3—4頁。

[94]參見[宋]王應麟：《玉海》卷4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4冊，第143頁上欄—下欄；[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7冊，第37、118頁。

[95]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第51、322頁；錢穆：《朱子新學案》第4冊，第196頁。

[96]參見[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第294頁中欄—下欄；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1446頁。

[97]許家星：《經學與實理：朱子四書學研究》，第52頁。

[98][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4冊，第3849頁。

[99][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第322頁。

[100]參見[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第294頁中欄。

[101]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增訂本），第459頁。

[102][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4冊，第3630頁。

[103][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3冊，第2590頁。

[104][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2冊，第1764頁。

[105][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4冊，第1269頁。此條為癸丑（1193年）以后所聞。

[106][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7冊，第2764頁。此條為丙午（1186年）所聞。

[107][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冊，第439頁。此條為己酉（1189年）以后所聞。

[108][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冊，第439頁。此條為辛亥（1191年）以后所聞。

[109][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4冊，第443頁上欄。

[110][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頁。

[111][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8頁。

[112][元]脫脫等撰：《宋史》第15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068、5069、5175頁。

[113][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7冊，第564頁。

[114][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冊，第440頁。

[115][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2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4冊，第450頁上欄。

[116][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第77頁。

[117][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6冊，第991頁。

[118][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6冊，第1005頁。

[119]錢穆：《朱子新學案》第4冊，第206頁。

[120]辛亞民主編的《宋代孟學史文獻集成》整理、收集有朱熹論及孟子的單篇文章。參見辛亞民主編：《宋代孟學史文獻集成》第22—25冊，鄭州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作者：郭矩銘，中山大學哲學博士，云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朱子學、四書學研究。在《廣西大學學報》《朱子學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原載：《國際儒學論叢（第18輯）》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