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處都是不穩定，正如布迪厄早就看到的那樣，新自由主義的統治有賴于在勞動者中制造一種普遍的持續的不安全狀態，科技的發展加速了這種狀態蔓延的過程。

作為普通人，我們一方面在做各種準備應對經濟大環境變化，另一方面，有意義的活可能確實越來越少了，AI出來之后，很多工作確實不再那么需要人類去做了，或者說，已經很多人在做，不必隨波逐流加入。

未來我們可能從傳統的勞動責任中擺脫出來，工作的公共意義沒那么強，但是并不意味著你就變得徹底的自我孤立。這時候需要你自己去探索，而不是由外部來告訴你。

面對強大的人工智能，所有人都是不自信的。如果機器能做得更快更好，我的價值在哪里？ 如果市場不需要我，我的價值在哪？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建立自己的自信，作為一個健康的人的自信，是基于客觀標準，但又不是基于外界肯定的自信。

簡單來說，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優勢做到極致，然后不斷地去拓展自己的邊界。

我們只有做自己優勢的事情的時候，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的時候，做需要創造力的事情的時候，才能找到真正的自信心。

既然自信不能是純主觀的，那是不是只能通過別人的承認呢？

發掘你的優勢有什么用，是不是最后還是要社會承認，是不是一定要通過自媒體、通過市場去變現的？

其實相比被人認可，做自己擅長的事情，所能得到的正反饋更加重要。別人的承認也是主觀的，我們需要的是同類的承認，更需要自己的承認。

因為一個人在進步中才可能看到自己的進步，要跟自己比，這是一個重新發現并創造自己的過程。

只有這樣才能建立穩定的內核，才能夠建立對我們生活的現代世界，對我們存在意義的徹底反思，活得更清醒，更自我。

同時，我們似乎也迫切地渴望確立人與AI的不可逾越的邊界，例如相比AI，人是獨特的、無法取代的，人有情感、有直觀、有感知。

但這些可能并不成立。簡單來說，AI是一個預測模型，我們的大腦也是一個預測模型。大腦的能力其實也就是模型的能力，是身體這個多模態模型的一個關鍵節點。

大語言模型跟物理AI都基于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復刻，自注意力機制讓模型能夠根據上下文進行動態的預測，而預測的過程就是模型不斷復刻現實世界中的因果與統計規律。

機器是能夠思考的，只不過是通過語言進行思考，是帶了智力的，甚至是能夠感知的，因為感知就是基于預測。

技術滲入了現實的權力和不平等，也正因此，AI的智力更可以為老板所用，剝奪你的議價權。

在這種不對稱優勢和普遍競爭的的框架下，現代社會形成單薄單一的優績主義傾向，它讓我們覺得人生應該修剪得非常的整齊，應該朝著一個完美的路徑去發展，成為體體面面的優等奴隸。

這是一個標準框架，工業社會消費社會培養的是標準化的人。早在AI誕生之前，技術異化和勞動異化問題就已經出現。技術哲學家斯蒂格勒描述了近代三個無產階級化的階段：

19世紀，工人淪為工廠和機器的附庸，導致了技藝的喪失。

20世紀，以電視、廣告為代表的消費文化外在地操縱了大眾的欲望，剝離了人們獨立安排生活的智慧，導致生活知識的喪失。

21世紀，以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數碼技術讓個體喪失了獨立判斷和深度思考的能力，導致理論知識的喪失。

如今無產階級化的程度在不斷加深，人的注意力、想象力也受到算法和平臺的剝削和重塑，互聯網算法為我們造成了一種新的封閉。

算法追求標準化、同質化、可預測性。可算法化的東西會逐漸滲透不可算法化的東西，侵占蠶食世界的模糊地帶，于是算法化模塊會無限增生。

技術本身是加速的，也就是相對于那些平行但更慢的節奏，因為現有框架下，速度（效率）和權力都更有優勢。

生活被調到可以被預測的頻道，所以我們越來越精準地被算法預測。

因為在預測之前就是一套分類和篩選的邏輯，難以識別的東西被排除在外，這樣，快就可以可以對慢進行降維打擊。

我們知道算法是不公正的、剝奪性的，但在現代社會中它同時又在維持社會總生產運轉，是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進行大規模協作的生產力基礎。

發達工業社會通過控制人的欲望和滿足來統治，對大眾的情緒的管理和安撫是很重要的軟性基礎設施。

宏觀來看，短視頻等娛樂的功能就是生產、封裝各種情緒，實際上是安撫者、是情緒服務人員。

并不像很多說法那樣，我們可恥地選擇了自我異化，而是不由自主地成為被資本主義總算法豢養的囚徒，根本原因是作為社會的生存條件的無產階級的生存條件要求個性的消滅。

所以，只能通過異化的方式對抗異化。最終我們不想也無法進行創造、生產，創造能力被系統性剝奪了。

那么，我們就需要顛倒跟技術的這種關系，讓對技術的更好的利用成為我們的自信的來源。所以我們需要從這種無意識，這種分工中解脫出來，重新個體化，重塑大腦，重返粗糙的現實，對自己重新進行校準。

這是一個新的脫嵌重組的過程，我們需要遠離那個習而不察的日常自我，恢復主動性，恢復跟自己的獨處，恢復一種深潛的習慣，感受多聲部的自己，重新保留一些沉默的、無用的時刻，訓練獵手的耐心，逐漸從消費者變成生產者。

這并非不可能，打斷并重開因果鏈本來就是人的主體性支點。

與此同時，我們肯定會看到各種關于創造力，關于AI解放人類的神話，它們要為科技公司爭取社會支持和更高的估值。

但真正的創造力要能改變現實。如果權力結構和分配方案沒有改變，普通人在生活、精神的各個環節完全依賴于自上而下的賞賜，那么所謂的創造不過是雜耍，是被允許的、自嗨式的消遣。

AI技術加快了財富集中度的提高，把人類積攢下來的財富進行技術集成，變成私有的東西了，變成新的權力形態，并把大部分人排除出生產的重要環節，排除財富傳導的過程。

我們目前正處于技術變革在發生但均衡點尚未出現的過渡期，向創造的轉變是一個結果，是衡量系統健康度的標尺。

我們能做的就是爭取更多地參與、理解和重估，哪怕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參與，同時不必過于悲觀，因為末日不會瞬間到來，末日只會在我們放棄掙扎的時候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