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紅軍長征時1935年1月突破烏江天險是長征途中的關鍵軍事行動，因此還拍攝了一部流傳甚廣的電影《突破烏江》紀念這次勝利，要知道，那時長征中的紅軍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尤以湘江一戰損失慘重，一直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局面。更為嚴重的是，這一時期紅軍的指揮權仍然掌握在錯誤路線領導人的手中，他們還極力主張紅軍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集合力量再與敵作戰，直至奪回失去的根據地。

此時，正確路線領導人詳細分析了現在敵我雙方的形勢，認為以紅軍現在的實力再與敵人正面對抗，湘江之戰的損失告訴我們一定會被敵人包餃子，陷入危難，并很有可能會全軍覆沒，只有趁敵未完成合圍之前，并不知道紅軍動向時迅速搶渡烏江，向敵軍力量薄弱的黔北挺進，開創川黔邊蘇區。這一決定得到了大部分指揮員的認同，隨后在貴州甕安猴場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史稱“猴場會議”。

猴場會議確立了“渡過烏江，建立川黔邊根據地”的行動方針。而就在這個時候，紅軍面臨的處境是十分的危急，前有中央軍吳奇偉4個師和貴州軍閥兩個師堵在中央紅軍前往貴州的路上，同時云南軍閥孫渡5個旅也正趕往烏江支援。后有湘軍何鍵5個師擋在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路上，阻止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側翼有廣西軍閥白崇禧兩個師也已經追到猾山地區，緊抓著中央紅軍不放。

而此時的烏江區域的孫家渡、楠木渡、桃子臺、茶山關、回龍場、江界河、袁家渡、巖門等8個渡口，由貴州軍閥侯之擔部的8個團分而駐守，且每個渡口都布置了極強的火力，每個渡口布有4門山炮，8門迫擊炮，18挺重機槍，54挺輕機槍，最為主要的孫家渡渡口還有一個機炮營，有4門75毫米克虜伯野炮，24門迫擊炮。

可以說，中央紅軍所面臨的局勢很是兇險，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如果不迅速行動擺脫，快速突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全軍覆沒的危險境地，畢竟不久前湘江之戰的傷痛還在。此時擺在中央紅軍面前的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強渡烏江。4萬紅軍渡過烏江就是生，渡不過去就是死。這就是古人說的“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背水一戰的道理。那么，紅軍數萬人如何在短時間渡過烏江呢？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強渡烏江，控制對岸，設法架橋，讓大部隊通過。

烏江，又名黔江，是貴州的第一道大江，兩岸是高聳入云的懸崖絕壁，江面波濤涌，最大水流速度每秒鐘在兩米左右，明暗碟石很多，自古有天險之稱。負責烏江防線的黔軍侯之擔嚴密布防，他甚至夸下海口：我烏江天險，連鳥也難飛過去。況且紅軍遠征而來，長途跋涉，加之湘江受挫，屢敗之師、疲備之師必難飛渡。

不過，這侯之擔說這話自有他的道理，據當地百姓介紹：烏江水深不可測，水勢急流，鵝毛也要沉入水底。除塘頭以下有小船外，只有苗船可通，除在渡口乘渡船以外，是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渡河。當地老百姓有句老話：“橫走天下路，難過烏江渡。”要安全渡過烏江，必須三樣東西——大木船、大晴天、好船夫。紅軍一樣都沒有。天還下著冷雨，霧氣從江面上升起來，對岸的山影隱隱約約，看著就叫人心里發毛。

且侯之擔早有準備，為防止紅軍乘船過江，侯之擔還下令，將沿江100公里內的所有船只全部燒毀，連塊像樣的木板都找不到。負責架橋渡江的紅軍工兵營長王耀南圍著江邊轉了一圈又一圈，腦子里翻來覆去地算，越算越覺得不可能——沒有船、沒有鋼纜、沒有足夠的木料，就算工兵再能干，也不能憑空變出一座橋來。據說前幾年，貴州軍閥王家烈跟猶國材打仗的時候，想在烏江上架浮橋，折騰了好幾天都沒架成。連有資源的本地軍閥自己都搞不定的事，紅軍拿什么去搞？

這時，上級領導接到情報，大批敵軍向烏江方向逼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愛日迅速渡江。否則，全軍將遇背水一戰、滅頂之災的險境，湘江之戰的慘劇將再次上演！1935年元旦這天，中革軍委下令，由干部團特科營工兵連架設烏江浮橋。團長陳賡和營長韋國清率領特科營奉命星夜急行軍60公里，趕到江界河渡口，2日拂曉，他們終于到達渡口。

負責架橋的領導來到江邊手里就拿了一根長長的竹竿，挽起褲腿在江灘邊上到處捅。他盯著江心的旋渦看了很久，像是在算水的流速和切角。烏江江面寬250米，最深處為15米，流速為每秒1.8米；上級要求工兵連要冒著敵人的炮火，在波濤洶涌的江面上架一座浮轎。但這很不容易！由于器材短缺、水流湍急，怎么也無法在湍急的水流里固定浮橋。工兵在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由于烏江水深流急，河底石頭大而光滑，橋樁難以固定，幾次被急流沖走。

此時，架橋專家讓人去搜集竹子，扎成巨大的竹籠，里面裝滿磨盤大的石頭。兩個竹籠上下扣在一起，最絕的一招是在竹籠四周捆了一圈削得尖尖的硬竹，竹籠隨后系上一條粗錨綱，每個石錨足有近千公斤重。石錨在竹筏上制作，用竹筏運到下水地點然后再推入江中，石錨果然將門橋拖住了，終于把浮橋架到了烏江對岸。大隊紅軍終于從這里過河，領導人走在浮橋上，不住聲地贊嘆道：“真了不起，我們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這樣的橋。” 中央紅軍全部渡過烏江，將國民黨“追剿”大軍甩在了烏江以北，強渡烏江，是長征途中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使紅軍再次避免了全軍覆亡的危險！，據負責具體指揮守這一塊的侯之擔的手下，他的侄子，當時擔任副師長、副指揮的侯漢佑晚年回憶中寫道：

1月3日中午，紅軍在孫家渡強渡猛攻，我軍守兵傷亡甚重，防御工事多被摧毀，機炮營營長趙憲群被打死，軍心開始動搖，離孫家渡約半華里的上游處，紅軍架有浮橋一座，形狀類似蜈蚣（這座浮橋甚為巧妙，以若干木排連接而成，接頭處用抓釘、繩索綁住，預測稍長于河面，南岸緊綁著一頭，另一頭由上游放松拉繩，即隨水流漸漸斜漂靠著北岸，便成了浮橋），南岸紅軍兩三千人正猛烈攻擊，分用木排強渡和通過浮橋沖鋒前進，很快大部隊就搶渡過來”。 在戰士們的英勇奮戰下，很快就占領了敵人所駐守的余下7個渡口，敵7個團的團長也都當了我軍的俘虜。

中央紅軍順利渡過烏江，沖破了反動派的圍追堵截。隨后，紅軍乘勝追擊，占領遵義。并在這里召開了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正確路線，中國革命這艘大船終于有了一位能真正駕馭其航行的舵手。中國的歷史，由此展開了全新的篇章。

針對這次紅軍搶渡烏江，我們在第二檔館館藏檔案中，找到了另一份1935年1月10日，標題為《侯之擔關于紅軍突破烏江的電報》。電報很長，前面有極大的篇幅描述自己率部英勇作戰，并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同時也記錄了紅軍英勇作戰的細節：“該匪竟猛攻三晝夜，片刻未斷。各渡均以機炮集中轟擊，架設浮橋強渡數十次……匪于冬日午后五時，突過烏江。……該匪渡江后，節節進攻，連日激戰肉搏。擔部雖傷亡過重，仍以孤軍固守遵義至虞晚……”。

盡管侯之擔為自己臉上貼金，甚至還想以阻止紅軍渡江來邀功，從而達到升官發財的夢想，便老蔣豈止是那么好糊弄，知道這次紅軍順利渡過天險烏江，接下來那就猶如猛虎下山 、蛟龍入海，蒼鷹翔天，從此走出長征以來的困境。因此，認為沒有阻止紅軍渡江的侯之擔被抓了起來，遭到撤職關押，聽說還要軍法從事，后來他的妻子和妻弟張郁熙經過多方打聽，懷揣了一張20萬銀元和100擔鴉片煙的銀票，賄賂關鍵的當事人，總算保住了侯之擔的性命。那么，這位曾經風光無限的軍長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結局又是如何呢？

侯之擔，名祖佑，字鐵肩，1894年出生于貴州桐梓縣，小時候就讀私塾及桐梓小學，后考入貴州新軍模范營，因有文化進入貴州講武學堂。畢業后任黔軍第一混成旅二團見習排長，后在毛光翔營部任少尉副官和團部上尉副官，后升任營長、團長，因與原國民政府貴州省主席周西成之叔伯內弟（土城人稱“叔伯舅子”）的親戚關系，在軍隊中升得很快，后來當上旅長、師長。

侯之擔有了權力及自己的部隊之后，任人唯親，此人表面上屬于王家烈手下的副軍長，但實際上所有的關鍵職務都是自己人，比如堂弟侯漢佑和弟弟侯之璽都安排在部隊擔任重要職務，他一個師有八個團，團長全是自己的親信。1934年紅軍長征在湘江之戰失利后，國軍高層就預感紅軍會進入貴州，急令王家烈要象桂系軍閥一樣抵擋紅軍進入貴州，計劃圍在湖南一帶。王家烈在貴陽召開軍事會議，任命侯之擔的部隊防守烏江。

此時的侯之擔最擔心的是隨之而來中央軍和王家烈趁機吞并自己的地盤，他認為烏江還是固若金湯的， 侯之擔此人嗜吸鴉片，白日睡覺、吸煙，夜晚辦公、會客，對部屬影響很壞，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兵吸食鴉片者頗多，故人稱侯部為“雙槍兵”（步槍、煙槍隨身帶）。侯之擔統治川南黔北時，軍政事務概交親信參謀長、秘書長處理，唯經濟權力自己掌控，對官兵薪餉極盡克扣，致官兵窮困，四處擾民，民不聊生。他以巧取豪奪所得，購置田產600多石（時每石折谷120斤），在赤水城西興修西式樓房大院（原赤水縣人民醫院），修建中不慎失火焚毀部份，侯之擔無事生非，以權勢逼迫敲詐巨富劉康等人籌款修復公館，購置豪華家具。同時加收捐稅搜刮民財，民眾怨聲載道。

侯之擔為了阻撓長征的紅軍入黔北地區，還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先是要求所轄各地在交通要道、主要隘口修筑碉堡，購置赤水兵工廠生產的槍支彈藥，組建保衛團協助防堵紅軍；二是采取各鄉鎮縣一把手負責制，調集地方門戶團練布防于各地要隘，封鎖轄區主要通道；三是赤水地區開征有剿匪捐、碉堡捐、隘口捐、自治捐、軍服捐、門戶練捐、癮民捐、禁煙罰金捐等苛捐雜稅，名目繁多，以致當地干人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居無定所、行無自由。

不過，侯之擔的這些烏合之眾在能征善戰的紅軍眼里，那可謂是一菜一碟，紅軍一進入貴州，就打得他的所謂部屬落荒而逃，侯之擔聽到烏江前線的戰敗內心很慌，他趕緊讓一個連的兵力護送自己回桐梓，易少荃和劉翰吾率兵到達遵義后，聽說侯之擔逃到桐梓后，他們也率兵往桐梓、習水逃跑。就這樣紅軍輕易占領遵義，這一仗侯之擔的教導師死傷四百多人，但有三千多人潰逃。

侯之擔以“戰斗不力”為由，撤職查辦后，殘部由其堂弟副師長侯漢佑帶領，繼續與紅軍為敵，接下來，紅軍在土城擊潰侯之擔殘部占領土城。在土城組織宣傳，發動群眾沒收地主羅利浦等官紳的財物，打開地主豪紳的糧倉，把糧食分給貧苦人民。打開“永興隆”等鹽號的鹽倉放鹽予民，沒收毛洋（銀元）35940元，銅元6540千，開倉分鹽4850斤。土城人民無不歡心，把紅軍當成自己的親人。當地群眾走向街頭，手舉三角紅旗，加入了歡迎紅軍的隊伍。紅軍在赤水受阻、青杠坡戰斗告急的危急關頭，中革軍委改變從赤水方向北渡長江計劃，決定在渾溪口架設浮橋西渡赤水河。是干人主動幫助紅軍找木船、卸門板、砍毛竹等，予以大力支持，使紅軍在赤水河上一夜之間搭建了兩座浮橋，讓3萬紅軍順利渡過赤水河，實現了一渡赤水、轉戰川南的勝利。

沒有職務的侯之擔后來寓居赤水，曾任哥老會義字旗大爺、會道門組織“川東南慈善總會”理事及該會第十四區部會務主席，在赤水等地發展信徒，進行封建迷信活動及反對紅軍的宣傳，后加入青幫，在赤水一帶發展門徒。本來，侯之擔作為紅軍入下的敗軍之將，后來也沒有任何職務，即使是解放后也能安度晚年。

然而，到了解放戰爭末期，不識時務的侯之擔又四處活動企圖東山再起，那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正是缺少這樣的人，就死馬當活馬醫，讓侯之擔當“川南邊區自衛救國軍”總指揮、川黔邊區政治特派員，在當地招募土匪和潰兵。侯之擔在成都領取了幾百支槍后，就準備在山區和解放軍頑抗，但最后還是被消滅。

1950年，新中國成立后，侯之擔伙同軍統特務華明兆一道，逃往四川富順縣古佛場華家灣“十全慈善會”悠游宮（經堂）潛伏，化名王章，削發為僧。1950年正月先后在瓦子窯會晤匪首潘厚坤、潘國俊，商討反共軍事陰謀，但二潘不接受侯的指揮，侯之擔又化名陳錫齡在富順、瀘州農村以念經看地為掩護，繼續潛伏。

1950年9月28晨，一個肥胖的“和尚”正盤腿敲木魚，嘴里念念有詞。面對質問，他猛地站起來合掌高喊：“我已皈依佛門，六根清凈了，你們為何還要抓我？”這個滑稽場景讓戰士們哭笑不得——眼前這個自稱“出家人”的，竟是曾經的軍長侯之擔，后押解赤水歸案。同年12月，經赤水縣人民法院公審判處死刑，在赤水執行槍決。由此實現了土城人民“活捉侯之擔”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