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難免》

心臟，是人體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一旦它停止輸送血液和氧氣，身體組織就會以不同的速度死去。當心外科醫生為心臟做手術時，他們的柳葉刀上懸著死神的鐮刀，也懸著一個家庭的命運。

在心臟上動刀子，是什么感覺？這些執刀者的日常，又是什么樣的？

執業五十多年的心外科醫生韋斯塔比認為，他們是一群受腎上腺素驅使的非正常人士。他喜歡觀察、打開、再修復一顆心臟，就像機械師喜歡掀開轎車的引擎蓋修理引擎。他蔑視許多醫療體系內的規定和流程，曾在一位病人身上大膽使用了一項未經驗證，以前也從沒成功過的新技術；也曾冒著孕婦和胎兒雙雙死亡的風險，給一位懷孕十四周的孕婦置換主動脈瓣膜——但這一切都是為了呼應患者的請求，盡可能地救命。

讀到這里，藝高人膽大的韋斯塔比或許很像把人類當作小白鼠的瘋狂醫生。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和他的同行們缺乏共情能力。事實上，韋斯塔比成為心外科醫生的重要契機正源于他那位死于心臟病的外公。而他人生中目睹的第一場手術，更是一場慘烈的失敗，自那以后，那位已故病人的靈魂仍時不時在他的夢里徘徊。

“去掉”，而非“抹除”共情，是支撐韋斯塔比職業生涯的基石。過度共情無法使下一場手術變得更加成功，只會讓那只拿著手術刀的手更加沉重。而挽救更多性命，才是醫生的職責。

“心臟手術都有風險。既然做了外科醫生，就要一意前行，決不回望。一臺手術做完，就接著治療下一個病人，我們總是期盼更好的結果，從不懷疑。”

下面，讓我們回到六十年前，與年輕的韋斯塔比一起旁聽那場關乎生死的手術課。

下文摘自《打開一顆心：一位心外科醫生手術臺前的生死故事》

斯蒂芬·韋斯塔比 著

01

1966年11月，我18歲，正在查令十字醫院的醫學院讀第一學期，開學還不到一個禮拜。當時的我想要親眼看看一顆生機勃勃的跳動心臟，而不是解剖臺上的一塊黏糊糊的死肉。學校門衛告訴我，街對面的醫院每周三會做心臟手術，我想看的話就該去乙醚廳，爬上沒有人去的頂樓，找到屋檐下方的一道綠門。

那天下午，時候不早，天色已經暗了。河岸街上細雨蒙蒙，我出發去找乙醚廳。

穿過綠門是一條落滿灰塵的昏暗過道，里面堆著老舊的麻醉機器和廢棄的手術器械。在不到十米外，我看見了穹頂下手術室的燈光。

我站立的地方是一間舊手術室的參觀廊，下面不到3米就是手術臺。一層玻璃滿懷敬意地將參觀廊與手術臺上的緊張場面隔開。參觀廊里有一道欄桿，還有一條弧形的木頭長凳，一代代外科學生扭動的背部把它磨得十分光滑。

我坐下，雙手扶住欄桿。四下沒有別人，只有我和死神。

《手術兩百年》

透過蒙了一層水汽的玻璃，我費力地朝下方望去。這是一臺心臟手術，病人的胸腔還開著。我邊走邊尋找最佳的視點，最后在主刀醫生的正上方停下。

手術團隊已經置換了病人的二尖瓣，但那顆心臟仍在為脫離心肺機而掙扎。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一顆跳動的人類心臟，就連我這新人也看得出來，它太虛弱了，那鼓脹的樣子像一只氣球，雖然還有脈動，但已經不在泵血。

主刀醫生用手指捅了捅心臟，左右心室都收縮了幾下。他又捅了捅，心律恢復了一些。“太慢了，給我一針腎上腺素。”他接過注射器，毫不手軟地從右心室扎到左心室，用針頭射進一股清澈液體。接著他用修長的手指按摩心臟，想把這股強力興奮劑推進冠狀動脈。

感恩的心肌立刻有了反應。接下來的一幕和教科書上寫的一模一樣：心率開始加快，血壓開始飆升，它越來越高，幾乎到了沖破縫合線的危險境地。接著，就像是慢鏡頭，主動脈上插管的部位破了一個口子。

嘩啦！就像間歇泉噴射，猩紅色的血液直噴到手術燈上，幾名醫生也給濺了一身血，綠色的手術巾也浸濕了。有人小聲說：“壞了。”他說得太保守——這場戰斗，他們輸了。

還沒等他們用手指堵住創口，心臟就已經流空了血。血從手術燈上一滴滴落下，幾道紅色的溪流在大理石地面上流動，粘住了他們的橡膠鞋底。麻醉醫生發瘋似的朝靜脈里擠壓血袋，但已經不起作用了。

生命的氣息迅速消逝。當注入的腎上腺素效力減退，這顆腫脹的心臟像氣球一樣鼓起，再也不動，永遠停止了。

幾個醫生在絕望中默默佇立。每周都是如此。接著主刀醫生離開了我的視野，麻醉醫生也關掉呼吸機，等待心電圖變成一條平線。他從病人的氣管中拔出管子，然后也從我的視野中消失。病人的腦已經死亡。

就在幾米開外的地方，霧氣籠上了河岸街。下班的人們匆匆走進查令十字車站躲雨；辛普森餐廳和魯爾斯餐廳里，有人終于吃完了午餐；華爾道夫酒店和薩伏伊酒店內，酒保正在搖晃雞尾酒。那些皆是生機，這里只有死氣。

手術臺上剛剛有人孤獨地死去。不再痛苦，不再氣短，不再有愛，也不再有恨。什么都不再有了。

02

灌注師把機器推出手術室。在服務下一個病人之前，它還要用幾個小時來拆分、清洗、組裝和消毒。只有洗手護士還待在原地，接著麻醉護士也進來了，她剛剛在安慰等候室里的下一位病人。兩個人摘下口罩，默默站立了片刻。

周圍所有表面都灑滿了黏稠的血液，病人的胸腔也依然敞著，但她們好像都不在意。麻醉護士的手探到手術巾下，握住了病人的手掌。洗手護士從病人臉上拉下浸透鮮血的蓋布，把它甩到一邊。這時我看見了，那是一名年輕女子。

她們都不知道我就在上層的乙醚廳里。沒有人看見我進去，除了死神，而現在它也帶著病人的靈魂離開了。

和兩個護士一樣，我也不能離開。我要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她們從病人的裸體上揭下血淋淋的手術巾。我在心中無聲地吶喊：把撐開她胸骨的丑陋牽開器也拿走，讓那可憐的心臟回到原來的位置吧！當她們終于撤掉牽開器，她的肋骨縮了回去，那可憐的沒有生命的器官重新被蓋住。它平躺在那里，空了，敗了，上方只有一道可怕的深深裂縫。

她就這樣在手術室里那些纏著管線、泡著鮮血的機器之間永遠消失了。我對這一幕準備好了嗎？這是我要追求的嗎？

現在是晚上六點半左右，我本來說好了去路邊那家酒館和橄欖球隊的人一起買醉的。但是我怎么也走不開，仿佛被眼前這個空殼、這具皮包骨頭的尸體吸住了。我從沒見過這個病人，現在卻感覺跟她很熟了似的。畢竟我陪她度過了她這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光。

現在只剩下我們兩個了，我和遺體。手術燈依然照在她臉上，她的眼睛直直地盯著我。她們為什么不給她閉上眼睛呢，就像電影里演的那樣？透過那兩只擴散的瞳孔，我能望見鐫刻在她腦海中的痛苦。

根據我偷聽到的零星對話，再加上一點醫學知識，我大致描繪出了她的生平故事：她今年20多歲，出生在倫敦東區。父母在德軍轟炸中喪生時，她肯定還只是一個小孩子。帶著那些戰爭景象和巨響留下的創傷度過童年，她總害怕一切會分崩離析，只留下她孤單一人。

《倫敦大轟炸》

她在貧困中長大，患上了風濕熱，那是單純由鏈球菌引起的咽喉痛，但會誘發破壞極大的炎癥。風濕熱在貧困擁擠的地區相當常見。也許她有幾個禮拜關節腫痛。她不知道同樣的炎癥發展到了心臟瓣膜。那個年代還沒有這方面的診斷檢查。

她患上慢性風濕性心臟病，成了大家口中的病孩子。她懷了孕，這讓情況更加糟糕，因為她那顆患病的心臟必須更加辛苦地工作。她開始呼吸困難，渾身浮腫，但總算熬到了生產的時候。也許倫敦醫院成功地為她接了生，但是也發現了心力衰竭的跡象。心臟有雜音，是二尖瓣關閉不全。

他們給她開了心臟病藥物地高辛，想讓她的心跳強健一些，但是她沒有遵醫囑服藥，因為那藥讓她惡心。很快她就渾身乏力，呼吸困難，沒法再照顧孩子，就連平躺都做不到。她的心力衰竭越發嚴重，前景很不樂觀。他們推薦她到城里找一位外科醫生。他和藹而富有同情，說只有在二尖瓣上動手術才能治好她的病。

但結果并非如此。手術終結了她悲哀的生命，東區又多了一個孤兒。

03

我還坐在原地，手臂搭著欄桿，雙手撐著下巴，從乙醚廳的穹頂望向空蕩蕩的手術臺的黑色橡膠表面。在我之前，一代代預備外科醫生都曾在這里觀望。

乙醚廳是一座上演角斗賽的環形劇場，人們來到這里，俯瞰一幕幕生死戲劇。如果當時有人和我一同觀看，分擔這可憐女孩的死和她孩子的悲慘命運帶來的沖擊，這景象或許還不會那么殘忍。

幾個助理護士帶著拖把和水桶進來了，她們要抹掉她最后的痕跡——干結在手術臺周圍地面上的血，邁向手術室門口的血腳印，麻醉機和手術燈上的血。到處都是血，現在她們正小心翼翼地擦掉。

我知道自己該走了。但是我看見手術燈的頂上還有一點血跡，除我之外沒人能看見。它粘在那里，已經變成了黑色，好像在說：“我的一部分還在這里。記住我。”

綠門在我身后關上，我走進那部顫巍巍的電梯。她的遺體剛才就是從這里送去太平間，放進一只冷冷的冰柜里。

尸檢通告貼在醫學院門廊的公告板上。我看見她也在名單里，時間是周五上午。她名叫貝絲，不是完整的“伊麗莎貝絲”，只是貝絲，今年26歲。準是她。

那天在乙醚廳里，貝絲給我上了相當重要的一課：不要糾結。要像她的主刀醫生一樣，手術完了立即走人，明天再救別的患者。

糾結于病人的死亡是一個危險的錯誤，到今天依然如此。我們必須從失敗中學習，爭取下一次能有所改進。如果沉迷于悲傷或者悔恨，只會帶來無法承受的痛苦。

《疼痛難免》

1972 年，我取得行醫資格之后，老查令十字醫院就歇業搬遷了。當最后一個病人離開了河岸街上的這個著名地標，我們很多學生回到那座空蕩蕩的建筑，緬懷自己受過的訓練。

我重新乘上那部晃晃悠悠的舊電梯上到屋檐，最后一次推開乙醚廳那道綠色的門。這里的電燈還亮，但所有積灰的古舊設備都搬走了。我試探著踏過木板，就像六年前那樣望向下面的手術室。

我看得真切：貝絲的最后一滴血仍在手術燈頂上，黑黑的，染在上面，擦不掉也夠不著。他們始終沒能洗掉她的痕跡。

貝絲常在夜深人靜時來找我，特別是在那些艱難的日子——那樣的時候還真不少。她懷里抱著孩子，脆弱的胸膛上撐著冷冰冰的金屬牽開器，死去的心臟空空的，一動不動。她朝我走來，膚色蒼白，眼睛睜得很大，銳利的目光直盯著我，和那天的情景一模一樣。

貝絲希望我當一名心臟外科醫生，我沒有辜負她。我在這行很優秀。然而盡管我竭盡所能，還是有病人走上通向天堂的快車道。有多少人我實在不知道。我像轟炸機飛行員，對死去的人不會多想。我猜這個數字超過了300，400應該不到。

在這些人中間，只有貝絲的魂會來找我。

生與死，勝與敗，希望與絕望，這些狀態之間只有一線之隔，只要多死幾個肌肉細胞、血液中的乳酸高出分毫、腦部稍稍腫脹，就會使人從前一種狀態進入后面一種。

舉著鐮刀的死神盤踞在每一個外科醫生的肩頭，死亡永遠是最后的結局。人死不能復生。

看見一顆心臟，你要忘記它是愛和奉獻的源泉；看見一個腦子，你也不要把它視為靈魂的容器。

忘記這些，統統切開。

封面源于電視劇《疼痛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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